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两手，“剿”抚兼施，是蒋介石在对待政敌，解决地方军阀势力经常使用并屡屡得手的伎俩。他把此伎俩运用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力量，但却计划落空。
    事例：
    1933年，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此前，蒋介石曾四次组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均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指挥根据地的军民所粉碎。这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实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后来成为著名的“万里长征”）。蒋介石这次军事“围剿”得手了。
    蒋介石并不满足这一胜利，他的目标是将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彻底予以铲除他说的所谓“赤祸”。在南昌坐镇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转移的情报后，立即召集高级将领，进行追堵剿灭红军的军事部署。在广东、湖南、广西几省，沿着红军可能要经过的路线，部署了四道封锁线。这些封锁线虽然没有阻挡住红军，但却使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在广西和湖南的交界处突破“湘江封锁线”，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蒋介石仍不罢休，还在红军前进的方向，或布下“口袋”、或布置很多部队把守关隘、江防，前堵后追，亲自坐镇指挥，中央红军到那个省，他的“行营”就移到那个省，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彻底消灭。
    他哪里知道，此时的中央红军非彼时的中央红军了。遵义会议后，红军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使蒋介石处处被动，有时还听从毛泽东的调动，毛泽东用兵如神，导演了“四渡赤水”的战争神话。蒋介石在大渡河重重设防，企图使中央红军重蹈太平军的覆辙，让中共领导人成为“石达开第二”，可是，这一梦想又破灭了。
    1935年6月，蒋介石对回顾追击红军进行了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红军“未得全歼，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蒋介石这个人是不轻易言错的，看样子他真的感到自己的指挥不及对手。毛泽东等人率领中央红军穿过草地，与在川陕交界处的红三军团会合。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心情忧郁，他感到“追剿”红军已经失败，于是感叹地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此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各种事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蒋介石从其利益集团的前途着想，开始作对日战争的战略准备。他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同时也想借用共产党的力量。于是在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蒋介石想开辟与共产党谈判的路径。于是，他多管齐下，在国内外寻找中国共产党人，以便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1935年12月，蒋介石为了密谋“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发展”，特密派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带领张冲（化名江帆南），假借欧洲德国、法国、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国访问之名，打算秘密前往苏联。尽管这次行踪非常诡秘，却没有躲过日本特务的视线，日本媒体对陈立夫准备访苏予以报道。蒋介石怕得罪了美国、日本，指使陈立夫放弃访问计划。
    在陈立夫去欧洲之前，蒋介石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打通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于1935年4月，派曾担任过自己侍卫长的黄埔系学生邓文仪出任驻苏使馆武官。赋予邓的任务是了解苏联的态度，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建立联系。这一年的秋天，邓文仪弄到一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就是他代替中共中央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心思想是阐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文仪如获至宝，立即寄给蒋介石。蒋介石从捕捉新的信息中，感到有可能政治解决中共问题。
    于是电令已经到新疆打算回南京述职的邓文仪，返回莫斯科，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进行秘密接触，商谈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性。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与王明联系上了。王明了解到邓的身份及其意图后，派潘汉年出面与邓商谈。潘在询问中得知邓是代表蒋介石与中共接触的情况后，两人开始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谈。当潘问邓“国共合作抗日，是否是国民党既定的政策”时，邓向潘谈了蒋介石的战略新的动向，说蒋介石想抗日，苦于兵力与不足。“目前国内有实力的只有国共两党，假如能联合起来，像1925年的合作，一定有办法。”他还讲了蒋介石开出的具体条件。在潘汉年弄清邓的意图后，王明会见了邓文仪，就国共合作的问题作了进一步交谈。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在国内，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邓文仪希望王明回国一趟，亲自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王明就此事向共产国际报告后，共产国际有关人士表示，南京政府须先交100万元押金方可让王明成行。因此，王明回国未果。
    蒋介石急于与中共接触，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和宋子文分别在国内寻找与中共接触的管道。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找来亲信曾养甫具体承办。曾养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铁道部次长。他把这件事交给曾与周恩来同是“觉悟社”成员的谌小岺。谌小岺通过在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的吕振羽与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头。中共北平市委通过中共北方局请示中共中央后，派周小舟前往南京直接与国民党当局接触。
    1936年3月，周小舟作为中共代表，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以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写给曾养甫和谌小岺的信，与曾养甫接上了关系，然后，与谌小岺谈判，由于双方的意见相差甚远，没有什么结果，但周小舟此行，使共产党与国民党直接发生了联系。
    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董带着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以南京官员的身份去陕西。到达延安（时称肤施）后，在张学良将军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在那里同博古见面，向他传递了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
    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得知此消息后，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当局提出了五项要求。董健吾将密件默记在心，带回南京，向国民党当局传递，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接通了。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从苏联回国的潘汉年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他由陕北来到上海，携带了毛泽东致国民党一些中枢领导人、周恩来致陈立夫兄弟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拟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文件。陈立夫要谌小岺函告周恩来，说明“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过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时间以10月底较妥。”
    11月潘汉年在上海向陈立夫递交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两人开始谈判。陈立夫则置中共中央的《协定》草案不顾，提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另一套方案，要求对立的政权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陈立夫所提出的条件，意在中共解除武装，交出政权，从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对于如此无理的要求，潘汉年当场予以拒绝，严正地指出：“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还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还说，蒋先生有此想法，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
    陈立夫听了潘汉年的强硬的表态后，态度有所缓和，说刚才所谈条件是蒋先生的意思，希望周恩来能亲自出面谈判，此事或许还有转机。潘汉年回绝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陈说，请潘先生暂不把我说的条件报告给他，我想周恩来应该会来的。潘汉年说，如不把贵党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这样，潘陈谈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结束。
    评析：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蒋介石用文武两手，“剿”抚兼施，企图彻底解决共产党和红军力量。调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武装的大部分兵力，前堵后追，甚至扬言要中央红军长征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历史悲剧，尽管他的军事部署很严密，但未能达到目的。
    在日本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加重的形势下，蒋介石多管齐下，派出多路人马，国外、国内结合，以联合抗日的名义，主动与中共联系，这是有识之举。
    经过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使国共两党中断了10年之久的关系再次联系上了。两党开始了接触与非正式的谈判。然而，国共两党的代表未能达成合作的协议。其责任在蒋介石。
    第一，指导思想的错误。他的指导思想不是从民族和国家大局出发，而是以与中共接触为手段，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寻求苏联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从其统治集团的私利出发，想两手并用，武力不成，以安抚诱骗中共接受“收编”。
    第二，缺乏平等的态度。谈判是一个协商，求得共识的过程，需要平等相待，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势压人，以中央政府自居，居高临下，名义上的合作，实则是搞“招安”、收编。
    第三，缺乏灵活的策略，要中共领导的红军缩编到几千人，要求朱毛离开红军出国。这样的条件在中共代表拒绝时，没有做出任何退让，使谈判进入死胡同。
    第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成熟，对蒋介石的保持高度的警惕，其“招安”收编的把戏，是骗不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回绝，即使今天的后人也会认同。
    不过联合抗日这已是大趋势，蒋某人的能耐再大，也不可抗拒。后来张扬发动“西安事变”，终于把蒋介石逼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也把他带入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