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间计是兵家常用的计谋。源出于《孙子120用间篇》，曰：“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就是说，利用敌方间谍为我所用。这是一种“不战而胜”，或者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的计谋。“离间计”属于此类计略，在细节上有所不同的是离间计是主动施计，而反间计则是被动施计，利用敌方的“离间计”，引诱敌方上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时常施用“离间计”。
    事例：
    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后，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调动大兵多次“围剿”，与此同时，还采取政治攻势，施离间计则是政治攻势的重要形式。
    在“左”倾错误统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相继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蒋介石利用这一可趁空隙，在共产党肃反期间，派人渗入到苏区从事宣传破坏活动，在共产党和红军内部施行离间计。
    1．开展政治攻势，扰乱人心。
    在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过程中，蒋介石改变单靠军事进攻的谋略，确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他说的政治与军事的比例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蒋介石从来是迷信军事力量的，他所强调的是要把政治手段作为一个辅助性手段，在大兵压境的同时，辅之以强大的政治攻势，以扰乱人心，搞散革命队伍。共产党称这种政治攻势为“资产阶级杀人的武器”。
    国民党政治攻势的宣传口号及措施主要有七条，包括只杀为首者不杀胁从，把领袖与群众“分别对待”；欢迎携械投降；欢迎自首自新；保护在家民众；招抚流亡者；二五减租；抗日剿共等等。
    国民党派人到红军中去进行反革命宣传，策动士兵“反水”，还要红军家属给红军士兵写信劝降。在国民党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下，有少数红军士兵在战场上携械投降反动军队，一些地方的落后群众反水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织看望队、挨户团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革命根据地的地主富农也蠢蠢欲动，配合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攻势，通风报信，在赤白区交界区捕捉红军和革命群众。
    2．利用黄埔情结，引诱张国焘错杀虎将许继慎。
    1931年8月，鄂豫皖苏区后方医院发生了一起医疗事故，张国焘以此断定鄂豫皖根据地内“必然有一个反革命大组织”。国民党特务头目曾扩情趁机，离间共产党和红军的干部。
    曾扩情与红二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他利用这一层关系，派特务钟梅桥等二人持亲笔信到英山，面交许继慎。信中说，许继慎投降蒋介石的计划已由蒋介石批示“照办”，蒋介石对许继慎“乃复归来，虽犹千里，心实欢喜”。蒋介石并委派许继慎为“国民党为十四军军长，发饷三十万元”，要许把军队拉到黄冈一带整编。信中并说许继慎自愿与他挂钩。许继慎连人带信一起交给军部。军长徐向前对来人进行审查，并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认为“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还认为“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破坏我们”，遂将特务信件和军部意见交中央分局处理。
    在此事发生之前，许继慎等人在红军的发展方向上与张国焘有过分歧。张国焘得知国民党特务与许继慎有信件联系一事后，更增加对许继慎的怀疑，他根本不顾徐向前的意见和军部的看法，也不考虑这封信连同特务是许继慎主动向上级组织送去的事实，而是认定，“有一个大的反革命组织”。于是将曾扩情的信刊在《肃反专刊》上，题为《许继慎与蒋介石勾结的一封信》。接着，中共中央刊物《红旗》周刊第28期加以转载。张国焘以此大肆宣传，为“肃反”造舆论。
    接着，采取行动，逮捕了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和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经严刑拷打，他们供出了一个“许继慎、熊受喧等九人委员会，确有把部队接到长江边于9月15日暴动，投降蒋介石的全盘反革命计划”。于是张国焘一面急令徐向前、曾中生严防许继慎暴动，一面派陈昌浩急往前线处理此案。陈昌浩到前线后，逮捕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许继慎、师政治部主任熊受喧、红十一师师长周继炯等人。进行逼供信，越捕越多，许继慎被杀害。这次涉案人员达1000余人，被杀害的师团领导干部就有28人。
    3． 由国民党被俘军官和敌特人员，提供假情报进行离间。
    1932年5月，在湘鄂西根据地的天汉县，县保卫局侦探在汉川一带的游击区捕获国民党军队一个营长，在审讯中这个营长反咬一口，伪供他与天汉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杨茂等密谋在红军与游击队中发动暴动。这个口供材料刊在《肃反专刊》上，广为宣传。湘鄂西省委逮捕了杨国茂及该县党政机关的有关人员。湘鄂西的肃反由此展开并严重扩大化，一大批红军指战员被株连，不少红军高级军政人员被杀害。谢觉哉被作为肃反对象捆绑在一个祠堂里。因国民党的军队打来，来不及处理，将他弃下。国民党军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教书的。当时他身穿长袍，戴一副眼镜，也是教书人打扮，敌军以为谢觉哉真是一个不服从共产党的教书匠，把他放了，就这样免于一劫。
    福建闽西根据地，在与邓子恢一起领导蛟洋暴动的傅伯翠，因与闽西特委在土地政策等方面有很大分歧，被闽西持委宣布为“第三党”，1930年12月傅伯翠被开除出党。接着国民党便委任傅伯翠为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长。傅接受此职，变成真正的国民党员了。在闽西的肃反中，凡是与傅有联系的人都受到牵连。
    4． 利用共产党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离间宣传。
    1930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打“ab团”的事件，导致“富田事变”。缘由是，中共江西省省委书记李文林，因其父一张“ab团经费领条”的牵连，被怀疑为“ab团”首脑拘押起来。于是，一常亨清“ab团”的运动搞起来了，此事遭到部分官兵的抵制，演变成了“富田事变”，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蒋介石利用根据地内部的肃反扩大化大做文章。
    1932年6月，他在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上指出，“匪区”内，正在进行内部清洗，要求各“剿匪”部队加紧行动。1932年7月，第四次“围剿”开始后，湘赣革命根据地内谣言四起，说：“凡加入共产党共青团有3年历史的全部是ab团，都要自首”；“当过交通侦察队的都是ab团，都要自首”。在永新等县反动分子书写很多离间的标语。他们利用革命根据地肃反上的错误，进行煽动，制造混乱。
    5．对红军高级将领进行策反。
    蒋介石连续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均告失败，感到仅仅靠军事力量还不够，还必须打拉结合，派间谍潜入苏区游说策反。
    1931年初，受蒋介石密令，黄梅庄潜入中央苏区游说，企图利用与彭德怀相识的关系，策动彭德怀反叛。彭德怀当时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率部驻扎在江西黎川。黄梅庄的到来，彭德怀保持高度警惕，但却以若无其事的样子，设酒席热情予以接待。黄梅庄几盅“竹叶青”下肚后，彭德怀诱导其说明来意。于是，黄梅庄将其奉蒋介石之命以高官厚禄收买彭总的意图和盘托出，并从随身携带的皮箱的夹层里拿出蒋介石和黄汉湘（红军高级将领黄公略的堂叔父）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蒋介石的信大意是“校长不才，使你走入歧途”之类的话，劝其归顺。黄汉湘的信中则说：“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彭德怀探明来历后，命令手下将黄梅庄处决。蒋介石偷鸡不成倒蚀了一把米，策反计划落空，白搭上了一名特务的命。
    1933年12月，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去游说红二方面军司令贺龙，企图收编红二方面军。熊贡清老奸巨猾，他知道此事的危险，于是派手下梁素佛到湘鄂西根据地红三军中去探听贺龙意向。贺龙凭自己的政治阅历，很快察觉出来人的阴谋，但不动声色将梁稳住，然后立即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
    为了得到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破坏工作的情报，遂投下诱饵，允许熊贡卿来湘鄂西。熊贡卿果然上钩，很快来到湘鄂西根据地。贺龙将其扣押进行审讯，熊贡卿供出了所知道的全部情报。湘鄂西中央分局处决了熊贡卿，并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共中央。
    评析：
    蒋介石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政治攻势，施离间计则是政治攻势的重要形式。实行“离间计”的样式多种多样，进行反动宣传，开展攻心战，扰乱人心；提供假情报，布下猜疑的种子，搞乱革命阵营；利用共产党的“左”倾扩大化错误，设陷阱，借刀杀人；派政客、特务对红军高级干部进行策反。
    蒋介石施行“离间计”，在一时间曾产生了作用，成为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诱因；也曾引起某些地区人心浮动，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反水”、投诚。但他的这一诡计适用范围很有限。在策动警惕性高的人，尤其是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中间，却没有产生直接的效果，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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