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谕，一反以前所降旨意，说是：“浙江余杭葛毕氏一家，前着提督学政胡瑞澜严讯，以案无出入，仍照原拟罪名定谳，经刑部查核，案中疑窦甚多，已咨令逐条查覆。兹着浙江巡抚杨昌浚提集全案人证起解至京，交刑部审讯。”
    《申报》在此案中对杨乃武一直表同情态度，它在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发表了这道上谕后，第二天，更明确表态说：“本馆与杨乃武无一面之缘，特以物议沸腾，故屡次代言陈述，欲邀浙宪稍一动心，虚心研究，俾成信谳。所惜胡（瑞澜）侍郎固执如前，杨中丞回护于后，今既承刑部提讯，自有水落石出之日”云云。有人说《申报》是英国人所创办，它代表着帝国主义想攫取中国法权的野心，所以别有用心地暴露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刑讯逼供的残酷，同时宣扬对人犯从不动刑的西方司法制度的优良。这说法并不十分正确。《申报》虽说是英国人创办，但它是一张中文报纸，主持笔政的都是中国的文人学士，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所以它的表同情于杨乃武是无怪其然的。另一方面，由于主办人是商人，生意眼的观点超过了政治立场，他的目的在博得中国人的好感，推广销路，所以报纸上并没有过分露骨的政治宣传。对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尽管余杭县和杭州府都已动了非刑，杭州府的刑具天平架更为惨毒，报纸上也是毫无记载，这是只要查一下旧报就不难明瞭的……
    且说胡瑞澜兴高采烈地试士归来，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放在他案头的刑部文书竟不是依照原判罪名定谳，而是咨令他逐条答复案卷中歧异之点。当时矛盾这个外来名词还没有传入中国，凡属矛盾，都称歧异。刑部认为歧异之点有：刑部认为歧异（矛盾）之点有：葛云飞（字品连）如确系中毒致死，其母葛喻氏当时就应看出迹象，何以竟默无一言，备棺成殓。过了几天，却以儿子死因不明具状投县请验，状中只说盘问媳妇，言语支吾，何以覆审时又供称向媳妇盘出听从杨乃武下毒谋害？在此以前不提杨乃武共谋？杨乃武谋妇杀夫，事虽机密，但男女恋奸情热，绝不会丝毫不露形迹，密谋给毒，亦非一次可以完成，何以邻居王心培竟从未发现杨乃武与葛毕氏往来？钱宝生乃案中要证，卖砒霜系案中关键情节，何以初审仅凭供给定案，复审亦不令其与杨乃武对质，便纵命回家。这些歧异（矛盾）之点都是胡瑞澜很难回答的。为了掩饰他的办案草率，不加详查，含糊定谳，使他不得不重提案内一干人证，会同府县再行详讯。还没有等他把案中歧异（矛盾）之点作出答复，便接奉谕旨，着杨昌浚提集全案人证解往京都，交刑部审讯……
    这一来，可使胡瑞澜慌了手脚，最使他担心的是案中的关键人物钱宝生，只要这人否认曾卖砒霜给杨乃武，案子便全盘推翻，根本不能成立。可是这人非常难弄，单是叫他到省投案，就已怨声载道，逢人诉苦，何况要他远道赶赴京城，确说，历审所以不使他和杨乃武对质，正因为两人一经对面，真伪立见，双方素不相识，何能轻易卖买毒物，可是全案人证解到刑部，刑部能不令他们对质吗？钱宝生过去就有宁死也不再枉攀杨乃武的话，谁能担保他到刑部不也如此招供，这样，原判便被推翻，自己依原判定谳，也难免不受处分，顶戴岌岌可危了……
    胡瑞澜寻思无计，他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便不择手段，起了杀心。于是唤过心腹跟丁朱春恒，屏退左右，亲自填写了一张传票交给他道：“你可到余杭县仓前镇爱仁堂药铺传店主钱宝生到案，对他说，案子已交刑部审讯，他是案中要证，必须到京候审，叫他从速收拾，准备赴京。他如口出怨言，不肯前去，你就找个机会，把他干掉。”朱春恒眉毛一扬道：“怎样下手干掉他？”胡瑞澜眼珠一转道：“你先买一包巴豆粉藏在身边，从省城到他店里，时候已晚，你是公差，他少不了要管待你酒饭，如他小气，不肯款待，你可拉他出外喝酒，悄悄把药下在酒里，这样就可把他干掉。”朱春恒道：“吃了巴豆粉，只会闹肚泻，万一不死，怎么办？”胡瑞澜道：“不死也得生病，现在只要他无法到案与杨乃武对质，把案子弥缝过去就行，不必管他死活。”朱春恒领命，藏起传票便待外出。胡瑞澜又叫住他道：“回来，还有话吩咐你，你去名义上是传他到案，实际上是要他不能到案，这一点你大概也明白，他病了或死于非命，怎么还能到案呢？”朱春恒道：“小的懂得，只要干掉了他，就带了传票回来密报太爷。”胡瑞澜道：“不止如此，最要紧的是不能露出风声，留下痕迹，让人家不知道是我派你去的，如果他店里用了伙计，更要注意。好在钱宝生是个乡愚无知之人，他连传他到案审讯的是哪一家官府都不知道，你也不必告诉他是谁来传他的，只要说此案已交刑部办理，叫他到京候审就是了。”朱春恒点头会意。
    胡瑞澜猜得不错，钱宝生这时果然用了个伙计，但并不是他自己雇佣的。原来仓前镇上就只有他这一家中医铺，他既被牵连在杨乃武的案子里面，到省候审，不能回店，店里就剩他老婆一人，是个不识字的妇女，无法照顾店务。章伦香对县主说了，刘锡彬也知道他在案中关系重大，不得不拿出钱来帮他料理，由章伦香找了个伙计来代他照顾店务。这店伙虽说也是中药一行的里手，但店里药材有出无进，营业日趋衰败。钱宝生回店后，觉得店里少不了一个伙计，便继续留用，派这店伙计出外采购药材，他自己则应付门市营业……
    朱春恒的到来和传达人所负的使命，使钱宝生又惊讶又气愤，他对着那张传票大叫大嚷地说：“真是坑死人了！我要找章师爷和县太爷问问，为什么硬要我冤枉好人，我根本不认识杨乃武，从来没有卖给他砒霜。什么包我无事，不必到案，写给我包票，保证此案与我无干，原来全是骗人的！他们作弄我掮木梢，害得我牵连在这桩案子里，留在省城回不了家，店里有出无进，几乎关门！现在更好，索性要我到京城去候审了，北京城这么远的路，去了知道几时能回来，这不是坑死人吗？”朱春恒冷冷地道：“这话你自己到北京刑部去说，我只知奉命传唤，别的都不关我的事。”钱宝生听朱春恒的口气并不严厉，不觉萌生了一线希望，便央求道：“老哥，你能不能帮帮我的忙，不押我到案，我实在给这断命的案子害苦了！好没来由，真是不知哪里来的晦气，我好端端的一份家业差不多都快断送了！老哥，请可怜可怜我吧！只要能够不去，我这里少不了有一笔谢意。”朱春恒早经胡瑞澜授意，目的在干掉钱宝生，并不在他到案，当下便说道：“你去想你的办法，我只是奉命传你，并不定要押解你到案，俗话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哪一处行不得方便？就怕案情重大，由不得你不过门。”钱宝生听了这话，满心欢喜，看看天色已晚，便去上了排门，一把拉住朱春恒的手臂说：“来！来！老哥，我请你喝三杯，今夜就在小店歇宿，明天回省城交差，就说我有病不能到案好了。”朱春恒正中下怀，更不推辞。钱宝生关好了门，从柜台角落里取出一瓶酒来，放在店堂内小方桌上，笑嘻嘻地对朱春恒说道：“小可别无他好，就是喜欢喝酒，这是我们绍兴地方有名的女儿红，少说点也陈了十多年，就是没有下酒菜，老哥请宽坐一会，等我上街去买一些来。”朱春恒望着酒瓶，嘴里说“不用破费”，心里却巴不得他赶快离开眼前。见他从帐台里抓了把钱出门去了，店里无人，立刻从身边取出巴豆粉末，倒入酒瓶里，看着粉末慢慢地从酒里落下去，并不把瓶摇动。他知道自己单喝上面那一屋，没有多大妨碍，让沉淀在下面的巴豆粉全给钱宝生喝下去，就足以使他一夜泻十多次，致他的死命了。过了一袋烟工夫，钱宝生手捧几个纸包回来，解开放在桌上，无非是些卤鸭、糟鸡、牛干、猪头肉等下酒物，他找出两个酒杯，斟满了酒，两下就对酌闲谈起来。朱春恒问他：“宝号就只你老哥一个人吗？”钱宝生叹口气道：“本来只有我一个，后来因为连累吃了官司，留在省城不能回家，店里生意无人照管，章师爷才给找来一个伙计，现在出门采办药材去了，床铺空着，正好给老哥睡。”朱春恒又问：“有几位宝誉？”钱宝生道：“就只我和房下两个，没有生过子女。也不知是命里勿修，还是不该作假证，冤枉好人，天老爷罚我断子绝孙！”朱春恒几乎要笑出声来，勉强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闲谈。钱宝生只是懊悔当初不该听信县主的怂恿，承认曾卖砒给杨乃武，并且无限感慨地说：“一个人作不得亏心事，我就因为不该冤枉好人，弄得现在这样倒霉，这也是眼前报应！”朱春恒假意劝慰了几句，一面处处留心，不敢多喝酒，只把杯子在嘴边抿抿。钱宝生却打开了话匣子，谈个不住，越谈得高兴，酒也喝得越多，直到把瓶里的酒全喝个干净，才点起灯，叫老婆送上饭菜。饭后又喝茶闲谈了一会，乡下睡觉早，便各自安寝了。朱春恒心上有事，不敢合眼，侧耳听店后房内动静，到了半夜，只听得钱宝生不住地嚷嚷肚子疼，接着传来的是上马桶肚泻的声音，一连七八次，心中暗喜得手，捱到天亮，趁他们夫妻在房内忙乱，悄悄开了店门，人不知鬼不觉的给他们个不辞而别。但因未得死亡确讯，还不肯就走，在对面茶馆内喝茶消磨时间，直到药铺内响起了阵阵哭声，才喜孜孜地回衙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