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自称的“上天之罚”，志费尼书中的原文是“安拉的惩罚”；译成欧洲文字时，它变成“上帝之鞭”。实际上成吉思汗这句话的原意，只可能是指他代表了“长生天的惩罚”。
    不花剌城区被成吉思汗下令焚毁。除了砖墙结构的大清真寺和几座宫殿，市内房舍都化为灰烬。接着，蒙古军驱迫不花刺人一起去进攻内堡。这是他们惯用的行动方式，即征用作战当地的人力从事运输、造作等辅助性的准军事活动，在攻坚时又把他们用作蒙古军人的肉体盾牌。内堡的康里守军一直抵抗到该堡被完全攻陷，成年男子被屠三万多人，家属和幼小子女全数沦为奴婢。接着，成吉思汗领军，带着从不花剌居民中强行征发的从征队伍，往攻撒马尔干。
    作为花刺子模的新都，撒马尔干的防御工事被当时人认为起码能经受几年的进攻。摩诃末在这里屯聚了五六万的守军。但他本人怯于和蒙古人交锋，这时已退至阿姆河以南。成吉思汗与攻克讹答刺后西驰的窝阔台、察合台会师于此。他用了两天时间观察地形，选择攻击的突破口。布阵围攻从抵达后第三天开始。经过两个白天的激烈交战，城中民心已经涣散，遂于第三日献出城区与外堡。蒙古人在拆毁内堡以外的全部城防工事之后，集中兵力猛攻内堡，当天克陷之。三万突厥和康里士兵被赶到城外，按十人、百人分组后分配给蒙古军人看管。至夜，他们遭到集体屠杀，“为死亡的火焰所焚化”。河中的两座绿洲名城，就这样成为“市井半丘坟”的废墟。
    在撒马尔干城下之前，成吉思汗获悉摩诃末已渡阿姆河南逃。因此他抽调精锐，命哲别和速不台率领偏师远指，去追击摩诃末，务必得之而后已。
    经过1220年夏季的休整，蒙古主力在入秋后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窝阔台、察合台军奉命沿阿姆河西北行，与术赤会师于玉龙杰赤城下，去攻克这个花剌子模的旧都。成吉思汗与拖雷则由河中西进，逾阿姆河扫荡呼罗珊地区。
    成吉思汗三个儿子率领的军队。在玉龙杰赤城下围攻数月不能得手。术赤和察合台互相不服调遣，纠纷日深，只好“差人来说：‘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遗？’太祖（指成吉思汗）教听窝阔台调遣”。翌年夏，城克。术赤因为早已将此地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意过分破坏它。但在他两个弟弟的坚持下，蒙古军还是把全城居民赶出城外，从其中挑选出数万名工匠，把余下的人口全数分配给手下将士，对成年男子实行集体屠杀。妇女儿童则被掳为奴婢。蒙古军又决阿姆河堤，灌水入城中，藏匿在城中欲躲避兵祸的居民尽溺死水中，玉龙杰赤这个古代中亚的著名都会从此成为废城。三兄弟把军前掳掠所得全部瓜分，连给父亲的“分子”也没有留出，恼得成吉思汗后来“三日不许三子入见”。
    强渡阿姆河的战役由拖雷指挥。花剌子模军队在对岸“筑十余垒，陈船河中”。蒙古军采纳汉人将领郭宝玉建议，待风涛暴起。发火箭延烧河中船舰，乘大火抢渡，击败5万守河敌军。拖雷由是率先进入呼罗珊。成吉思汗本人则趋兵东南行，去攻拔阿姆河北岸的战略要塞忒耳迷（今译捷尔梅兹，在乌兹别克南境）。经过11天强攻，忒耳迷城下。全城居民按例在城外被“有比例地分给军士”，遭受灭绝性屠杀。
    在屠城过程中。有一妇人以献出一颗大珠子为条件，乞求免于一死。“但当他们索取珠子时，她说：‘我吞下肚了。’因此，他们剖开她的肚子，找到好几颗珠子。由于这个缘故，成吉思汗教把所有死者的肚子都剖开”。
    这时已临近冬季，成吉思汗在阿姆河北岸驻冬。待1221年春初，乃由忒耳迷渡阿姆河，趋巴里黑（在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之西）。早在将近一年以前，当哲别、速不台领兵经过时，巴里黑人就已献礼纳款。现在他们又奉重币馈饷出城相迎。成吉思汗藉口清点人户，将巴里黑全城居民驱赶至郊外，用老办法全部屠杀。那个地区在此后很长时期内尸横遍野，豺狼出没，一片凄惨的景象。接着，他麾兵去进攻险塞塔里寒（在今阿富汗木儿加布河上游北岸）。这次攻坚战耗去他整整7个月的时间。
    扫荡呼罗珊的战略行动，主要是由拖雷完成的。那时，呼罗珊分为四个大区，分别以巴里黑、马鲁（在今土库曼斯坦马里）、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你沙不儿（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为中心城市。除巴里黑由成吉思汗本人摧毁之外，其他各城所在地区，包括数十座大小城镇，都由拖雷指挥，分兵予以征服。在短短几个月内，“一个遍地富庶的世界变得荒芜，土地成为一片不毛之地。活人多已死亡，他们的皮骨化为黄土；俊杰被贱视，身罹毁灭之灾”。最后遭殃的是也里。从那里，拖雷奉召去与他的汗父会师。他回军至塔里寒。在他的援助下，这个要塞才被攻克。
    拖雷和成吉思汗对呼罗珊的烧杀抢掠，只是该地与更西面的伊拉克阿只迷地区屡遭洗劫与屠杀的开始。此后几十年里，这里的人口长期及不上繁荣时期的1／10。相比之下，河中地区只经受了1219至1220年间的一次毁灭性的残破。它的命运，还应当算是十分幸运的。
    在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的诸子中，札兰丁较有气概。但摩诃末的母后喜欢出自与她同族的康里氏儿媳的孙子，所以札兰丁一直受排挤。1221年初，他从被围困的玉龙杰赤突围，驰越位于咸海西南与西呼罗珊之间的阿拉库姆大沙碛，南至奈撒（在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东），寻机击败在附近游弋的一小队蒙古骑兵。这虽然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小胜，但依其同时代传记作者的见解，却是“穆斯林信徒对蒙古军的第一次胜利”。随着蒙古军步步紧逼，札兰丁不久退至你沙不儿、也里，从那里趋赴他原先的封地哥疾宁（今译伽兹尼，在阿富汗境内）。这时聚集到他手下的花剌子模旧部有近10万人。于是他进屯八鲁湾（在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先击败一支蒙古的小部队，继而与闻讯进剿的失吉忽秃忽数万大军相战，竟然又将之击溃。是为蒙古入侵花刺子模以来遭到的最大一次败仗。呼罗珊已降诸城受这次胜利鼓舞，纷纷发动反抗蒙古的起事。
    是年秋，成吉思汗和拖雷攻陷塔里寒；察合台和窝阔台军摧毁玉龙杰赤后也回师与汗父会合。蒙古主力遂自塔里寒南攻哥疾宁。札兰丁部已因内讧势力大损，被迫退至申河（即印度河）边。蒙古军尾追至其地，击溃札兰丁部。札兰丁几次试图突围失败，最后跃马入申河。成吉思汗很敬重札兰丁的刚勇不屈，所以阻止部下向他射箭，眼看他带领余部逃入印度。
    成吉思汗于是再次遣军，分别镇压已降复叛的西域各城池。1222年春夏，他的大营一直在大雪山（即今兴都库什山）南。在这里，他接见了奉诏从中原赶来觐见的全真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成吉思汗向他哲别打听“卫生之道”。邱处机说了一通“节欲保躬”、“好生恶杀”之类的大道理。成吉思汗没有获得什么长生不死的真诀，未免有一点失望。不过，他还是把统领华北道教的权力交给了这位“邱真人”。入秋后，蒙古军循旧道班师。沿途走走停停，于1223年东渡锡尔河，翌年夏至于也儿的石河。应当就是在此前后，从撒马尔干城下奉命去追寻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军取道草原路与成吉思汗会师。1225年春，成吉思汗回到他在斡难河头的大斡耳朵。术赤没有随大军东归，而宁可留在也儿的石河以西自己的营地里。他死于1227年初，由次子拔都继承他的兀鲁思。
    尾追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军，遵照成吉思汗的指令，遇坚不攻，遇降不杀，惟以紧追摩诃末不舍为务。拉施特这样描写这两万人马的行动：他们“每到一地，不停歇地用暴力掠夺粮食、衣服，然后开进”；“他们日夜进军，得到算端的消息就追上去”。就这样长驱直入，忽分忽合，哲别和速不台抄掠呼罗珊半年多。“不管在什么地方，摩诃末还没住够一天。蒙古军就追上来了”。摩诃末最终被逼到宽田吉思海（即今里海）南岸的一个岛上。1220年末，他因肋膜炎死在那里。
    摩诃末逃入宽田吉思海后，哲别和速不台调转兵锋，逼降阿哲儿拜占（今译阿塞拜疆）；复挥戈北去，到里海西南岸边的木干草原（在今阿塞拜疆境内阿拉斯河下游）驻冬。1221年至1222年，他们往返驰突于木干草原邻近各地区，并曾南下哈马丹，最后循宽田吉思海西岸北行，在位于今高加索山和里海间的隘口打耳班（在今阿塞拜疆境内）逾岭，进入信奉基督教、属于伊朗语族的阿速部和属于突厥语族、游牧于今南俄草原的钦察部境域。蒙古军用离间计对两部各个击破，于1222年末驻冬于南俄草原。被击败的钦察人向斡罗思（今译俄罗斯）王公求援。
    自乞瓦（今译基辅）大公国瓦解以后，在斡罗思形成诸多各自独立的小公国。在伽里赤公国（位于今乌克兰西北地区）王公密赤思老的力主下，部分斡罗思王公出兵钦察草原，援救钦察部。1223年5月，斡罗思王公与钦察部的联军在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卡里奇克河）会战。斡罗思王公各怀异计，号令不一，战败求降。蒙古军遂深入南俄草原，转战克里米亚半岛，恣意抄掠。1223年底，哲别、速不台挥军东归，取道里海、咸海以北草原与成吉思汗会师。他们单独作战的时间，已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汗当初相约的三年之期。
    第四章
    长子出征1229年，窝阔台在漠北即位，继前年死去的成吉思汗称大汗。他需要靠建立战功来树立新汗的个人威望。所以他对察合台表示：“汗父的见成大位子我坐，有甚技能？今有金国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为如何？”察合台深为赞同，提议窝阔台“老营内委付下好人着”，然后出兵。次年大汗就率军“南伐”。从发动大规模征服的次第来看，中原汉地在蒙古贵族心目中的地位，似乎从一开始就要比西域更重要一些。
    1234年夏天，窝阔台在灭金之后，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再次西征。《蒙古秘史》这样记述窝阔台与诸王商议西征事宜时发表的训谕：“再有康里、乞卜察（即钦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即速不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即拔都）、不里（察合台孙）、古余克（即窝阔台长子贵由）、蒙格（即拖雷长子蒙哥）等，做后援征去。其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指中央兀鲁思）出去的叫古余克为长。凡征进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即察合台）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
    会议之后，拔都回到也儿的石河西自己的营地，可能于翌年即1235年即先行西进，漠北诸王的军队则还要在晚一年即1236年的春季才整军出发，拔都虽然是术赤次子，却是术赤兀鲁思后王，即王位继承人，乃以长支宗王的地位据有统率全军的名义。以前锋身份实际指挥作战的主要将领，则是上一次统领偏师深入南俄、驰骋整个内陆亚洲的速不台（这时候哲别已死）。蒙古第二次西征所投入的人力，总数大约有15万。1236年秋天，拔都与从中央兀鲁思出发的诸王军队在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尔境外会合。
    不里阿尔部落的核心成分，大概是西迁匈奴（在西方称为“匈人”）的余部。5世纪末，当我们最早听说这个部落的名称时，他们活动在今里海以北的草原上。7世纪时，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不里阿尔王建立了由七部构成的稳固的部落集团。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部众讲突厥语，但其中可能也包括讲芬—乌戈尔语的匈牙利人的祖先。7世纪末，这个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向西迁徙，占据了今天的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西文作bul，garia，意即“不里阿尔人的地方”）。这支不里阿尔人在新居地逐渐丧失自己的语言，改操斯拉夫语。差不多应当与此同时，别支不里阿尔向北迁徙，进入今伏尔加河流域的山林、草原地区居住。他们的统治中心在伏尔加、卡玛两河交汇点。依靠渔猎，也依靠沟通北部林木中人和不里阿尔南邻的中介贸易活动，定居的不里阿尔人在这里创造了相当繁荣的经济。
    蒙古大军会齐后，以速不台为先锋，协同进攻不里阿尔，破其都城不里阿尔城。不里阿尔人先降，又起而反抗。于是蒙古军再度兴兵征讨。不里阿尔城从此变成一片废墟，遗址存留至今。
    1236年冬，蒙古从不里阿尔移师亦的勒水下游的钦察诸部。钦察人中一部分迎降，一部分西迁，以八赤蛮为首领的一支则遁入附近密林中，以不时偷袭的作战方式阻遏蒙古人的军事行动。1237年春，蒙哥率部包围森林，进剿八赤蛮。八赤蛮逃至亦的勒河汇注宽田吉思海处的一个岛屿上。蒙古军继踵而至，见海滩水浅，乃涉浅滩追到岛上。八赤蛮被擒。蒙哥命他下跪。他回答：“我身为一国之主，怎能苟且求生？况且人不像骆驼。为什么要向人拜跪？”他还劝蒙哥说：“今水回期且至，军宜早还。”蒙哥即腰斩八赤蛮，从岛上退回。滩水回升，走在后面的部队终以“漂渡”方得登陆。
    蒙古远征军用1237年春季所剩不多的时日，分兵讨略分布于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北的钦察旁近诸部，驻夏休整。至秋，他们召开出征军队中各支宗王的大会，决定继续向西北挺进，侵入斡罗思诸公国领地。
    征服斡罗思的军事行动，是大体上分两个阶段实施的。1237年冬，蒙古军由钦察部境域向北进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主力进围也烈赞（今译梁赞）城，令其献纳城内居民财产的1／10。也烈赞人守城拒降。蒙古军攻城凡五日，城破，尽屠城中军民，焚掠其地。1238年2月，至公国首府弗拉基米尔城。攻城数日后克之。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二子死于卫城之战，大公家眷、城中显贵及主教人等避匿于教堂乐室，都被大火烧死。蒙古军从这里分兵四出，一个月内连下10多城。3月，往攻移兵在外等待援军的大公军营。大公战死，士卒多被歼灭。蒙古军乘胜北进，入诺夫哥罗德公国。
    在距离诺夫哥罗德首府不远处，他们突然停止推进，择道南撤；一面沿途抄掠，一面向顿河左岸的钦察草原西部行进。蒙古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原因，可能是阴冷潮湿的北欧平原湖沼地区成为阻挡其骑兵的天然屏障；这时已经入夏，在那里没有可供马骑士卒休养的合适驻夏地点。
    从1238年夏天蒙古军主力回到钦察草原，他们似乎有一年之久没有再采取什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这时候在拔都和察合台、窝阔台系宗王之间很可能发生过某些争执。拔都后来秉告窝阔台说：“靠长生天气力、皇帝叔叔的福荫，将十一种国土（指钦察、阿速等部）百姓都收捕了。因大军将回，各人分离，会诸王做筵席。于内我年长些，先吃了一二盏。不里、古余克两个恼了，不曾筵会成，上马去了。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髯的妇人。我脚后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额勒只吉歹（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赤温之子）子合儿合孙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如此说了。为俺每征了这异种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处。说间，被不里、古余克两个这般说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诸兄弟在宴会上不欢而散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后来，但互相的怨毒一定是已郁积很久了。
    1239年入秋后，战火又重新烧起来。蒙哥、贵由进围在钦察草原西部的阿速王国首府蔑怯思，经三月始克其功。阿速国王杭忽思投降。蒙哥从杭忽思所部签军从征，由杭忽思子阿塔赤指挥。1240年春，他们仍转战于钦察草原。驻夏以后，奉窝阔台之诏先行东归。阿塔赤指挥的阿速军被蒙哥带回东方。它后来是元代中国很著名的一支色目部队。
    差不多与出兵蔑怯思同时，蒙古军从亦的勒河畔再入斡罗思，开始征服斡罗思的第二次强大攻势。这支军队的主力很可能是拔都所部。它西逾今乌克兰平原，先后进攻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两公国。斡罗思王公不顾大敌当前，正忙于争权夺利。乞瓦（今译基辅，在乌克兰）王公见弗拉基米尔大公父子俱亡，乃以大公之弟入据弗拉基米尔，继承大公位；契尔尼果夫王公又乘机进据乞瓦。
    在攻克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后，蒙古遣使至乞瓦谕降，被乞瓦拒绝。1240年秋，蒙古军由拔都亲自指挥，围攻乞瓦。入主乞瓦的新王公此前已逃亡孛烈儿（即今波兰），乞瓦首府由伽里赤王公派遣大将守御。8月，城破。这个斡罗思的古都惨遭大劫。几年后经过该城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的只是“无数死人的骷髅和骨头，狼藉满野。乞瓦过去是一座很大的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但是现在它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因为在那里目前剩下的房子还不到200所，而居民们则被置于完全的奴隶状态”。
    蒙古军从乞瓦进入伽里赤公国。伽里赤王公出奔马札儿（位于今斯洛伐克、匈牙利，南至亚德里亚海的地区）。在残破伽里赤首府及境内诸城后，他们继续西进。在斡罗思范围内的战事遂告一段落。
    从征服斡罗思及其以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得益最多的，是拔都及其后人。因为这片地域后来全成了拔都的领地。术赤后王的营地遂从也儿的石河西迁到亦的勒河畔。作为斡罗思的宗主，他和他的继承者被斡罗思人称为“金帐汗”。斡罗思本部到处有蒙古人派去的“达鲁花赤”，斡罗思民户也被按万户、千户的名目划分，由划入一个万户或千户的居民负责对相应的蒙古军事单位承当饷馈的供应。在西方蒙古人当中十分通行的突厥语，成为斡罗思地方上层人物争相学习的时髦语言。大量的突厥语词汇，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进入俄语。
    古代风景画鉴赏从斡罗思向西推进的蒙古军分为两大支。北路由察合台子拜答儿、速不台子兀良合台统帅，指向孛烈儿；南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兵分三道，进入马札儿。两路人马同时于1241年春开始行动。
    在这次大举入侵之前，蒙古军队已有两次由伽里赤突入孛烈儿的试探性进攻，因此这年3月他们很顺利地由原路渡维斯杜拉河进至克剌可夫。等待他们的是一座空城。于是焚毁全城，向西进入西里西亚（今波兰西南，当时是孛烈儿的属国）。西里西亚王亨利二世时屯兵里格尼茨（在今波兰西南），纠集了西利西亚、孛烈儿、日耳曼战士及条顿骑士团凡3万人。蒙古军闻讯，急趋里格尼茨，寻求与之决战。4月，亨利率军出里格尼茨城，与蒙古交锋，一战溃绩。亨利战死阵前。传说蒙古军割取战死敌军之右耳，共盛满9大皮囊。蒙古军由该城南下莫拉维亚（在今捷克东部），受到强硬阻击，遂改道驱驰马札儿。
    拔都所统军，于1241年3月逼近马札儿首都佩斯城（与布达城相连，今合称布达佩斯）。驻节城中的大主教不堪蒙古人百般挑战，擅自率兵出战，大败。时马札儿国王为别刺四世（《元史》称他“马札儿部主怯怜”，怯怜实为匈牙利语kiraly的音译，意为“国王”）。4月，征集的援兵渐至，别剌遂出城相攻。蒙古军先稍却，将别刺引至城郊远地，再合而围之。别剌军苦战不得突围，终至溃散。佩斯城陷落。这年夏秋，蒙古军在多瑙河东岸驻营，其游骑曾至维也纳城附近。蒙古追击别刺的偏师远至亚德里亚海岸，取道塞尔维亚北返。1242年，窝阔台汗死讯传来，拔都于是经今罗马尼亚班师。
    蒙古人西侵欧洲的残暴行为，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极大恐惧。他们沿用突厥人的叫法，称蒙古人为“鞑靼”（tatar）：这个字正好与tartarus（即生前邪恶的人死后所堕入的遭受惩罚的地方）的拼法十分接近，这更加强了他们把“鞑靼”当做“来自地狱世界的人”的印象。所以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把鞑靼人（tatar）赶回地狱（tartarus）去。”
    话是这样说，处在晚期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小国林立的世界，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各种世俗势力之间都矛盾重重。即使面对强敌入侵的严重威胁，欧洲仍很难组织起真正强有力的抵抗联盟。蒙古军队在欧洲战场上屡屡占据优势，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长子出征表面上是由于窝阔台之死而中止的。实际上，西征中军事行动的节奏后来似乎越来越缓慢，很可能这与蒙古马匹由于不适应长期进食欧亚草原西部地区草料而引起的体力衰竭有关。在蒙古本部，游牧战士靠轮换乘骑备用从马来保证战骑体力的恢复。但是到了欧洲，马力衰竭的加快使这种从马制度难以获得原有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迟，蒙古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力渐成强驽之末。如果窝阔台不死，西征要是继续进行下去，他们亦将很难避免日益陷入被动的局面。灭阿拔思哈里发朝1251年蒙哥汗即位。蒙古掀起新一轮对外征服的浪潮。两个皇弟，忽必烈和旭列兀，分别被委任为进攻南宋和西域未降势力的军事统帅。蒙古军对南宋的经略颇经波折，蒙哥汗本人最后也死在征宋前线；第三次西征却在他的在位期间大体完成。作为第三次西征和蒙哥汗死后政治局势变化的综合后果，蒙古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留下了一个伊利汗王朝。
    成吉思汗和拖雷对阿姆河以南的狂飚式扫荡，虽然摧毁了花刺子模统治该地的基础，也把少量蒙古军队和官员散布在那里，但总的说来，他们留下来的行政和军事设施都极其薄弱。哲别和速不台更是得地不守。因此，一待蒙古主力东归，札兰丁立即从印度返回波斯，曾在那里动员起一场短暂的复国运动。窝阔台即位后，又派出3万军队追讨札兰丁。1231年，札兰丁在东躲西藏的流亡过程中被杀，花剌子模亡。蒙哥汗即位时，在阿姆河以南的方向上，蒙古人的未竟之业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把蒙古先后设立在徒思城的呼罗珊总督府、阿哲儿拜疆军政府和怯失迷儿（今译克什米尔）军政府进一步协调起来，在这一方地面上确立稳固统治；二是摧毁盘踞在今里海西南厄尔布儿士山脉中的“山老”暗杀团；三是迫降都于报达（今译巴格达）的阿拔思哈里发朝，如其抵抗则攻灭之；四是从报达继续西进，征服今小亚地区，完全打通从西亚进入东地中海的道路。实现上述后三个目标，就是旭烈兀在西亚军事行动的基本内容。
    山老暗杀团虽然将自己的渊源追溯到伊斯兰教什叶派里的神秘主义分支伊斯玛因教派，但它真正在厄尔布儿士山和忽希斯坦（在今伊朗霍腊散省西南部）山地中许多险隘处构筑堡寨，从而形成纪律严明的独立宗教王国，却是在12世纪晚期。这个王国的世袭教主宣传一种“革新”的教义，废除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戒条，让信徒吸食一种含少量麻醉成分的植物“哈西希亚”，藉以获得进入“天国”的片刻幻想，并且大批训练刺客，用暗杀来扩大其影响。山老暗杀团被其他伊斯兰教派别称为“木剌夷”（阿拉伯语“迷途者”的意思）；又称为“哈西夏辛”（hashshashin），即吸食哈西希亚的人。欧洲基督教世界则叫他们“暗杀者”（英语作assassin，这个字即来源于hashshashin）。
    木剌夷王国曾受塞尔柱王朝和花刺子模王朝的镇压。花剌子模覆灭后，他们的势力再度扩大。尽管他们与大蒙古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关系，但双方心里都很清楚，两家在西亚的利益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冲突。1238年，木剌夷甚至遣使英、法两国，希望与它们结盟，共同对付蒙古。
    按照蒙哥的命令，旭烈兀除了有权征调指挥原先已在阿姆河以西的全部蒙古军队外，还从漠北的全体游牧军人中，每10人抽出两人，由所属的各支宗王子弟带领，随同他出征。中原汉地还有一支专门制造和使用火药的部队参加这次西征；引爆火药的制作大概就是由他们传入西亚，并且又通过穆斯林世界而传至欧洲的。
    1252年，西征前锋1，2万人由怯的不花统领，先行出发。旭烈兀本人于次年秋踏上征途，1255年秋至撒马尔干，在那里宣谕大汗对他的各项委命。1256年初，他渡过阿姆河西进，在5月间攻灭了忽希斯坦山区的木刺夷堡塞，遂移兵厄儿布儿士山地。
    1256年8月至9月间。旭烈兀进至山老暗杀团的大本营。木刺夷原教主适在上一年底被人暗杀于大醉之中。他的儿子忽儿沙即位后，颇欲舍弃伊斯玛因教义而改从伊斯兰法。面对蒙古的军事威胁，他一面停止直接对抗，表示愿意归降；一面仍凭险而守，图以实力促成和平交涉。10月中，旭烈兀调四路人马包围忽儿沙所在山堡，实施强攻。忽儿沙原先指望拖到冬季，待雪封山，自可迫使蒙古军不战而退。但这一年严寒未至，忽儿沙遂被迫于11月中旬出降。木剌夷平。
    旭烈兀的下一个目标是阿拉伯帝国。从750年起，阿拔斯家族一直控制着帝国最高统治者哈里发的王座。到蒙古兵侵西亚时，在位的是该家族第三十六代哈里发谟斯塔辛，但这时阿拔思哈里发帝国的强盛早已成为“光荣的昨天”。9世纪中叶后，阿拉伯帝国的各省区逐渐演变为一系列半独立的地方王朝，甚至出现了像塞尔柱、花剌子模这样的突厥政权，将阿拔思哈里发王朝的大部分疆域纳入自己的统治。蒙古兴起时，哈里发的实际领地只剩下报达及其以南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之地。他虽仍保有富贵，但其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最高领袖和宗主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一种虚名。
    1257年春天，旭烈兀移师哈马丹。经过一个夏季的休整，完成进攻报达的战前准备。9月，旭烈兀遣使至哈里发处谕降。妄自尊大的哈里发无视蒙古已经占有他的“帝国”的绝大部分疆域的事实，骄傲地对来使说：“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你所要找的任何东西。”这无疑是一道战表。同年11月。蒙古军开始实施包围报达的军事行动。至1258年1月，“多如蚁蝗的蒙古人从四面八方和附近地区逼进来，在报达周围密集地形成包围圈。并筑起壁垒”。出城迎战的报达军被击溃。哈里发企图依旭烈兀从前提出的条件议和，被旭烈兀拒绝。2月初，报达无条件投降。城内军队出降后被分配给蒙古军士全部杀死。“留在城里的人跑散了，躲藏在地窖和澡堂的炉子里”，阿拔思家族的末代哈里发被处死。有的史书说，他是被饿死的。据说旭烈兀在哈里发面前摆满金银珠宝，却不给他饮食，意思是讽刺他只知贪图金宝，终至亡国。也有记载说他被装入皮囊，由马驰践而死。不懂得蒙古传统的西亚人想象说，这样做是因为旭烈兀相信了一些伊斯兰教长者的威胁。他们声称，如果哈里发人血溅地，那么这个世界就将被伴随着狂风的地震所毁灭。
    摧灭阿拔思哈里发王朝的次年秋天，旭烈兀西进叙利亚。当时叙利亚大部分疆土为著名的库尔德族将军撒刺丁之孙统治，称艾育伯王朝。1260年1月，蒙古军强攻阿勒波城（今译阿勒颇），历一周城破。叙利亚军队从此丧失斗志。4月，大马士革陷落。这时蒙哥汗的死讯传到西亚前线。旭烈兀留怯的不花统2万人继续经略未服诸城，自己从前线东返，预备回到蒙古，参加推选大汗的斗争。1260年9月，埃及玛木鲁克王朝出兵小亚，怯的不花所部全军败亡。玛木鲁克军队连克大马士革、阿勒坡等城，还有自幼发拉底河西至叙利亚全境。
    旭烈兀在赶赴蒙古本部途中接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汗相争的消息。于是他停止前进，作壁上观。忽必烈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宣布把阿姆河以南全部交给旭烈兀。本来蒙哥在委命旭烈兀西征时曾对他说：“你完成这些大事后，就返回本土来吧。”这就是说，阿姆河以南是属于黄金家族共有的财产，旭烈兀不过是统领黄金家族的各支人马去完成征服的代表而已。蒙哥死后的汗位危机，迫使忽必烈承认了旭烈兀在西域的既得权益。从此这片地面变成旭烈兀及其后人的“梯己分子”。
    旭烈兀对大汗自称il-khan，意思是“附属的汗”、“藩王”。il-khan的称号应当表示，他自己的地位要略低于成吉思汗时代所封的各兀鲁思汗。这个词过去都译作“伊儿汗”。其实元代从不用“儿”、“尔”等汉字来作的译音。按照当时译写非汉语词汇的体例，旭烈兀的王朝，应当译作伊利汗朝。平灭南宋“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元史·世祖本纪》
    襄樊之役前后1220年，蒙古在攻金过程中，就已开始与南宋有军事接触。不过，当时其形式主要还是游弋抄掠而已。1234年初，蒙古灭金，不久便撤师北归，把一个“寂无烟火，骨殖横道”的河南留在他们的身后。南宋朝廷轻信邀功之臣，以为找到了一个“绍复”的机会，于是派军队去接收“三京”（指东京即开封，西京即洛阳，南京即归德）。他们没有想到会被重行南返的蒙古军设伏击溃。是年为宋端平元年。“端平入洛”之役遂以近乎笑话的悲壮色彩载于史册。翌年，蒙古便以南宋“开衅”为由，组织大规模的侵宋攻势。蒙宋间自此在两淮和四川战场上长时期胶着。
    蒙哥汗即位以后，以忽必烈负责经略南宋。忽必烈奏准先攻大理国（在今云南省），期以大范围迂回的方式包抄南宋。1255年大理平；忽必烈在此前一年已先行北还。不久，蒙哥汗发动对宋新攻势。他命令左翼军趋兵河南，征大理蒙古军由西南回师荆湖，他自率右翼军主力南下川东。三路大军相约会师长江中游，再挥戈东向。这一战略计划，因为蒙哥战死四川而中止实施。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接到蒙哥汗死讯时，忽必烈正在指挥左翼军南下的途中。他仍坚持渡淮南行，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蒙古军围鄂近两个月，粮尽疾作；由西南北驰的蒙军又被阻隔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不克增援；再加上担心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先发制人、夺取汗位，忽必烈这才决定退兵。返回北方。
    在称帝后的最初七八年内，忽必烈先要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接着是趁平息李璮之乱解决华北世侯擅权的问题，所以在对宋关系方面保持十分克制的态度。他虽然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山东两大都督，与宋朝的京西湖北、淮东淮西两制置使犄角相峙，但其意图只在镇边，而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宋朝拘留在边镇，他不过遣官诘问；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下令宽赦，发还其货物。甚至当戍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他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而已。两方的军事对抗在这个时期稍见缓和。
    至元三四年以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渐趋稳固，元对南宋的战火于是重燃。
    这时候，元朝的攻宋战略，与前两任大汗相比，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虽然由于南宋的泸州（在今四川）守帅刘整叛宋投元，蒙古当时得据有泸州辖境内的部分土地，但因为泸州城难以守卫，蒙古军遂将刘整从宋兵包围中接出，弃守而去。宋元在四川的对峙态势与此前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尽管如此，忽必烈却决意暂缓用兵四川，集中力量从中路突破宋荆湖防线，然后向东、南两线推进，克定大业。
    早在忽必烈奉蒙哥汗命令南下指挥左翼军讨宋时，汉地就有人向他建议过“据有上游（这里的“上游”实指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戈船东下”的平宋方略。至元初年向他力主此议的正是从泸州降元的刘整。他在陛见忽必烈时鼓动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指偏安一隅的南宋）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他提出的“先攻襄阳，撤其扦蔽”的战略方针显然大合忽必烈的心意。召见刘整的第二年即至元五年（1268），元廷命刘整率汉军驰赴河南前线，与屯驻在那里的阿术“同议军事”，规划进攻宋荆湖重镇襄樊（在今河南）事宜。同年又派姚枢至河南经理屯田，“张平宋本”。
    把主攻目标从长江上游转移到长江中游，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策。蜀地险厄，易守难攻，又因长期战争而凋蔽不堪。在当时条件下，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强攻而得之，对改变宋元对抗的总战略态势未必会有多少益处。而争夺荆襄，兵临大江，再顺流而东，是中国中世纪历史上一再重演过的战争伟剧。自蒙古南下以后，六盘山一直是他们驻牧休养的一个大本营。对他们来说，从那里途经汉中，进入川地，甚为近便。于是攻蜀似乎变成了蒙古侵宋战略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在后人看来，数经挫折后改弦易辙乃势所必至，但对当事人而言，这仍然是了不起的战略转移。
    1268年秋，元军开始实施包围襄樊的军事行动。樊城在汉水之北，较易为元军控制，所以围城重点在襄阳。元军很快夺得襄阳周围诸要隘，筑寨戍守，包围圈长达数十里。1269年春又围樊城。但这时襄阳犹得与其以南诸宋地相交通；另外，襄、樊两城隔汉水相望，有植木江中、贯以铁索的浮桥相连。所以襄、樊之间及其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1269年初，元廷派北方汉人官僚中资望最高的史天泽带枢密副使衔，偕驸马、枢密副使忽剌出至前线督师。史天泽视察形势后，又在襄阳外围地区加筑一道围城工事，“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在南线则将城南三十余里的百丈山也置于包围之内。翌年再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以扼敌船。再明年即1271年，加筑“一字城”于襄阳城南的岘山、虎头山一线。襄阳通往外界的陆路基本上被断绝。在这之前，一心想建灭宋头功的刘整已开始制造船舰，训练水军。即使因雨天不能出至水面，也“画地为船”坚持操习不懈。
    从元兵对襄樊实施围城战的次年早春起，宋军就不断地由水、陆两路增援襄樊。战事之初，宋水师大概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攻击元军和运送衣粮进襄阳，更多地使用舟师取道汉水行动。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名将都曾参与援襄之战。1270年秋、1271年夏，范文虎先后两次统舟师大举应援，兵力都在10万上下，但均被蒙古军击退。甚至当1271年秋，元军在汉水中流置放了7枚巨大的圆石以阻塞河道之后，宋军仍然在翌年春末趁江水暴涨，以轻舟强行突破水上障碍，将馈饷送入襄阳城中。这时樊城的外城已被元兵攻破。
    宋军应援襄樊最悲烈的一幕，是由李庭芝招募的3000民兵在张顺、张贵率领下护饷突入襄阳城的壮举。1272年夏，二张率装满军需的船队，从襄阳上流乘夜浮水而下。他们以“此行有死而已”的气概，冲入元军布防于汉水中的水阵，与敌船水手短兵相接，奋力搏杀，竟杀开一条血路，冲过防线。于天明时分驶至襄阳城下。这时张顺已战死。张贵留在襄阳历数月，乃于秋天驾船舰出城，顺流下走，与围城的元水师激战数十里，杀出重围。后因接应的宋军失期不至，被元军袭败擒获，不屈而死。
    1272年秋，元军因襄阳围久未下，决定先取樊城，以夺宋师军心。至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汉水上的浮桥，对樊城实施攻坚战。他们用巨型的西域抛石机“回回炮”猛击樊城，在樊城四周同时发起进攻，先后从三面攻破内城。1273年2月初，樊城宋守军巷战失败。城南尚未战死的军民，被元兵悉数屠戮。
    从军事上讲，樊城失守并不对襄阳的存亡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它却极大地强化了襄阳守军因孤立而产生的绝望感。襄阳现在真正是危在旦夕了。
    元军克樊城后，立即移攻城回回炮于襄阳城下。这时城内粮食尚可支撑，衣装、薪柴则都已断绝。时值冬末，军民被迫拆屋居作柴烧。襄阳守将吕文焕每次上城楼巡视，总是忍不住“南望恸哭”。
    2月，元军用回回炮轰击襄阳，打中城内谯楼，军心大惊。吕文焕困守襄阳首尾六年，战至兵尽力竭，被迫降元。这时距离樊城之破不足20日。当时人作诗曰：“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指贾似道）。”诗歌批评宋朝当局坐视襄阳孤军苦守，这一点不尽符合事实，但它表明舆论对吕文焕不得已而献城出降，颇抱同情之心。
    襄樊之役再一次集中地暴露出宋军的虚弱。在前方有过作战体验的元朝高级将领，纷纷建议忽必烈乘这个机会全面攻宋。襄樊前线统帅阿术说：“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游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忽必烈让相臣们讨论，却久议未决。阿术于是再谏道：“如今是明主君临天下，却放过这个衰乱的小朝廷不去征讨。臣恐怕今后再想攻宋。只会比今日更难了。”根据夸扬阿术功德的他的庙碑碑文记载，忽必烈听到这番议论后大喜，他说：“你的话正好符合我意。”元廷乃决意大举灭宋。
    实际上，还有两个人，应当对忽必烈的决策起到更关键的促进作用。一个就是襄阳降将吕文焕。他的哥哥吕文德生前曾是宋朝“声望、知略高出流辈”的名帅。沿江一线将领，很多人是吕氏旧部。吕文焕本人长期在前线带兵，对南宋江防也了如指掌。他虽然以李陵自比，表白自己力屈而降，心中犹不忘报宋，但时迁势转，终于身不由己。当时人作诗嘲讽他说，“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廷议之前，忽必烈驿召吕文焕至大都面谈，显然使他对灭宋信心大增。元朝人乃至把宋的败亡归因于刘整、吕文焕之降，说若无刘整，元朝无由知宋之虚实；若无吕文焕，则元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另一个人是德高望重的史天泽。他显然也赞成灭宋，对忽必烈说，只要命一蒙古重臣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他虽已年老，仍主动请命，自谓作一个副帅，“犹足为之”。一个多世纪前，在金朝做官的北方汉人，大多数都强烈地反对金军进一步渡淮灭宋。因为金朝从北宋手里抢得中原，逼宋南迁，华北汉人尽管可以心安理得地“各事其主”，但对南宋多少总还有一点“父母之邦”的认同心情。元朝在中原取金而代之，北方汉人完全将南宋看做是“使介交通”的“与国”。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对“席卷三吴”再没有什么其他犹疑之心了。
    襄樊之役结束的次年，即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不久因老疾召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后改为河南行省），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行省淮西（后改为行枢密院，由河南行省节制），驻扎淮水之上的正阳，南逼大江，截断宋在沿江设置的东、西两大布防区之间的联系；淮东元军则由察罕统帅。这样就形成以伯颜为主力的三路灭宋态势。七月，伯颜等将领到陛前向忽必烈面辞。忽必烈以本章开头的那段话训谕诸将，要他们取法北宋攻灭南唐时的主将曹彬，以“不杀”取江南。九月，伯颜从襄阳前线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元王朝大举灭宋的战幕掀开了。“太后传宣许降国”
    恰恰是在元廷发表建荆湖、淮西二行省伐宋的前一个月，南宋权相贾似道的母亲胡氏去世。贾似道居丧的三个月，本应当是宋政府加紧备战部署的关键时日，但这位皇帝的“师臣”要尽孝道，按常例不署理军国重事，朝廷竟在束手观望中任时光白白流逝。七月宋帝度宗死去。在大都，伯颜正为离朝南征陛辞；在南宋的“行在”杭州，将相们却弃国是于不顾，忙于举朝缟素，表白各人的忠君之忱。
    对国难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的惊人麻木，似乎是南宋一朝权相专制、党派间互相攻伐和虚伪的道德化政治共同培育的产品。小朝廷苟安于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指北宋首都开封）”。国用不敷，甚至向民间“预借”赋税达十多年。民间骂他们把西湖当成了糟蹋民脂民膏的“销金锅儿”；还有人作诗，讽喻气量狭小、没有远见和长久之计的政府是“小小人家短短桥”。
    这个“小小人家”在最后十多年中，差不多完全被操纵在贾似道的手里。1259年忽必烈从鄂州前线退师，主持荆湖防务的贾似道以“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上奏，名声大震，入朝为左丞相。他很快步入权势的巅峰，在集百官议事时，居然能厉声斥责他们：“诸君若不是似道提拔，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以至时人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的诗句。杭州有1，6万名太学生，以道学相标榜，经常用匿名诽谤、散发“揭贴”（即传单）等手段制造政治风潮。他们虽然难逃“空谈误国”之咎，却对权臣多少有一点制约的作用。但贾似道在当政期间，竟然能有本领笼牢一时名士，以虚崇道学而使太学生沉默不言。高压和利诱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回应各种刺激的必要弹性。南宋虽未亡国，国内却早已弥漫亡国气象。“楼台突兀妓成围，正是襄樊失援时”。整个朝廷就这样在文恬武嬉中坐待灭亡。甚至当襄阳失陷，元军旦暮伐木造船，整兵练众，预备渡江时，宋朝的沿边守帅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浩渺”，北兵必定攻不破“长江天堑”。朝政掌握在这样一班君臣手中，虽然兵力并不弱小，虽有军民一城一池的英勇抵抗，终于不可能挽回亡国的可悲命运。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舟师由襄阳浮汉而下，进趋郢州。时宋军聚重兵10万于郢州，分屯于汉水东、西岸的郢城和新郢，以炮弩夹江而列；两城之间连以铁索，又在江面水中密植桩木，用以阻挡船舰南行。伯颜在郢城北20里扎营，决定“耀兵不攻”，暗遣人马袭克郢城下流的黄家湾堡，乃挽舟上陆，至黄家湾堡，由堡西河汊驾舟入藤湖达汉，如是绕过郢州而南。在汉水沿岸的沙洋（在今湖北荆门东南）、新城（在今湖北潜江西北）、复州（在今湖北沔阳）等要塞，元军都曾遇到顽强的抵抗，或以强攻克城，或先经苦战，再以谕降得之。
    元军原欲夺取汉口，由此渡江。因宋水师严阵以待，乃开坝引船，由沦河出沙芜口（在今湖北黄陂南境），而达于长江北岸。至元十一年（1274）十二月，伯颜在进攻沙芜口以东十余里的长江南岸要塞阳逻堡的同时，命阿术分水军溯江，“为捣虚之计”，袭攻沙芜口对岸的青山矶（在今武汉东北二十余里）。元军乘雪夜实施强攻，攀岸步斗，经反复搏杀，遂得南岸。明日，伯颜得阿术报，指挥诸将急攻阳逻堡，下之。宋军伤亡惨重，“流尸蔽江而下”。元军历数昼夜方才陆续过江。
    渡江后议兵所向，阿术建议先取鄂州、汉阳，“虽迟旬日，可为万全计”。元军遂回师西向。鄂州与汉阳隔江对峙，所恃为汉阳水师。元军先焚汉阳军船舰3000艘。“火照城中，两城大恐”，未久皆不战而出降。伯颜遂以渡江大捷驰驿入奏。
    岁末，伯颜分兵4万，命阿里海牙规取荆湖，以绝东进之师的后顾之忧。至元十二年三月，阿里海牙在洞庭湖口与宋将高世杰聚集的水师交锋，败溃宋舰船数千艘，乘胜攻占荆湖南部的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元军从这里西北行，移攻江陵。四月，围攻江陵门户沙市，破其栅，纵火焚之。沙市款降。江陵守将斗志瓦解，接受招降。阿里海牙即占有荆湖南、北的制胜之地，“分道遣使招谕未下州郡”。长江中游全体动摇，谕降诏书所至，“无不降者”。除死守的潭州而外，元军在洞庭湖南北几乎没有遭遇过大的抵抗。
    自从命伯颜出师灭宋以后，忽必烈一直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前方的战报。他对元军能否一举平宋，并没有充分的把握。他派到南宋境内的间谍，曾潜往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替他问天命于张天师，得到肯定的答复，而且还带回来张天师的符箓以为凭信。尽管如此，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结果会怎么样，究竟不是一纸符篆就足以担保得了的。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忽必烈为之“方念之深”，只好靠卜卦排遣忧虑。算命的人“待诏公车，百十为辇”（在宫廷等待召见的卜者，要用数十成百辆车来接送）。大军渡江、克鄂州的捷报传来，他依然不敢完全释怀，深夜把姚枢召往内廷，对他说：“过去我才渡江，家里就发生内乱（指1259年末从鄂州城下撤兵，与阿里不哥争位事），上天不肯终结对宋的护佑而让我北归。现在伯颜虽然已经渡江，天到底是否会终止宋朝命运，还不知道！赵官家有天下三百年。天命没有赐降到我家，而先在他们那里。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宋朝！”直到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切断四川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完全排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的隐患，忽必烈这才可以放心舒气，声称“东南之势定矣”，于是兴致勃勃地在京师排宴三日志庆。
    至元十一年末，元军从鄂州出发，顺流而东。前锋是吕文焕，伯颜自领水陆大军随后征进。长江中游一线的宋将，许多人是吕氏旧部门人，所以临江诸城往往“望风降附”，传檄而定。十二年（1275）二月，元师已到达池州（今安徽贵池）。
    自从鄂州失陷的消息传到杭州，宋廷合朝震动。贾似道这时葬母已近两月。代4岁的小皇帝赵显主持朝政的谢太后诏命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抗拒元军。1275年刚过旧历元宵节，贾似道便领兵13万、舰船2500艘西行，溯长江师次芜湖（在今安徽）。他虽然嘴上说“决于一行以求必胜”，实际上却已有退却的安排。行前，他与亲信约，如出师失利，要他们将赵氏宗室迁至庆元（今浙江宁波），与他在海上合会。他幻想袭用南宋初年的“蹈海之危”，避过蒙古讨宋大军的兵锋，坐待其退军，再图兴复。
    出师芜湖后，贾似道仍在幻想避免同元军作战。先与新近降元的吕师夔（吕文焕侄辈）拉关系，想通过二吕求和；继而以遣返被俘的元朝军官为由，直接试探伯颜对议和的态度。两招都未能生效，乃于二月初正式以称臣纳贡为条件遣使求和。伯颜坚持要贾似道到元军帐下“面议”，才肯举行和谈，实际上是拒绝与宋和议。贾似道的一厢情愿全部落空，于是“阴备快船”，随时准备从前线逃走。
    二月中旬，元军从池州移师，进至宋前锋孙虎臣所驻之丁家洲（在池州下流，今安徽铜陵东北）。元军以步骑举炮弩夹岸推进，用巨炮轰击宋水师；又以数千艘战船“蔽江而下”，突击宋水营。宋先头部队将领姜才奋起迎战，甫交锋，孙虎臣却跳上随军小妾所乘舟。宋军见主将换船，都大叫“步帅遁矣”！前锋军水营乱作一团，又遭元军反复冲杀，尸流江面，江水变红。
    元军乘胜追击，逼近夏贵部勒的水阵。夏贵也不战而走，以扁舟驶掠位于他下流的后军指挥舰，对贾似道喊叫：“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错愕失措”，鸣钲令诸军逃散；他自己撤至扬州，预备漂海。13万宋军顿时不战自溃。实际上，元兵直到次日，才进抵贾似道主力驻扎的鲁港（在丁家洲下流，今安徽芜湖南）。二月末，它不战而取建康（今江苏南京）。三月初进据镇江。周围数十城望风披靡。元军遵旨在这里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东南地区的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将赵晋、张世杰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用示死而后生的决心。这时候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张世杰一直被元军追至大海。经鲁港师溃和镇江水战后，宋朝几乎已没有可供调遣的机动作战部队。除江北的扬、泰等州，以及江南常州等地婴城固拒长达数月外，宋人已基本上没有力量再与元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交锋的阵地战了。元军在东南方向上的推进遂成破竹之势。
    至元十二年八月，伯颜还至军前。十一月，命阿术驻瓜洲以绝扬州之援，余部则分三道发动对宋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在今浙江长兴西南），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和南宋降将范文虎率水军从镇江循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主力万人，水陆并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而趋临安。常州举城相抵抗，元军强克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
    第五章
    自鲁港败溃，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但除了痛哭之外，他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救国之策。贾似道的办法是请三宫移驾庆元，出海漂流。谢太后不许。同党陈宜中眼见舆情翻转过来，连忙反戈一击，上书要诛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谢太后把贾似道贬职远谪。路上，贾似道被解送人员擅杀。他罢相以后，陈宜中主持朝政，力斥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元军决战的建议，一心一意向蒙古求和。宋廷在灭亡的最后岁月里，以向敌军乞讨和平的行为，使自己永远蒙受洗不清的历史耻辱：1275年夏，太皇太后谢氏发诏书，向“叛将”吕文焕、范文虎“招谕”，要求他们从中斡旋，促使元廷罢兵许和。
    1276年初，又遣柳岳往伯颜军营求和，这时元军已至无锡。柳岳垂泪哀求说：“现在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嗣位的君主幼小，而且还在为先帝服丧期间。兵不伐丧是自古以来的礼制。恳望大丞相可怜、宽恕我们，退兵北归，免得引起敝朝三宫不安、陵寝动摇。我们怎么敢不年年进奉，岁岁修好！今日之事，确实是奸臣贾似道失信于贵方，因而贻害了我们的国家呵！”虽然忽必烈当时或许还有许和之意，伯颜却已抱定宗旨要灭宋，所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初我朝圣天子即位之初，曾遣使奉国书来与你们交好。你们国家无赖，拘留我朝使臣十六年（指郝经被宋拘禁之事）。所以要来兴师问罪。去年又把我朝派来的廉希贤等使节无故杀害。这到底是谁的过失啊！如果你们的太皇太后要我停止进军，为什么不学习吴越践王献出国土，或者像南唐李后主那样投降？你们宋朝过去从后周柴氏的小儿手里夺得天下，今天也失于小儿之手。天意如此，你何必再多说？”
    20天后，宋使再见伯颜，声称除纳岁币外，愿尊元帝为伯，世修子侄之礼。如不许，称侄孙也可以。再不许，只求封一小国保存赵家的宗庙。这次求和，终因伯颜大军兵临杭州城下而流产。
    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桩诈骗案。当时传说有一个当涂人的妻子叫赵孟桂，被伯颜纳为小妾。谢太皇太后异想天开，派人备厚礼去寻访她，想通过她打动伯颜。使臣回来说，赵氏担保将达成和约。宋廷为此颇感兴奋，后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几年后，人们才发现赵氏从来没有收到过宫廷的赏赐，她也没有做过伯颜的妾室。大概是有人借宋室求和心切骗攫财产吧。
    移驾也不是，求和也不成，朝臣们开始弃职出逃。其实这种现象还远非始于宋朝临终的最后时刻。谢太后为此出过一份朝堂榜，措辞差不多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她说：“像这样避难偷生，你们还要做什么人？死了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逼近杭州城。高级官员不辞而别更达到“接踵宵遁”的程度。正月五日临朝，文官只有六人。到十三日，“朝中为之一空”，连当初“哭声震天”的热闹情景也看不到了。
    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晚，赵氏的孤儿寡母们大概通宵未睡。他们决定向元军献传国玉玺求降，宋朝的求降表也在那天夜里准备就绪。时距贾似道出师抵拒灭宋元军刚刚一年多一天。同时代的一个诗人描写那天晚上宫内的景象说：“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十八日，宋奉传国玺和降表至临安城外元军大营。寻以降表“不称臣、仍书宋号”被退还。
    二十五日，修改过的降表送达伯颜。
    二十六日，元军进入杭州城。余波的平息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尚处于南宋控制下的领土大面积地为元所有。在荆湖方面的战场上，阿里海牙所部经过三个月的围城，攻破荆湖南部的重镇潭州（今湖南长沙）。守帅李芾令家人登楼醉饮，固命帐下亲信把全家杀死，他本人也从容引颈受刃，实践了自己“以家许国”的誓言。阿里海牙入城，禁止杀戮，发仓廪赈饥，湖南诸郡纷纷降附。元廷又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立都元帅府于江州（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元军从荆湖到浙西，遂完全连成一片。杭州投降后，太皇太后谢氏奉元之命颁诏，令江南未下诸郡停止抵抗。诏文称：“现在元兵攻克杭都，国家根本已被拔除。各地城市虽然还想拒守，但是百姓又有什么罪过而要再遭战祸呢？自奉接诏书之日起，切望你们各自降附蒙古，或许还可以让生民免受荼毒之苦。”东南诸多州郡守令乃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严州（治在今浙江建德西北）守臣方回一向以“死于封疆之所”相标榜，元军逼近时，方回忽然不知去向。人们都以为他一定已实践自己的诺言自杀了，到处找寻他的尸体而不得，后来才知道他已到三十里外拜降。此后不久，他竟然“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至元十三年二月，南宋文武官员出杭州城，各以宋朝所授职衔行谒见礼于元军大营。他们“谒见”的，乃是攻灭他们父母之邦的元军统帅伯颜。本月，伯颜以元廷的授权，任命元“浙西都督府”进驻杭州。三月，伯颜入杭州城。南方大国昔日的都城，现在成为元“行中书省”的治地。江南“新主”开始收缴宋百官诰命符印，罢废宋官府，“阅实”宋国库，“检括”所藏各种珍异宝玩，籍没宋室礼器、祭器、仪仗、户籍档案和大量图书。宋王室收藏的历代名画、法帖等也悉数北运，使北方宫廷中的儒臣们大开眼界。元廷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三月十二日，伯颜遣人向宋皇室宣诏。当宣诏人读到元廷对宋幼主、太后免于系绳于颈、牵羊于手表示亡国之臣向征服者献诚的时候，幼帝的母后全氏涕泪沾襟，对儿子说：“蒙圣天子慈仁，留你一条活路，应当朝京阙礼拜致谢。”幼帝拜毕，母子一起乘轿，“即日俱出宫”。只有谢后生病，留杭未行，但不久后还是被驱北上。临行之际，赵氏母子求见伯颜。伯颜以“未入朝，无相见之礼”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