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描写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时，把林黛玉比做“水”，贾宝玉为了追求纯真的爱情，忘记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被林黛玉这个“水”溶化了。可这是艺术，现实生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我们无法考究。而在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中，却有一段“水”溶不了“钢”的真实的故事。
    事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代表经过极其艰难的谈判，于1937年9月终于达成协议，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如前所述，即使两党合作了，蒋介石也没有放弃限制、削弱、消灭共产党的企图。
    南京陷落前夕，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适应这一变化，中共中央派出由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37年12月抵达“陪都”武汉。他们一到武汉就同蒋介石直接会谈，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改造军队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当即答复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我想的亦不过如此”。此次会谈，达成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协议。蒋介石表示，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此后，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当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他起草的共同纲领时，国民党代表却坚持把它移到下次会议再议。共同纲领被无限期地搁置，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就形同虚设。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是因为蒋介石在与王明等人会谈时，回答周恩来的一席感人之言，并非真话。他内心所盘算的是如何趁再度合作之机，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化多党为一党”，从组织上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而对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主要问题无意解决。
    不久，国民党在武汉通过官方报纸《扫荡报》等掀起了一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运动，鼓吹“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个合并，根据1924年－1927年的教训，在实现以后，即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1938年2月，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表示：对各派“唯愿溶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他的简短讲话，已把国民党舆论实质点明了，那就是要“溶化”掉共产党。周恩来当即回答说：“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再次建议两党协商发布一个共同纲领，建立一个各党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联盟。
    这本来是蒋介石口头答应了的事情，甚至说“我想的亦不过如此”，可是这时他却反而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企图要“大规模渗透本党（国民党）”。蒋介石接连两次发表谈话，表明对党派问题的态度，他说，与其用政治力量抵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溶化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上一个组织下，共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而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要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掉。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在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曾提出联俄容共的方针，后来，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将孙中山以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重新阐释“三民主义”时阐述的有关思想，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容共”变成了“联共”，孙中山实际上是“联共”的意思。“容共”与“溶共”虽然只差“三点”，然而，其内涵却大相径庭。“容共”中的“容”字是“容纳”的意思，国民党组织容纳共产党员，但你要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当孙中山要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李大钊对孙中山说，我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回答说，那不要紧，你一面做国际党员，一面做国民党党员就是了。而蒋介石的“溶共”却是要共产党放弃“主义”，放弃自己的组织，以大吃小。
    此时的王明，已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转到抗战时期的右倾，只讲团结，放弃斗争，并一味向蒋介石讨好，在党内外造成不良后果。王明的错误主张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予以了抵制，并同蒋介石“溶共”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中周恩来等人的抵制，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蒋介石在同王明打交道中，发现王明没有多大本事，对王的一味讨好，也不太领情，毛泽东后来讲到此事说：王明胭脂口红送过去，蒋介石一个巴掌打回来。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蒋介石的“溶共”也只是说说而已，共产党并没有照办。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谈到这一历史时说：“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
    蒋介石在武汉抗战时期“溶共”阴谋未能实现，他并没有放弃，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对“溶共”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他，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的决议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为执行此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
    此后，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氵朝中，配合军事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政治上发动了强大的思想攻势，蒋介石网罗一批政客、反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文章。反动文人叶青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名，写了不少文章攻击共产党，他极力贬低共产主义不能同时解决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因此，他做出结论：“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失掉存在底根据”，共产主义“包含于三民主义之中，用不着共产主义了”，“请共产主义离开中国吧。”国社党首领张君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1938年12月，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以“军队应属于国家”为由，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又以所谓“国家统一”为名，指责边区政府为“封建割据”，要求取消边区，还以共产党既信奉三民主义为借口，提出要共产党“置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君劢公开信的实质也是要取消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时间引起中共内部和统一战线内部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问题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对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的谬论予以批驳。毛泽东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并对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纲领、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关系作了精辟阐述，对人们所疑虑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蒋介石发动的“溶共”政治攻势，再次破产。
    评析：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提出“溶共”的方针，企图借合作之机，瓦解共产党的组织，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他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抗日战争需要调动一切力量，联合起来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是中国人民抗日的中间力量。蒋介石大敌当前，企图通过“溶化”的手段，削弱乃至于消灭共产党，违背了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得人心。
    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党。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开始成熟的标志，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统一战线的方针、原则与政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成熟了，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前提。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纯熟而恰当地处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国共合作中的两党关系。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又联合又斗争，蒋介石“溶共”企图始终都不能得逞，蒋介石的权术已完全失效；同时，又把蒋介石拉住，不给他任何分裂国共合作、离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然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发生摩擦不断，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没有被打破，这使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有了最根本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