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车上的小男孩
    1973年，鄂西北山区的十堰土门。
    阿唐的新家是一栋活动木板房，这是一种拼装结构的房屋，可以很容易地拆卸下来用车运到一个新的地点再快速地安装起来。这样的房子一共是5间一栋，一间一家，无论人口多少。我们家是在最靠东头的一间。
    为了扩大居住面积，也为了有一个做饭的空间，单位出面，在房头或房后为每一家搭了一间简易的小房。
    木板房坐落在一个山坡边上，我和爸妈在我家下面的山坡上种很多向日葵和玉米，秋天的时候曾经大大地享受了一番。
    山坡下面又开出了一大片的平地，驻扎着东风轮胎厂的消防队。
    家的前面是一条水泥路，路的对面是内胎车间。从我家的门口到对面车间的距离，绝对少于20米。
    车间的厂房刚刚建好，正在进行内部的地面清理。厂房的举架很高，大概有三十多米。正中央的天篷下面是一个跨度为50米的天车轨道，半米宽，上面铺设了一条单轨。
    一天，我顺着安装在内墙面上的梯子，爬到了天车的轨道上，手脚并用，猴子一般地从20米的空中爬到了50米外的另一端。定了定神，又爬了回来。
    这样，我隔几天就爬上去走个来回，练到最后，熟练到直着身子可以来回小跑。
    没有人在一边欣赏我的空中杂技，纯粹是为了自己向自己证明什么，表明自己可以战胜恐惧。
    现在，打死我也不敢了。岁数越大，越珍惜生命。所谓无知者无畏，正如老毛当年做井底之蛙的豪壮一般。如果邓公不是曾被打倒后的反思，不是早年的留法经历，78，79年访美访日的震撼，能否后来铁了心要向资本主义学习，还难说得紧！
    嘘，莫谈国事，接着讲古。
    我没有从天车上面掉下来过，却在阴沟里翻了船。
    一天，外面下雨，没有地方可去，又钻进车间里面去玩。车间的地面有一条两米宽很深的地沟，两侧浇铸了水泥墙，我轻而易举就可以跳过去。如平日一样，我一个助跑，就抬脚起跳了。车间屋顶的天窗的玻璃没有完全装好，雨水漏进来洇湿了地面，脚下一滑，没有跳过去，膝盖正正地撞击在对面沟沿的水泥墙的边缘，剧烈的疼痛使得我眼前一黑，差点儿就昏了过去。
    老爸听到我的哭喊，跑过来卷起我的裤子一看，也吓了一跳，背起我就往保健站跑。
    医生给我的膝盖做创口清理的时候，我才看到伤口，3公分长，血肉模糊。我目睹着医生给我的伤口缝线，吓得魂飞魄散。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只能直着腿走路，如瘸子一般，很被外班的人讥笑了几天。
    继天车冒险和地沟遇险后，我依旧贼心不改，这一回是爬烟筒。
    轮胎厂的烟筒是50米高，数据很准确，因为后来学勾股定理时，就是通过测这个烟筒的高度来证明劳动人民发明的定律是如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当年建烟筒时，因为要搭脚手架，留下了若干的小洞，现在有很多的麻雀在洞里面筑了巢，进进出出，极为忙碌。我看着眼热，总想上去掏上一掏。
    一段时间，突然时兴起玩“砸炮”。砸炮是用自行车的辐条做的，里面放进一粒从商店买的猎枪底火，在水泥地上或其它坚硬的表面上一磕，啪地一声响，青烟缈缈，很是震人心魄。
    为了追求声响的效果，我们尽量加大装药量，从一粒加到三粒。不过由于辐条底帽的容量有限，三粒是最多的了。
    我自小就是一个喜欢动手的人，把砸炮从自行车辐条改造成了子弹壳和钢筋头。先将从姐姐手里要来的保险丝在妈妈的厨房里融化，把子弹壳的底部与铅块融合在一起，再找一个适当粗细的钢筋头，用钢锯在一端锯出凹槽，用皮筋绑上鸡毛。做好后，在子弹壳里装入7，8颗底火，放入钢筋头，然后往天上一抛，铅块和鸡毛的作用下，整个砸炮直直落在地面上，轰地一声巨响，硝烟起处，端的是震耳欲聋。
    一次，为了追求最大音量，我放进了十来粒，正当往里面置入钢筋头时，砸炮在我手上爆炸，子弹壳炸碎不见了。我痴痴地看着我的手掌，黑黑的，没有任何感觉，动一动象是戴了一个棉手套，神经被炸麻木了。一旁的小夥伴在捂着大腿哭，我一看，炸碎的弹片打中他的腿，裤子上清晰地留下了一个印迹，卷起裤腿一看，一个显眼的紫痕。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保护了我没有受到弹片的伤害，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
    这时候，我的手掌的神经开始苏醒，那钻心的疼痛向我猛烈袭来。我们两个哭着走进保健站，医生闻到我们身上浓烈的火药味，一皱眉，“怎么回事，上哪儿打仗去了？”
    所有这些个惊险往事，全部发生在10岁之前。后来也屡屡冒险，不过事前的准备工作就注意做得充分一些了，再没有大的意外发生。
    那个年代的人命可是真贱哪，生命好像是风中的一根羽毛，随时都有飞逝的可能。
    二、我的玩具
    我的玩具大都是我自己做的，除了上文提到的砸炮，最多的是枪，弹子枪。
    这种枪是用铁丝做成，套上皮筋，打纸子弹。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大到两尺长的冲锋枪，小到只能套在中指上的手套枪，这种枪据说是模仿林海雪原中打死杨子荣的那种枪！
    开始时，我也象其他孩子那样用铁丝做弹子枪，我的力气小，就强度而言，8号铁丝最适合，但是对我来说就太粗了，很难用虎钳弯动，做大型枪有困难。后来我改用自行车辐条，效果极好，强度高，刚性又好，还容易制做。
    最激动人心的就是一帮孩子用弹子枪群战，我通常是先把大冲锋枪的子弹射完，再拔出腰间的盒子炮对抗，最后是走投无路时，举手投降，对方过来收缴武器时，突然用套在手指上的手套枪做最后一博！
    弹子枪之外就是滑车。
    滑车是三轮的，轴承做的车轮，木板做的车体，前轮可以转动控制方向。往内胎车间旁的大斜坡马路上一放，人往上一坐，一溜而下，哗啦哗啦就冲到了下面的厂门口。
    这滑车不足之处就是噪音大，震动大，玩上一会儿不仅屁股发麻手发酸，而且也会被怕吵的大人一顿训斥。
    制作滑车的最大难点是钻孔和做车轴，因为我没有适当的工具。钻孔我是用烧红的火钳一点一点烧出来的，车轴则是用妈妈的菜刀一点一点削出来的，都是极为不易。
    最恶心的玩具是钢管射泥蛋。
    钢管是一指粗的无缝钢管，截成两尺到三尺长，越长射程越远。泥蛋是泥土合水做成，当然危机时分也使用吐沫。
    具体的玩法是，把泥蛋塞入钢管的一端，瞄准目标，用力一吹，泥蛋便如离膛之弹，飞射而出。打到人的身上很疼，但不会造成大的伤害，不过会在衣服上留下一个难看的斑痕。
    最有趣的钢管射泥蛋大战还是在学校，两个班的孩子躲在各自教室的窗户后面，把钢管架在窗户上，隔空大战。泥蛋子飞过两个教室间的空地，轰击在对面教室的墙壁上，窗户玻璃上，射进教室里，打在不走运的男孩子额头上。煞是好看，蔚为壮观。
    终於一天，一颗不长眼的泥蛋子打在路过的校长身上，一声禁令，才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泥蛋射校长是有惊无险，“窜天猴”打人脸才是惊险万分。
    话说一次一帮孩子不知道在哪里弄到了钱，於是在学校不远的土门合作社买了一些花炮，大家就在合作社前面的空地上放了起来。正得意当而，合作社的主任正好路过，就是那么巧，一个“窜天猴”刚刚好打在主任的眼睛下面一点，扎在那里呲呲地冒着青烟，主任抬手打了一下，没下来，又打了一下，才落下来，没等掉到地上，啪地一声响了。乖乖，这要是晚个半秒，那只眼睛可能就没有了。
    主任的脸上流着血，追着我们问是谁放的，孩子们一轰而散，只留下主任的骂声在身后响着。
    三、消防队
    东风轮胎厂消防队的操场上，放着两架蒙着帆布的高射炮。我们时常在里面钻进钻出，在帆布下的黑暗里东摸西摸。
    当厂里的民兵举行高射炮实弹演练时，孩子们最盛大的节日就来到了。
    那一天，操场周围人山人海。两座高射炮上各自固定了一枝轻机枪，民兵们身着旧军装，在自己的炮位上就位，紧张地报出每个人的准备状况，气氛一派紧张，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望着天空。不久，东面的天上，一只硕大的气球冉冉升起。炮长一串声的报出高度方位速度和风速，炮手们把操作轮转的飞快去瞄准目标。眼看着气球随风飞过当顶，距离大概是五，六百米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炮长一声射击令下，站在一边的射击手一拽绑在扳机上的绳子，炸豆般的枪声震耳欲聋，一次不中，再来一次，通常是两三个回合，那只气球就会被打得凌空爆炸，鲜有失手。
    这时候，围观的人们会自发地爆发出一片掌声，现场气氛达到高氵朝，人们兴奋地议论着我第二武装的军威之壮。其时阿唐正忙於满地的抢子弹壳，没有功夫发爱国之慨。
    消防队的日常训练也是极有看头。生龙活虎的队员们，人人顶戴钢盔，身着消防服，提着一盘卷好的水龙带一溜小跑，手一挥，一盘水龙带如一条长蟒展开在地面之上。至於在三层的训练台上爬高上梯，翻上腾下，更是好看。每次我都是如痴如醉，百看不厌。
    那年月，可以娱乐的东西实在太少。如果让今天的孩子去看这个，两天就会腻烦透顶。我是足足看了三年！
    我们这帮孩子没事就在消防队转悠，和队员们混得很熟。最爱看的是，突然火警铃响，就见所有的人扔下饭碗，抛下篮球，一窝蜂地奔向救火车。然后马达一响，救火车怒吼着冲了出去，凄厉的警号声响彻心肺。偶而，会有一两个手脚慢的倒酶蛋在车后拼命地追车，引来孩子们的一阵哄笑。
    一次，我正在消防队如厕，一声铃响，身边的一个家伙提上裤子就冲了出去，连屁股都没有来得及擦！我每次给小夥伴讲述这个情节，都会换来一片笑声。
    四、学工，学农和学军
    阿唐对山的热爱，起源于学校组织的野营拉练。
    野营拉练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一项活动之一，记得春季和秋季各有一次铁定的拉练。那个年代的所有稀奇古怪的各式各样的劳什子中，只有这玩意儿阿唐是举双手赞成，好，实在是好！
    大凡生活富裕到一定程度，一部分人在文化底蕴的烘托下，就会寄情山水，四处暴走地去当背包客或是驴友什么的，中国大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开始出现了这么一批人。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如此闲情逸致的人，大概是凤毛麟角。如此，野营拉练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消遣活动，学校的老师可以借此机会去游山玩水，我们这些学生可以不用读书，背上老妈准备好的美食去游玩一趟，呵呵，皆大欢喜！
    拉练去过很多地方，光是“平顶山”就去过两个，一个在土门的东沟里面，一个在土门的西沟里面。后者不能确定是否叫“西沟” ，大致是在土门西侧的山沟里。西面的平顶山阿唐一共去过三次，两次是学校组织的，一次是自己邀上小夥伴去的。西平顶山临近主峰时，路边耸立一数人高巨石，山径绕石而过，下临深渊，形势极为险要，仿佛记得巨石上刻着什么字，是否如此，有待十堰的网友考证。那峰顶依稀有些屋舍的残砖断瓦，据说曾是山贼的营寨。
    南边的四方山也是去了三次。第一次是盘山公路刚刚修好，坐了老爸单位的便车往山上开，他们要去勘查如何在峰顶修建十堰市电视发射塔。记得那是一辆一汽的解放牌，开到半山腰水箱就开了锅。司机提着水壶到附近的山民家中去讨水，车上的大人们则议论着未来二汽的车不要如此娇气。
    那时的四方山顶，也是有些残砖断瓦的痕迹，大人说原来是一个山神庙所在。呵呵，还是那句话，有待考证。
    拉练最远的一次是背着铺盖卷拉到郧阳县城，晚上在一所学校打地铺，第二天拜祭了烈士陵园，又拉了回来。来回多少里忘记了，我只记得回程时，走到茶店我的铺盖卷就被老师抢了过去扔到随行的汽车上了。真是累啊，脚都走出了水泡，不知道是谁出的馊主意。
    学工是顶顶无聊的事情，就是去彼此父母的单位里干活。小毛孩子除了捣乱能干什么，纯粹是拿大人孩子一齐开心。干了些什么早忘光了，只记得一次劳动中，工地的广播说有重要新闻，接着是哀乐四起，大家屏住呼吸，听着那一长串至高无上的头衔一个一个报出来，人人都明白了，原来是救星陨落了。
    学农很好玩，阿唐也是喜欢的紧。
    学校里有一个农场，一次，我独自一人抄近路前往农场，爬上一个山口，迎面而来的是滚滚山雾，如惊涛巨浪，汹涌澎湃，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山的另一面冲将上来，越过山口，跌落山谷。站在山口，有如在瀑布瀑口搏击惊涛骇浪，却又寂静无声，浑不着力，说不尽的奇妙诡异。
    在农场里，我们种麦子拔麦子，种玉米收玉米，锄草施肥等等农活。最好玩的是砍树盖房子。记得那时有一个电影叫“青松岭”，里面一个伐树的镜头和我们当时的景象很是相象，於是大家模仿着电影里的台词吆喝着，“顺山倒啦！”，一颗一颗的树就被放倒了。十来岁的孩子，只能砍动胳膊粗细的还未成材的小树。如今想起来，真是造孽啊！如果今天十堰的山还是秃的，其中就有阿唐的罪过。
    学农的美事，最后演变出一桩不美的事情。话说学校里面有一支工宣队，全称大致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开始有四，五人，到最后就剩下一个人坚守阵地。这斯的拿手好戏就是做忆苦思甜报告，每讲必哭，也是一个绝活。其中有一句台词，是用河南话讲的，我们每一个小孩都能绘声绘色地学出来，“想吃那螺丝钻的糖啊，可惜木(没)钱买！”
    这个工宣队的师傅，经常负责带队领学生到农场劳动。一次乘学生们都上山劳动去了，在山下农场的房子里猥亵了一个5年级的女学生，不巧被人撞见，判了三年刑。
    从那之后，螺丝钻的糖就有了新的涵义，小孩子们朦朦胧胧地将其引伸到另一个龌龊所在。
    五、露天电影和灯光球场
    跨过神定河上的大桥，走大约十来分钟，就是所谓的东沟露天电影场。
    东沟的尽头，是一个三面环山的谷地，山谷的平地加上周围的山坡大约可以容纳上万人观赏电影。后来看到古罗马的露天剧场，除了那时我们要自带凳子马扎外，二者实在是象极了。
    小孩子们早早地带了马扎到东沟，用捡来的石头围上一个方方正正的地盘，地方就占上了。等到晚上大人们在外面一喊，占地方的小孩子在场地里面蹦高一应，头就接上了，於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张着大嘴呵呵地看着电影，共享天伦之乐。
    如果因故没有能占到地方，只有两个办法，坐在山坡上看，或是在银幕的后面看反的。小学毕业上中学后，阿唐自以为长大成人，不屑于再做搬马扎占地方的小孩子把戏，於是反看电影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神定河畔的大桥旁，有一栋三层的小楼，里面住着些新结婚的小夫妻，人们戏称之为“鸳鸯楼”。这鸳鸯楼里有一对恩爱的小夫妻，男的高大威猛，女的小巧玲珑，站在一起，身形的反差极大。两夫妻成双联袂，每场电影都绝不拉下。每次俩人一出现在电影场，小孩子们就偷偷地起哄，“一只老牛，一头小鸡！一只老牛，一头小鸡！” 反用量词是成心，为的是强调俩人身形的不班配。
    其时，是否演出电影取决于是否有电影胶片传送到本地，与天气状况无关，因而能否在露天电影场里看上一场逍逍婷婷的电影，全仗老天爷是否赏脸。遇到刮风下雨，每个人只有自求多福了。发生过几次银幕被大风刮掉，看电影的人七手八脚地上前帮忙再重新固定起来，等到电影又重新开演，观众们往往给予一片狂风暴雨般的掌声。
    冬天的露天电影场，夜晚非常寒冷。我们用罐头盒做了小火炉，里面放上烧得红红的焦炭，炉子用铁丝吊着，提在手里，时不时的抡起胳膊如风车般地一转，红红的火苗窜了出来，远远地望去如同耍把式玩的流星槌。那时候，小孩子们玩什么也是喜欢跟风，夜幕中，电影场的山坡上活跃着十来个火流星，此起彼伏，煞是好看。
    东风轮胎厂有一个灯光球场，水泥的场地，上面有灯光照明。这个球场的设备等级，在当时的十堰市无疑是名列前茅，大名鼎鼎。轮胎厂篮球队的水平也很高，其中据说有几位队员都是原来省队退役下来的。
    一次，厂队与省青年举行友谊比赛(那时候的比赛全都是友谊比赛)，自始至终厂队是落于下风，然而却是虽败不乱，常常也能组织起一些有效的进攻而得分，激起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那是阿唐第一次观赏高水平的篮球比赛，虽然不大懂，不过明显感觉攻防转换非常快，不象平时常见的比赛，慢条斯理的。
    看电影和看篮球，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唯一消遣，也是不多的几个社交场合，年轻人都打扮的溜光水滑的。阿唐的对男女间的朦胧意识，大约就发源于那个场合。记得是十二，三岁的时候，社会风气有所松动，开始流行起了筒裤。先前的裤子松松垮垮地没有什么型，筒裤则将臀部的线条勾勒了出来。一天，走在看电影的路上，我看到前面两个穿筒裤的妙龄女郎，窈窈婷婷，臀影闪动，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视线一下子就给固定住了，看了又看，怎么看怎么觉得好看。隐隐约约觉得如此作为不大妥当，可就是克制不住自己。
    孟子曰：食色性也。吾然之矣。呵呵，那天或许就是阿唐成人的开始。
    六、游泳的故事及其它
    我是在池塘里学会游泳的。
    一到夏天，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去老乡的池塘里面去游泳。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这种活动通常要瞒了大人，因为差不多每年都听说有孩子淹死。
    池塘蓄的是雨水或是小溪，老乡用来给牲畜饮水，天旱时浇地。一般来说池塘都不大，四，五十米见方。塘边长着些青草芦苇，塘底是稀稀的烂泥，水面时而有些漂浮物，不过都是些自然的产物，绝对没有工业污染。
    我大致是在10岁左右学会的游泳，启蒙老师是我在书店里买的一本教授游泳的小册子。我真的是按照书上的步骤，一点一点学会的。不同的是，书上说要先从仰泳学起，我却是先学会了侧泳。
    今天阿唐的泳技还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而且被用来教授小阿唐学习游泳。一次，小阿唐问阿唐，Pond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池塘。他又问池塘是什么东西？我哑口无言，遂带他去了公园，指着一小片水对他说，那就是池塘，它要比湖小一些。接著顺嘴吹嘘阿唐小时候是在池塘里学会游泳的。小阿唐望望池塘又看看我，摇摇头说，不可能，池塘是鸭子游泳的地方，人是在游泳池里游泳的。我张张嘴，没有说话，心里转出一个念头，看来有机会应该带小阿唐回十堰转转，是应该让孩子认识一下父辈走过的路的时候了。
    在尝试过周边所有的小池塘后，我们终於发现了一个好的去处——刘家沟水库。
    这刘家沟水库位於土门南边的刘家沟里，是一个真正的水库，大约有一两百米见方，石头垒成的堤坝，水质清纯，也没有污泥杂草。最开心的是，水库旁边的山崖上，矗立着一块突起的巨石，距离水面有5，6米高，我们将其作为我们的跳水台，爬上跳下的不亦乐乎！
    除了小孩子，也有大人在这里游泳。一次见到一个妙龄女郎在水库正中游蝶泳，姿势标准，动作潇洒，全水库的人都停下来观赏。小孩子们如阿唐者是一脸羡慕，想的是如何自己也能有如此好的身手。大人们的脑筋里转着什么念头就不知道了，那个时候很少有女青年在水库里面游泳的，游得好的更不常见。
    刘家沟水库什么都好，就是远了一点，大概要走上个半个多钟头。游够了回家，天热，太阳毒，我们就把湿湿的游泳裤顶在头上遮阳，远远望去，活象一群鬼子兵进村扫荡一般。
    在我周围的孩子中，没有人因为游泳而出事，尽管机会是如此之多。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但是不断有孩子在游山时出了事。
    最常见的事故是植物过敏。山上有一种漆树，据说是过敏的根源，呵呵，是否如此，考证考证。
    最严重的是食物中毒。小孩子吃了不知名的野生桨果，中毒住院，比比皆是。一次一个孩子吃了有毒的果子后，已经有了呕吐的现象，家长没有十分在意。晚上正赶上有露天电影，孩子也去了，中途到厕所去呕吐，一头栽进坑里就没有起来。是中毒引起的虚弱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导致那孩子掉了进去，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确切发生的事，只留下父母一生的无穷悔恨。
    那个死去的孩子我不认识，我认识的孩子中确实有一个因为意外而死去。
    一年的夏天里，我们一大帮孩子聚在一起玩，大孩子在做弹子枪，小孩子在一旁起哄。
    枪做好后，小孩子们纠缠着想要这一把枪。我同学说，好，如果你们能把我摔倒，枪就归了你们！一群七，八岁的孩子一哄而上，抱腿搂腰地就开始练了起来。我那同学比我大两岁，那年是十二，三岁，长的很高大。一帮小孩子没有把他摔倒，反倒让他摔得人仰马翻。其中一个小孩子的后脑勺嗑在了水泥地上，当时没有什么反应，自己爬起来的。过了一天开始发高烧，又过了几天就撒手而去了。
    我十三岁那年，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因为与家人口角龌龊，一怒之下悬梁自尽。那天晚上，我目睹了医生的抢救，家人的呼天抢地，一个稚嫩生命的飞逝，冲击是如此之大，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那应该是阿唐第一篇有感而发的写品。
    那个逝去的年月，家家大多是七，八个孩子，赶上父母都在工作的家庭，根本就照管不过来，因为疏于照看而导致出事的，不能说是比比皆是，却也是时有发生。
    记得有父母官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话有几分道理，在人与资源的比例不相协调的时候，无疑先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不过，阿唐衷心希望不要以此为永远的借口。
    七、目睹汽车城的诞生
    不夸张地说，阿唐是亲眼目睹着二汽汽车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用一句现代话是，直击。
    70年进山时，襄渝铁路还在五当山下打炮眼钻山洞呢；81年出山时，二汽的车早在数年前已经在中越之战中大显身手了，一座50万人的汽车城在鄂西北的大山里巍然屹立。
    据说当年二汽的选址颇具传奇性。曾经有过几个方案，如湖南常德，四川三线，最后几经周折选定了位於襄渝沿线的鄂西北郧县的十堰一带。
    选址十堰，无疑是完全着眼于战备需要。几个方案的地址，都是位於当时的三线地带，也就是中国的大后方。当年东洋鬼子也只打到了枣阳一带。
    具体选址十堰，是否如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首长一剁脚，“就是这里了！”，阿唐不得而知。不过，这是那个逝去的年代里的特定产物，当属无疑。那个具体年代国际气候的具体养成，是否由於执政党人的过於意气，第三条道路是否可行，自有后人评说。
    二汽座落在十堰的几十个山沟里，厂房建设的绝大部分的场地都是人工平整出来的。
    刚进山的那几年，每天都能听到开山放炮的爆破声响，修路，炸山平地，取用建筑石料。几年下来，山沟里如雨后的林间蘑菇，东一簇西一撮地冒出了一栋又一栋的厂房和宿舍。
    70年代中期后，平整场地开始使用了一种进口的大型机械，原理上类似木工的刨子，在大马力牵引机的拖曳下，一层一层地把山泥和乱石刨下来。上下学的路上，阿唐很喜欢跟在巨型刨子的后面走上一段路，刚刚刨过的地面光滑的如同玻璃镜面，甚是奇妙。
    轮胎厂的试投产大致在75年前后，家门口的内胎车间里，排列着鳞次栉比的制胎设备，合上盖子，一阵蒸汽轰鸣，盖子打开，一个硕大的内胎就弹了出来，饶有兴趣。
    大致来说，内胎车间是最后一道工序，除了噪音外，没有什么污染。
    附近有一个车间是处理炭黑，里面的工人走出来除了眼睛和牙齿外，比黑人还要黑。
    那根50米高的烟筒不能再爬了，因为浓浓的黑烟已经冒了出来，附近山上的松树渐渐地落上了一层黑色粉末。
    上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似乎总是伴随着环境污染的代价。或许在新世纪里，人类会变得聪明一些。
    轮胎厂的职工大多来自青岛橡胶厂，子弟们操一口山东话。阿唐老爸的单位来自内蒙，操一口标准普通话。於是土门地区的孩子们就分成了两大阵营，泾渭分明，时有战争。最后的胜利者当属青岛帮，因为内蒙帮最后都去了天津。
    青岛话听起来很俏皮，在山东话里面算是很好听的一种，加上青岛妹子的水灵乖巧，端的让初萌人事的阿唐很是痴迷了一阵。阿唐的最爱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听邻座的小姑娘用青岛话发嗲。
    呵呵，可惜好景不长，81年一别，趋今已是24年没有再听到青岛话了。
    很想知道今天的十堰是否普通话占据了主流，抑或是如同当年一样，一个山沟里有一种方言，如武汉话，东北话，普通话和青岛话。
    八、给我来一块屁股
    那个年月，买大部分的商品都需要票证。如粮票，布票，肥皂票，油票，肉票，林林总总，包罗万象。
    大部分的人家由於孩子多，粮票总是不够用。阿唐家只有姐弟两人，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粮荒问题。
    不过，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那就是肉票。每人每月的肉票是一市斤，过期作废。因此，每个月都要在肉票过期前把肉买出来。
    阿唐老爸不屑去排队买肉，他老人家好歹也是四个兜过来的，可能觉得丢人。阿唐老妈自幼身体欠佳，受不得那个累。阿唐老姐虽然在家里吃饭，可是早已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单住，平时上班没有时间，星期天睡懒觉根本不起床。于是，这一买肉的艰巨任务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落在了馋嘴的阿唐肩上。
    除非家中请客，基本上我们家是一个月买两次肉，每次2斤。阿唐从9岁时起，每年大致去买20次肉，一直到13岁时止，合共买肉100次整。
    有看官会说，买个肉有甚好吹的，一手钱一手货，几分钟的功夫不就搞定了！
    呵呵，说这话的，一定是30岁以下的人，对那个时代缺乏感性的认识。不夸张地讲，那个年月在十堰买一次肉，如同上了一次战场。
    为什么，且听我细细道来。话说整个土门地区(现在叫东风，感谢皮又痒了指正)，大致有国营职工及家属三万来人，其中的一部分人是在集体食堂就餐，至少还有2万人要自己买肉吃，以每人每月1斤计，每天的猪肉需求量平均是600多斤。这600多斤猪肉，全部是由土门的供销合作社负责供应，每天大概需要杀2头到3头猪。
    供销社从本地或者是外地收购生猪上来，先养在供销社的后院，然后每天按量宰杀上市。
    卖肉的门市部是一个20平米的小平房，前面开了一个宽约两米的卖肉窗口，买肉的人们就在窗口前的空地上排队等候。
    很多的家庭都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平时没有时间，只能在星期天买肉，因此这一天里前来买肉的人远远多过平日。但是据阿唐的观察，星期天供销社的供肉量应该不比平日多，因为上架出售的肉，一般而言，也就是两头猪四扇肉而已，正所谓狼多肉少！
    话说一个 星期天，十岁的阿唐一大早就起床去排队，到了神定河畔的供销社，天还没有大亮，朦朦的晨雾中十几二十多个人在紧闭的窗口前贴墙排成一列。赶紧跑过去，紧紧地贴着队尾最后的一个人站好。数一数前面的人，如果是10以内，则大喜，今天的肉算是买上了；如果是10到20之间，则心里打鼓，没有成算；如果是20以上，只有祈求今天的秩序平平顺顺，大好局面维持到我买上肉。天可怜见，今天我是第13号。
    排队的人们一个挨着一个地站着，相熟的人彼此谈论着家长里短。如果有人内急或是别的什么要紧的事情需要离开片刻，就要前期后后地打招呼，得到大家的认可后方可离开。
    好不容易熬到8点，天光大亮，队伍已经排出几十米开外，100多号人。卖肉的职工睡眼惺忪地来上班了，手里拿着七七八八卖肉的工具，边走边吆喝，“让一让，让一让！挤球个一堆儿，门都堵上咧，老子进不去，你们吃球个甚？”
    人们哄笑着，闪开一条路。有人给卖肉师傅陪着笑脸，“小武师傅，您今天的气色不错啊！”
    “不错啥咧？大礼拜日的这么些个讼人，忙球个死！”小武一边开门一边没好气地抱怨着。
    小武进到屋内，关上门，兵兵乓乓地一阵案板刀叉的响动。屋外的人们倾听着这美妙的声音，久候疲惫的神经逐渐苏醒兴奋起来。
    接着，一辆排子车载来了今天将要上市的肉，吱吱扭扭地推到门口，人们又拥拥挤挤地闪开一条路。拉排子车的伙计一前一后地吆喝，“小武，开门！你个狗日的洽(藏)在里头奏阿经(干什么)？ ”
    门开了，小武探出头来，“肉来了，那闷(快点)抬进来！”
    人们注视着已经剖成两扇的猪肉，心里数着：一，二，三，四！又只是两头猪，100号以外的人是没有戏了。
    卖肉的窗口一阵乱响，堵住窗口的木板一块一块地卸了下来，快要开始卖肉了。
    排队的人们一阵骚动，如同压紧的弹簧朝前拥去，一眨眼功夫，一字长蛇阵戏法一般地变成了蝌蚪阵，售货窗口前面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成了蝌蚪脑袋，后面的队伍萎缩成了一个小尾巴！
    非常幸运，虽然13号在西方是不吉利的号码，今天我却很幸运——我被挤到了里层紧挨窗口的位置。当然，几年买肉的征战，我多少有了一些经验，在人群开始前拥的那一瞬间，我是抱头贴墙往后挤。抱头是为了防备大人们胳膊肘砸到祖国花朵的脑袋，后背贴墙往后挤是为了在拥挤的浪潮中不被人给挤出来，也是为了防止前后的压力作用在胸腹上造成伤害。至於前后位置则勿须操心，自有来自后方的千军万马把我向前顶到窗口位置。
    挤到这个时候，人们的前胸贴着后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端的是亲密无间。队伍中的年青女子，幸运的，胳膊护住胸前的要害部位，如果不幸胳膊伸张在外不及收回勤王，则不免有被人鱼肉吃豆腐的嫌疑。真是怪哉，那个时代曾经听说过有人在公车上猥亵妇女，但是在买肉的人潮中，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如此说来，夫子的“民以食为天”，确实是至理名言哪。饱暖思淫欲，看来人们在没有吃上肉之前，生理的欲望也不够高。呵呵，啊呸，臭嘴！
    我被来自上面后面左面右面的压力紧紧地压迫在窗口的一角，汗味，口臭，脚臭阵阵扑将过来，隔壁大妈三年没有洗过的乱发不停地骚痒着我的鼻孔，人间地狱啊！
    屋子里的四扇猪肉已经吊在了立架上的挂钩上了，一律是头下脚上。小武在蹭蹭地磨着刀子，旁边是一个收钱的助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屋子里又多了几个人，原来是附近两家国营餐馆的采购。他们和供销社的关系良好，有在里面优先购买的权力。
    等到饭馆采购的离去，四扇猪已经只剩下两扇半，撑死三百来斤。以一人买3斤计算，也就是100人次的量。刚才一字长蛇阵时的排队之人，已经排到150号以外了。
    小武转向拥挤在售货窗口的几十个脑袋，环视群小，沉声问道，“哪个是第一个？”小武的形象声音威猛极了，我心里羡慕至极，咬牙切齿地发誓：长大一定要当一个买肉的！
    小武的话音刚落，几十只拿着肉票的手一齐在小武的鼻子前面挥舞着，几十个声音从几十条嗓子里面高低厚窄地喊将出来，“我，我，我第一！”
    小武一皱眉，“到底是哪个？”
    “我，我，我第一！”又是一片嘈杂声响，最尖最细的那个就是阿唐。
    小武从离鼻子最近的那个手中接过了肉票，
    “四斤？”
    “对，多给点，小武兄弟！”站在蝌蚪中层的买肉壮汉生生地从一脸横肉中挤出了若干妩媚的笑。
    小武一声不响，转过去俯身刷地一刀从脖子上切下一块肉，挂到秤钩上一秤，“4斤3两！”
    收钱的伙计霹雳扒拉地打了几下算盘，“4元8角2！”
    小武托着那块脖子肉，递向壮汉。壮汉的手往回一缩，“小武兄弟，您给换一块吧，这是一个血脖！”
    小武眼一瞪，“你要不要？不要到后面排队去！”小武还有点正义感。
    壮汉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把肉接了过去，嘟嘟囔囔地付了钱走了。
    我的个子小，胳膊短，手中的肉票怎么也递不到小武的鼻子前面。眼看着两扇半的肉转眼之间变成了一扇，我终於被人潮挤到了窗口中间的最佳位置，手中的肉票被小武兄弟小武叔小武大爷给接了过去。
    小武俯身就要从最下端的血脖下刀，我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大喊一声，“小武叔，给我来一块屁股！”
    尖细的童音回荡在一片嘈杂声响中，惹得众人一通大笑。小武的脸上也破天荒地挂上了笑容，真的从上面挂钩处，切下了一快带尾巴的臀部肉。
    好不容易付款拿肉挤出来，浑身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洇湿了。
    我跑到水龙头处洗了一把脸，整理了一下皱褶的衣裤，提着肉回家时，今天的肉已经卖光了，大约还有几十个没有买上肉的人怏怏不甘地散去了。
    今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再需要为了每月消费的那一斤肉而去冲锋陷阵了，年轻的一代甚至可能以为是天方夜谭。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二十五年前一位世纪老人的振臂一呼：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说到这里插一句题外话。
    有人短期出国归来，除了感叹发达国家的环境优美之外，对公众常葫的普罗大众的平和秩序大加赞赏，最后的结论往往会加上一句：国人的素质太差。其实，这是一种误区。
    中国人从孔圣人起，就提倡修身齐家平天下，以为个体的德行是第一要务，凡事均以要求个人做圣人为出发点，人人皆圣贤，岂不天下太平了？！非也，因为人的本性首先是自私，对其他人而言也就是向恶。社会体系的第一要务不是要求个体行善，而是制恶，即限制人的自私倾向，约束这种本能到社会体系能够接受的程度。
    以排队来说，国外的迪斯尼乐园在节假日期间，人山人海，绝不亚于中国的资源与人口比例，队伍也是排的老长，一个项目排上个把钟头，毫不稀奇。乐园当局会在队伍长过原来固定的排队围栏之前，早早地安置好临时围栏，并且沿路竖立项目标志。无论任何时候，游客都很容易找到自己所要玩的项目队尾。
    与其说这是人的素质的差异，倒不如说是社会体系的组织管理意识的差异，也就是初步工业化国家与后工业化国家的差异。
    九、读不好书的后进男生
    九岁的时候，我读闲书的习惯大致养成了，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找到一本没有看过的书，最好是文革前出版的禁书。拿到书后，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呵呵，因为那书通常都很老旧了，一不小心就会烂掉的。
    那个时代的书很难找，尤其是好书。新书一到手，万事皆休，谁叫我也叫不动了，日以继夜，直到看完为止。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印象深刻的一本书，是文革前的一本高中课本“文学”里的一篇课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少年阿唐很是为那美丽的青楼女子的不幸遭遇感伤了许久。
    杂书看得多，就很喜欢给小朋友们讲古，讲得最多的大概是“西游记”。讲古之外，来自小夥伴的一般性的问题也问不倒我。久而久之，博得了一个绰号——“科学家”。呵呵，还好今日的阿唐不是什么家，不然，可能会被人发掘出来，在报纸上胡诌什么，“我国著名XX家阿唐在少儿时代就对XX科学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同学们都热情地称呼他为‘小科学家’……”。
    闲书读的还好，学校里的正经书却读得一塌糊涂。
    上学以来，我的成绩 一直都还不错，这种情形到了小学快要结束的时候慢慢起了变化。要么是老师的水平问题，要么是阿唐真的很笨，总之成绩大幅度下滑。
    那个时候没有考试排名，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上数学课的时候听不懂老师在讲些什么，往往是新课程开始了好几个月后，我才慢慢明白了几分前面所讲过的内容。
    其实每一个小孩子都有自尊心，虽然大人们并不知道我的情形，自己却很有几分形秽。解决的办法不是多用几分心去学，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坏孩子的作法，不写作业，上课捣乱。
    於是，上初中重新分班时，我被分到了一个“坏孩子”扎堆的班级。当然好坏的定义是相对，好孩子班和坏孩子班在初中毕业时参加中专入学考试的录取率为5：3。
    不过，当时对自信心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自然而然，在心里开始反弹，上课出怪声，学老师讲方言，回答问题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越是认为好欺负的老师，越是容易被捣乱。老师的办法是喝令起立，逐出课堂，我们是置之不理，端坐不动，老师上前来一拎脖领子，连拉带拽地请出了教室。这样的情景，每天都要发生几起，课堂秩序一片混乱。
    张铁生交白卷的事件，也是大致发生在这一段时期，当时风行了一阵子教育革命的风潮。记得学期末数学课不用考试了，上山去测量梯田的面积。
    当时只有一位老师对此做法表示异议，好孩子班的班主任Z老师。以当时的大形势，她的勇气不亚于反潮流的小将们。
    初中的第一年里，我都是昏昏噩噩地过来的，今天也回忆不起自己干了写什么，书也没有好好地读，玩也没有玩出什么花样来。只记得心情很灰暗，做好孩子做不了，做坏孩子不甘心。
    十、难忘的1976年
    1976年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情。
    首先是周总理逝世。
    那天早晨一听完广播的仆告，老妈就叹了一口气说，“唉，周总理这么好的人怎么死的这样早？”
    那会儿学校因为搬迁放假，我每天跑到老爸办公室看报纸，听到隔壁会议室里老爸正拿老妈的例子说故事，“就连我的家属都为总理的去世而难过……
    那一瞬间，我学会了活学活用，把生活中的小事情信手拈来说事。
    接下来是主席辞世。
    确实如白卷英雄张铁生而言，每个人都感到如丧考仳，好像一个大家庭里突然失去了父亲一般。个人崇拜的浓厚程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体会的。随便举个例子，提到总理，一定知道是指周恩来，提到主席，一定是指毛泽东，不可能想到其他人身上去，即使后任者干得或许要比这两位好。一句话，历史已经定位了，正如当年的始皇帝赢政。
    主席之死，如山崩地裂，形势一度很紧张，民兵们背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在厂区的各个路口站岗，防备帝国主义的突然侵略，阶级敌人的乘机破坏。
    我家已经于一年前，由内胎车间前的活动板平房搬到了厂区外面的一栋五层楼房，在去往郧阳县的公路旁边。
    楼前的空地上搭起了灵堂，摆满了花圈。在这里举行的主席逝世追悼会是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追悼会同步进行的，我们低头站在行列里，听着广播里的中央大头们致着悼词。此前，我们已经参加了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举行一次，或许是中央的要求，全国上下一同搞上一次，如此可保江山永固，红旗万年不坠。
    记得追悼会的主持人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王洪文的普通话很是中听，华国锋的山西话多少有几分滑稽。我们低着头听着，谁也不敢作出如平日开会时的各种小动作，个个都是站得板板正正的。
    悲痛是从来都没有，我只是刚刚听到仆告的那一霎那有一点震惊也有一点忧心：今后中国怎么办？呵呵，今天想起来真是好笑，12岁的孩子居然被教育到忧心起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程度了。
    不过，到底是孩子，第二天我就把那一点忧心扔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在追悼会上的规规矩矩，纯粹是周围压力的使然。压抑之中，前排一个叫莉的女孩子不停地轻声啜泣着。今天阿唐能够记起这个女孩的名字，完全是因为那天上午的追悼会上，她从头至尾的哭声。我宁愿相信她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哀痛。
    广播声中，王洪文宏亮的声音传过来，“现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
    我们闻言，如日前举行的追悼会上一般，俯身按大致的节奏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第三个躬尚未起身，“一鞠躬！”王洪文的声音传了过来。
    一下子没有忍住，“扑哧”一声，有几个人笑了出来，其中一个就是阿唐！幸好及时止住，相信只有周围数米范围内侦察到异样，幸无人举报。不然，阿唐就是一个小现行反革命，没准会被关到局子里去跟老犯儿学那“二指钳”的功夫。如此，世界上将会少一个伪知识分子，多一匹害群之马。
    夹在中间的几件大事情只有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印象深刻。
    我是看在报纸时知道的，我那会子没事就溜到老爸的办公室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噢，呵呵。看到一半，12岁的阿唐气愤填膺，按捺不住，一拳打在报纸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无产阶级铁拳猛烈击之！”
    报纸下面有一个图钉，穿透过来扎在手上，还好报纸够厚，只是扎进去一点点。阿唐第一次行使专政的权力，就这样颓然腰折了。
    或许是家教，阿唐一贯左倾，直到研究生阶段，读了很多的闲书，尤其是经济领域里的著述，对执政党在经济指导方针上的左左右右紧紧松松快快慢慢有了初步的认识，才逐渐回归自我，右倾起来。
    接下来的朱老总逝世，根本就没有往心里放。老人家久不露面，总理逝世，邓公滚蛋，朱老总于国家危难之际，复出见客，不数日，忽然就驾鹤西去了，也是真TM的透着邪性。
    唐山大地震，也不过是听听而已，万万没有想到，这居然导致阿唐日后离十堰而去。
    金秋十月的庆典，老实说，起初对阿唐并无任何特殊意义。那个年代，打倒某某啦，集会啦，游行啦，呼口号啦，实在是司空见惯，仿佛是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点缀。
    人生12年，文革的发起，我是茫然不知了。接下来的林彪出走，批林批孔，反经验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主”，整顿，评水浒反投降派，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年一桩都容不下，大家都麻木了。
    那天走在街上的游行队伍中，我随大家一同高呼，“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天终於变了，古老的中华民族之航船，在迷失了近百年的踌躇之中，终於开始慢慢驶向其复兴的未来了。
    十一、洪水滔天和大雪漫天
    流经土门的神定河是一条温顺的小河，蜿蜒徘徊，九曲十八弯，最后在郧阳的东面汇入汉水。
    河水不深，水量不大，随处可以涉渡。
    十堰九年，阿唐遭遇了四次神定河大发雷霆，其中的两次阿唐更是亲身感受，印象颇深。
    一次是71年夏天，在童年篇中已有叙述，阿唐险些被洪水冲到东海去祭了龙王爷。
    再一次是77年夏天，天降大雨，倾盆而下，自晨至午，断无间隙。眼瞅着平日静若处子的神定河水，奔腾咆哮，转眼之间就快要漫上我家旁边的那座桥。
    那时，神定河在土门地段尚未取直，在我家旁边的公路旁边拐了一个大湾，奔八亩地而去。湾的内侧，靠山脚下，是102的三营驻地，这桥是沟通两岸的重要枢纽要道。
    时近中午，大水终於漫上了桥面，几个浪头卷过，桥上两侧的铁制扶手拦杆立时就不见了。刚才还在桥头公路上蹦高看热闹的孩子，马上鸦雀无声，个个傻了似的注视着那滔滔大浪。
    邻居大妈跑来对我说，“阿唐，你妈还在对岸的三营。你还不赶快给她去雨具！”
    一句话提醒了小阿唐，赶紧回家拿了雨具，顺着公路往上游跑。
    这时候的水更大了，已经漫上了河畔的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好不容易赶到现轮胎厂总部旁的大桥，这座桥造的很高，高矗洪水之上。
    刚刚上桥，正好看到妈妈和几个工友相互扶持着从对岸走过来，她们是从对岸的山上绕过来的。
    这时候的水已经大到走公路回家不安全了，我们只好从厂区内的高坡上绕道回家。
    走进住家的大院，两座楼之间的空地已经为洪水淹没。我们趟着齐膝深的积水来到单元门口。因为有过几次洪水经验，单元门口都沏上了过膝高的砖墙，阻挡楼外的洪水。
    几位一楼的邻居正在门口严阵以待，用沙包加高矮墙。我把妈妈送回到二楼的家后，马上跑下来加入其中，参加抗洪抢险。
    正在忙活当而，忽听身后的一楼住家一片喧哗，“大水进屋了！大水进屋了！”
    我们赶紧跑进屋里一看，完蛋了，厕所和厨房的下水道正在滚滚地往外冒水，一地狼藉。显然，是外面的水位高过了一楼的地面，洪水从下水道倒灌进来了。
    在徒劳无功地做了一番堵漏的尝试后，我们终于放弃。因为外面的单元门口也失守了，两面夹击之下，很快屋子里的水就涨过了膝，大大小小的家具在水中四处飘浮。
    我们又开始了另一轮战斗，把家具物品往楼上转移。什么箱子拉，矮柜拉，衣物细软，统统搬到了我家，把我家挤的满满的。至于床和大立柜一类的笨重家具只好固定在楼下任洪水浸泡了。
    当晚，楼下的一家全部挤在我家里睡觉，呜呜央央地十好几口子人。
    第二天，天晴了，洪水退下去了。
    下楼一看，满院子的泥泞盈寸，稀稀黏黏地到处都是。一楼进水的邻居，也是糊了一屋子的泥巴。
    阳光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我心里嘀咕着：不要是那些下水道里的东西噢。
    接下来的几天，院子里晒满了各式各样的衣物家具，如同一个难民营。
    十堰的冬天很少下雪，偶尔下一点雪，太阳一出来就化光了。
    可是有一年的雪下的很大，连续几天不停。所有的山山岭岭，沟沟谷谷，屋顶上，平地上，河滩上，目力所及，满眼是一派银白世界。
    我们在下雪的几天里，疯狂地玩雪，打雪仗，堆雪人。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滚一个雪球，越滚越大，到最后要几个人一齐用力才能推动，最后终于推到了内胎车间旁的大斜坡上，一松手，雪球沿着厂区公路朝下滚去，越来越快，越滚越大，最后大到了半人多高，飞溅起的碎雪疯狂地漫天飞舞，路上的行人纷纷闪避，破口大骂不良少年的恶行。
    乐极生悲，雪停后的几天里，睛空万里，厚厚的积雪一时不得融化，漫山遍野地反射着日光。我的眼睛刺痛无比，见光流泪，肿成了一条缝，我得了雪盲！
    呵呵，老天爷报应得真够快的。
    十二、卷烟机，蹭票和夜半歌声
    大约是在小学5年级，阿唐开始学习抽烟。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磨炼，终於可以可以吞云吐雾，渺渺的青烟在肺腑里面圆满地完成一个小周天。
    好景不长，有一天抽得过急，醉烟了。这醉烟就是尼古丁中毒，比醉酒的酒精中毒难受百倍。想吐，却吐不出来，头晕脑涨，胃里面翻江倒海，躺在床上直哼哼，倒是把老妈吓得够呛。
    从那以后，我远离了烟卷一阵子。
    等到初一，一种手工卷烟机在手巧的孩子中传播开来。这卷烟机的主体是一个上面开口的长方形的木头盒子，一条带子形的塑料纸的两端固定在木盒的两端，中间叠绕在两根筷子上面，盒里面存放着烟丝和裁好的白纸。将白纸条平放在塑料带上，均匀地撒上一层烟丝，推动其中的一跟筷子，一根漂亮的烟卷就做成了。
    因为成功地仿制了卷烟机，阿唐又开始了抽烟生涯。不过，上次的醉烟事件记忆尤新，心有余悸，不敢放开了抽，故而近20年的阿唐抽烟史，时戒时续，烟瘾始终不重。
    怪不得有人说，小孩子吃糖你就放开了让他吃，直到他吃不动为止，以后管保他见到糖果就倒牙！
    “四人帮”一倒，开始了文艺复古，一时间文革前的电影纷纷出笼，在全市唯一的室内影院——六堰影院上演。门票不对外发售，一律由各单位内部分配。
    僧多粥少，很难轮上。於是，小孩子们就去电影院外面蹭票。
    拿着毛票，在门口追问每一个趾高气扬入场看电影的人，“有富余票吗？有富余票吗？”
    十有八九，临到电影终场，也等不到一张退票，也没有混了进去，土门到六堰，走去走回，倒是练出了一双铁脚杆。
    只记得成功过一次，是上演“洪湖赤卫队”。
    一次，电影开演已久，并无一人成功，小夥伴们无聊地坐在外面叹气聊天。
    一个叫W的同龄男孩子，是我们中的异类，他小小年纪已经进过了少管所，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他神神秘秘地开始讲述从江湖上的大孩子处听到的龌龊故事，其中一个典故印象颇深，叫“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
    我们稀里糊涂地听着，个个假充里手地不时发笑。当时人堆里的大多数孩子的年龄，还在十三，四岁之间。
    这个典故真正搞懂，是在阿唐日后的京华沉浮之际。
    故事讲完，W起身带着两个小马宰纠纠地走了。
    一会儿功夫，一个小马宰兴冲冲地跑过来，大声喊着，“W哥开来了一辆公共汽车！”
    孩子们一窝蜂地跑了过去。真的，路傍停着一辆大客车，W得意洋洋地坐在驾驶座上，正向我们招生。
    大家蜂拥而上。汽车启动了，不紧不慢地在大马路上开起来，走了几百米，W想调头回来，一把方向盘没有调过来，那是两节的长巴士，没有两下子是不可能在马路上完成三点调头的。
    公车刚刚好横在马路中央，堵住了半条路。W跳下车，扯乎而去。车上的孩子们也忙不迭地跑下车，做鸟兽散去。
    最后一次听到W的消息是在天津，几个与W曾经走得很近的同学说，归了枣阳南局的W此次来津是访问北局的旧友，顺便在他们面前表演了如何在公车上施展“二指钳”的功夫。
    夏日的深夜，时常能够听到对面的山上有人唱歌，有男有女。
    歌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流行歌曲。唱的最多的还是朝鲜电影中的插曲，如“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一个护士的故事”等。其中一支歌非常动听：
    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
    我们的心中充满欢乐
    党的培育使我们获得荣誉
    战火中锻炼我茁壮成长
    啊——伟大领袖
    我们永远热爱你
    战士一颗火热的心永远向着你
    唱歌的男生是学校里的老大，比阿唐高几届，同时也是本地的社会小混混儿的头儿，非常有名，甚至连老师都不敢惹他。
    唱歌的女生是老大的马子，他的马子多得不可枚数。(见十堰土门社会小混混儿传言——老大本纪——卷1977——夜半歌声志) 。
    凭心而论，唱得非常好，尤其是女声部，在夜空里悠悠地散播开去，空谷传响，煞是醉人心扉。
    阿唐其时，朦朦胧胧地渐醒人事，开始对穿筒裤的女子看多一眼。这深夜里的曼妙歌声传来，禁不住心旅飘摇，纵情想象唱歌的女子是怎样佳丽。
    孩子们甚至传过老大的一个英雄故事，一次老大马子夜宿老大家，不知何故惹翻了老大，一顿老拳打将出去，跟着把衣服扔出门去，掼上门顾自回去睡了，可怜的女孩儿只得自己离去。
    我们听着故事，想象着老大的英武，想象着马子的香艳。估计当时一百个孩子的想象，就有一百个不同版本。
    十三、运动会的畅想
    儿时的学校生活，最激动人心的是学校的运动会。
    悠扬的“运动员进行曲”，整日不停地在操场上空回响着，来来回回，不断敲打着孩子们兴奋的神经。
    音乐有时会停下来，一个悦耳的女声从高音喇叭里传过来，“儿童男子乙组，一百公尺预赛，马上到检录处检名！”
    直到今天，阿唐还是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这一段声音的每一个细节变换和每一种语气转折。做广播的是老师Z，有着一条出了名的做播音的好嗓子。
    2000年回家省亲，一位鬓发苍苍的老妇进到我家与我同学说话，我的脑海中一丝一毫也没有能够回忆起其人是谁，但是当她一张口说话，熟悉的声音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逝去的年代，那激荡人心的儿时的运动会。
    那时，每年学校里举行两届运动会，分为春季和秋季。
    我们到保健站，要了蘸有碘酒的棉花球，在小腿上涂着，据说可以提高运动成绩。至於其作用机理，阿唐至今也没有搞懂。
    阿唐身高与班上同学相仿略高，年龄却比他们小一，二岁。在同年龄组的小朋友中，鹤立鸡群，虽然阿唐的运动细胞并不发达，但是早熟的优势，还是能够让阿唐大放其光，很是拿到了一些奖品，如铅笔转笔刀作业本一类。珍惜如命般地捧回了家，细细地保管起来舍不得用。
    一次省体校的学员来校运动会表演，一位标枪选手大步流星地一阵助跑，手一扬，身体一个前扑，标枪如离弦之箭，在空中画出一道高高的弧线，远远地冲向操场另一段的观众席，人们一声呐喊，四下奔散，标枪最后扎在了离观众席不远的跑道上，人们发出一阵惊叹。
    阿唐班上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是校篮球队的，球打得好，各项体育活动都拿得起，尤其是铅球。一次，倩女获得全校的女子铅球冠军后，阿唐在作文中以纪实笔法写到，“那是谁，走到操场正中，目视前方，不慌不忙，一个转身，右手一挥，一道青光掠过空中，远远地落在了标志旗的后面，观众一阵骚动，裁判小旗一举：XX米，打破校运动会记录！哗，全场掌声四起。噢，她就是我班同学口口口(此处略去3字)！ ”
    纪实的笔法写本班的女同学，是班上开天辟地第一遭，班主任Z当着全班的面，当作范文读了一遍，大加推赏。正是这篇文章，正是Z的鼓励，阿唐迈出了回归好学生的第一步。从此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次的写作，期望能够再被Z老师拿到全班同学面前读上一读。
    不过，那天阿唐的作文第一次当作范文，读到“右手一挥”时，几乎全体女生笑成了一团。Z老师很奇怪，随便点了一个女生的名，问缘何发笑，女生回曰，“口口口是左撇子！”
    “哈！~~”这会轮到男生们捧腹大笑了。
    那位破记录的女孩子，几乎是当时大部分男生心目中的偶像，高大如斯，以至于仰止，远远地在心中崇拜。
    遗憾的是，这位才貌俱佳的奇女子成人后的婚姻并不顺利，莫非真是应了那句古话：红颜薄命？
    学校的操场不是标准操场，跑道一圈下来是二百米而不是四百米。
    最早的校址是在土门供销合作社后面的河滩地上，74年夏天的一场洪水，所有的教室全遭水浸，操场则荡然无存。於是，学校搬迁到了靠近西沟的山坡地上，以避来年的洪水。77年底，轮胎厂准备封闭厂区，学校被迫迁出，新校址在阿唐家不远的河滩地垫起的高台上。查阅了最新的十堰地图，当为现在轮胎厂子弟学校的校址。
    搬到新校址后，周围的空地用铁丝网围了起来，中间是操场。
    周围老乡的孩子每天的上学之路要经过我们学校，为铁丝网所阻，他们被迫绕路。时间一长，铁丝网被人剪开，以便捷径出入。我们下课有时去阻拦抄捷径的当地小孩。他们虽然有些害怕，还是很倔强地说，这原来都是他们的土地，现在却被我们占去了。我们大笑，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土地！
    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对私有财产仍然保护不力，私有土地的权力被剥夺半个世纪了，现在也看不到恢复的迹象。家庭村落的小我和民族国家的大我的关系如何平衡，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命题。留待后人去解读吧。
    那天与本地孩子的争辩，倒是引出一个题外的话题，当地山民的脑袋形状很是奇特，后脑勺极为突出，如同一把榔头的侧观，我们戏称为“前背儿蒌，后勺子”，其原因可能与封闭环境下的饮食习惯有关。刚进山时，因为缺碘，老年山民中患大脖子(甲状腺肿大)病的极为普遍。大者，下垂至腰间，随呼吸起伏，蔚为壮观。
    十四、学雷锋运动及其遗产
    1977年的春天，学校里开展了一场学雷锋运动，动员学生们每天都要做一件好事情。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这个应该不是全国性的举动，可能是十堰的土特产，甚至可能只是阿唐学校的别出心裁。
    初二伊始，觉察出阿唐开始堕落的阿唐老爸，动用关系把阿唐从坏孩子班调回了Z老师的好孩子班。阿唐逐渐收拢了那一颗正要向社会伸展的躁动的心。
    这时候，阿唐良心发现，决定要上进，要做一个好孩子。每天早早起床，和同学一起到学校去清洁教室，打扫操场。
    慢慢地，参加的人数由最初的几个，增加到了二十来个，几乎是班上学生的一半，男男女女。活动也由当初的打扫卫生，慢慢地扩展为办板报，结组学习。
    真正打破了男女生的界限，是老天爷的一场及时雨。那天的雨下的大极了，可能在建校时没有考虑到山洪的排泄，短短几个小时内，水就快要冲进教室了。我们这一帮所谓的先进学生，男男女女地站在雨里“战洪图”，排成一排，男女夹杂地传递水桶，把积水向外面掏。经过少年少女们一个多小时的齐心协力地奋战，雨住了，天晴了，我们胜利了，国家财产保住了，兴奋地男女学生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没有啦，最后的场景是阿唐在YY，嘿嘿。
    战斗中结下的友谊最是坚定。我们从此就玩在了一起，打蓝球，跳高，进而一起聊天儿，开玩笑，甚至打闹。
    看官，那可是1977年，初二的孩子，男女受授不亲的年代和年龄，同桌的男女同学是不说话的，中间画一条线，过界了就有不要脸之嫌疑。
    我们的举动，很有些惊世骇俗的味道，开创了全校师生闻所未闻的新气象，惊动了校长大人进驻观瞧，大加赞赏。
    这种良好风气的形成，与班主任Z的大力推动有直接关系。Z的先生曾因为57年的言行，险些堕入右派深渊，因此，夫妻两人在那个年代，颇有些特立独行的风骨，清高的有些与世俗无涉。如果换一个班主任，恐怕早就被打压下去了。
    早在初一的时候，阿唐还在坏孩子班的时候，Z和先生一起指挥好孩子班排练了“长征组歌”，有指挥，有朗诵，有独唱，二重唱和合唱，张驰起伏，气势恢弘，在全局系统的汇报演出时，台下的阿唐羡慕得眼珠子都快要掉了下来。这样的老师，那个时代是真少啊！
    可惜的是，日子一久，闲话渐多。进而有学生家长反映到学校：大男大女，成天混在一起，有碍观瞻。我靠，班上的同学大多是14岁，阿唐小一点，还不到13岁，何来大男大女之说？怪不得有人说：脱裤子的不是流氓，看的是流氓！话糙理不糙。
    於是棒打鸳鸯散，直到高中毕业，男女同学除非不得已，又回归到见面不说话的传统层面上了。一场划时代的新生活运动，活生生地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学雷锋的遗产之于阿唐有三：其一，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自己的行为开始负责，开启了个人生涯的上升之路；其二，对待女生的脸皮特别厚，大学阶段的大部分男生对女生手足无措的时候，阿唐总是坦坦待之，而不是心里小鹿砰砰，脸上红晕朵朵，嘴里话语嗫嗫；其三，阿唐和其中一位班花的关系特别好，高中阶段暗通款曲，一南一北，书信往来，很是卿卿我我了一段时间。
    唉，不幸的是高中尚未毕业，此事已为女孩父母知晓，一番狂风暴雨，於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了。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儿，是25年前在山城十堰的远远一瞥。
    十五、几何几何，想破脑壳
    从五年级起，我就对数学课深恶痛绝。
    五年级的内容，上初一才明白。初一的内容，到初二还是一知半解。初二的内容，在初三前当然还是象雾象雨又象风。
    初二伊始，增加了物理课，更是雪上加霜，差点要了阿唐小命。试想阿唐不知道怎样求解二元一次方程及一元二次方程，如何搞得懂安培定律？
    初一初二的数学课和初二的物理课的知识，在阿唐初三开始时，基本是空白。
    最要命的是，初一开始学英语。凭心而论，我们的英语老师相当不错，科班出身，发音很准，教学认真。有人戏称其发音标准得益于“大舌头”，阿唐居然信以为真。等到阿唐有一天忽然需要每天哇啦哇啦地说英语的时候，才发现此说纯粹是无稽之谈，“大舌头”是所有语言的公敌，因为阿唐就有一点大舌头，平时说中文没有人能听出来，一说英语，就全漏馅了。
    刚学英语时，我的国际音标学的要比其他孩子慢，因为小学前三年的山沟里的教育，我从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因此对此领悟的要慢一些。无奈何，在英语单词下面，密密地标注上汉语发音，正如某网友发给阿唐的贺年邮件上写的：海陪牛一而儿。
    从此，英语就成了阿唐心中永远的痛，一直未能咸鱼翻身，现在还要腆着脸向小阿唐求教，“儿子，这个用英语应该如何说？”
    小阿唐一抚额头，做昏倒状曰，“Oh my god, you don‘t even know that?!”
    跨入初三，我们换了一位数学老师。
    原来的数学老师小Z是一个清秀的女孩子，第一天上课就给大家一个下马威，抬手在黑板上以尾指为轴迅捷地画上了一个圆，一个圆的不能再圆的圆。全班鸦雀无声，全朦了，全服了。紧接著一口漂亮的京片子，清脆悦耳，女孩子们只剩下崇拜的份，男孩子们只剩下痴迷的份。
    尽管阿唐的数学成绩不好，不会解一元二次方程，甚至也搞不懂代分数的化简，她还是很喜欢我，因为我很会耍宝。一次劳动归来，一个先到达的女孩子不屑地看着我说，“怎么才回来啊？！我们早就到了！”
    我用几可乱真的河南话反击回去，“你们伟大！”台词和腔调学自豫剧“朝阳沟”。逗得这位来自河南郑州的数学老师，花枝乱颤。
    那时，阿唐还未变声，女声模仿的唯妙唯肖，我如果在教室里唱歌，外面的人不知道是个小男生在唱。
    小Z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京剧里面有男唱女声的表演，我今后可以去试一试。大概是天妒英才，半年后我变了声，如果再模仿女声，立时会招来一片狼嚎四起，从此再不敢人前造次。
    可惜的是，小Z老师因产假离去，从此黄鹤渺渺，没了音讯。
    新老师H是武汉人，小伙子聪明帅气。课讲的非常好，有激情，有启发，态度认真。
    H老师讲授的课程是平面几何，阿唐迎来了求学生涯的第二个春天。
    阿唐的第一春是班主任Z老师手下实现的(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呵呵)，起始于那篇铅球女孩的故事。从此之后，阿唐每一篇文章都用心良苦，Z老师每一篇文章都来捧场，几乎成了规矩一般。如此，阿唐在上初三的时候，似乎文科还不错，只是数理英根本不能提起。
    可能是H老师的课讲的好，可能是阿唐听的很用心，可能是平面几何与前面的代数关系不大，总之，突然一天，阿唐开了窍。
    举凡H老师提问谁能将证明题的辅助线连出时，阿唐总是第一个高高举手。如果哪天阿唐没有举手，基本上是大家都不会了。这时候，H老师会用他那浓郁的武汉口音摇头晃脑地吟出来，“几活几活，想破老括！”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77年的秋天，全社会开始直面教育问题，并且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我们也不例外，10月份搞了一次全市规模摸底性质的统一考试。非常凄惨，阿唐的数理英全部都在三十分以下。还有一年初中就要毕业，阿唐的受教育程度大概只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
    这件事情对阿唐的刺激很大，虽然大家的成绩考得都不理想，但是距离及格还差一半分数的成绩，确实是一记当头棒喝。幸运的是，此时的阿唐正是处於学业的上升阶段，知耻而勇，不退反进，踉踉跄跄地赶上那一班正要远去的车。
    而这位H老师，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的大学生。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H都是阿唐心中追赶的楷模。
    紧接着物理和化学老师都换成了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是从劳动前线上被解放下来，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
    他们的知识面丰富，讲课时旁引博证，天上人间，无所不及。阿唐其时的长处除了作文写的尚可，平面几何的辅助线连的快，杂书看得多就是唯一的特长了，於是师生互相拍马，很是相得益彰。
    一次化学老师突然问了一个题外话题：水在什么温度时密度最大？只有我一人举手回答：4度。
    一次物理老师指着一个上升的阶梯状曲线，笑称“步步高”，见大家没反应，只有我一人在笑，遂问我何谓“步步高”，我答曰：广东民乐。老师喜笑颜开曰：物理学上有用对科学做出贡献的名人姓氏做计量单位的传统，如32牛顿，72焦耳，今后没准你们之中也会出来个名人，物理学上可能就会有新的计量单位，如108阿唐。
    这固然是一句戏言，但是对於13岁的阿唐来说，其巨大的鞭策和鼓励作用，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如果没有这几位老师的帮助，以子弟学校在全市教育系统的中下水平，以阿唐在班上的中等水平的成绩，逆流而上，冲出重围，最后成为本届一百来号学生中进入高等学府的三位其一，是根本不可能的。
    十六、科学的春天
    1978年春，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报告“科学的春天”。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响应。
    尽管有关郭老人品的微词极多，但是勿容质疑，这一篇报告，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极其深远。也就是从那以后，学校才彻底把精力用到了学生的学习上面，对好孩子的评估标准，也从原来的是否听话，是否会来事，是否有群众威信，转变到学业成绩是第一位上了。
    接踵而至的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徐老的如橼巨笔把陈景润这个文弱书呆子描述的栩栩如生，一个不区不挠的唐吉哥德式的悲壮的孤胆英雄，最后成功摘取了世界数学王冠上的明珠。
    如果说陈景润曾经影响了一代中国精英好几年的光阴，此话当为不过。
    三十岁以下的人恐怕很难理解这一现象，这个确实是那个逝去的时代的独特产物——价值观念取向的单一和空白。
    多少年政治风雨的洗礼磨炼，多少年自上而下的灌输熏陶，多少年信息来源的贫瘠单一，多少年对异己思维的整肃禁锢，人们习惯了随大流，跟风，本能地杜绝自我思考。因此很容易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风气，一种单一取向的价值观。
    如此，一直到80年代中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带眼镜的青年学子的形象成了社会瞩目的焦点，年轻人孜孜以求的楷模。
    呵呵，也就是这个时候，阿唐也戴上了眼镜，从此开始了近三十年的眼镜生涯。不是阿唐喜欢跟风，实在是不戴不行了。
    早在小学5年级，阿唐因为读杂书太多，又不注意用眼卫生，终於酿成祸灾，开始近视。於是座位逐年前移，至初二时，已经是硕大的个子坐在第一排了。
    最后的结局是，坐在第一排还是看不见黑板另一侧上的字迹，从来都是靠猜的或是问旁边的人。
    终於一天，起立回答问题时，牛头不对马嘴，引得全班哄堂大笑。班主任Z老师也忍不住笑说，“阿唐，赶快去配戴近视眼镜！”
    如此，阿唐成为家族中第一个戴眼镜的准小知，也是班上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继阿唐之后，班上陆续有三，四个近视的学生也在上课时架上了眼镜。不过，下了课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摘下眼镜，似乎潜意识里还是有些怕人笑话。
    笑话什么，笑话你小小年纪是四眼，因为当时社会上的大人也没有几个戴眼镜的。
    阿唐的第一个眼镜的度数是4百多度，以后逐年上涨，每年的增幅是1百多度，直到目前的7百多度。大致是上高一的时候，阿唐的眼镜戴上就不再摘下来了，因为不戴眼镜看不清对面来人的长相，时有擦肩而过却视若无睹的恶性案件发生，人言可畏。
    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开始回头去学习初一和初二没有弄懂的课程，终於彻底开窍，明白了一元二次方程和勾股定理的玄妙之处。不夸张地说，初中三年的数理化知识，我基本上是在初中最后一年学会的。截止到上大学，阿唐认真读书的时间全部加起来只有4年。
    在系统温习了全部课程之后，我参加了当年的中等专业学校的入学考试，好像这是全省唯一的一次面向初中毕业生的中专考试，并且幸运的成为全校录取的8人中的一位。
    阿唐的成绩居8人中的中等位置，其中5人就读了中专技校，三人放弃录取继续进入高中就读，阿唐是为其一。如果当年没有这次中专的机会，我们班上的同学不应该只有三人最后接受了高等教育。
    阴错阳差，时势英雄，人生的很多转折，很多时候完全是偶然因素的随意迭加。
    初三是阿唐少年时代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生活，上山下水，嬉戏玩耍，鸡飞狗跳，丰富多彩，有趣的事情多得很。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动，玩不完的游戏，一天一天日子过的慢极了。此后的生活，则大不相同，回忆里先是充斥了学习学习学习，然后是工作工作工作，最后是家庭家庭家庭，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快，转瞬之间，人生过半。怪不得当年孔夫子对着湍急流逝的河水叹息一声：逝者如斯夫。
    愈是如此，愈是倍加珍惜逝去的一切。
    十七、少年时代的好友
    有人说，人生一世，有三五好友足矣。
    阿唐幸运，这辈子有大概三五十个好朋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小学结交的。
    阿唐老爸的单位是当年韩战后集体转业下来，几十年下来，转战各地，一同进退，子承父业，盘根错节。几十年的退休职工的负担，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体制的僵硬，使这支当年中国首屈一指的老牌的建筑队伍，举步维艰，日渐萧条，今天已经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再不复往日的辉煌。
    然而，此种体制的优点之一是，一大堆的发小。从包头到十堰到天津，从老子到儿子到孙子，几十年来都是前后楼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熟得不能再熟了。每次，阿唐省亲，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还没有进老妈的家门，已经有若干相识的人上来打招呼，“阿唐回来了？这次要在家待几天哪？”
    亲切啊，赶上一个村的了！
    大致是自初二的学雷锋运动起，我们十几个人就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新生活运动夭折后，女生退出去了。等到高中毕业，这其中一部分考入了局技校，於是男男女女又撮合到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长达近30年的特殊集体。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每年的春节我们这一批人都轮流在家中请客吃饭，频密的毫不逊色于大人之间的应酬。直到阿唐出国插队，他们依旧维持着此一爱好，年年相聚。用一个“雷锋帮”的称谓，当不为过。
    这种起自童年的友谊最是纯真，因为没有夹杂任何尘世间的龌龊纠纷，充满了阳光，欢乐和希望。
    “雷锋帮”的老大是阿唐的好朋友，互相信赖，是彼此可以生死相托的人。称老大是因为他年龄最大。
    我们是在78年的夏天开始走得很近，常常在夜晚爬上轮胎厂的厂房顶上，躺在上面，巡天遥看一天河。
    那时正置青春期萌发，很多不愿意向父母讲的话题，却在这种场合下，互相交流，共同切磋。
    当然最多的话题，还是围绕两人心底的女神。每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子，大概都会在心中营建起一尊女神，默默地崇拜着。如果有人跳出来说没有，你丫一定是有毛病，嘿嘿。
    我们俩可能和大多数人不同，并没有满足于心系往之，口嗫嗫之，最终不了了之，我们付诸了实践：我帮老大把情书传递给了那个女生，老大把我的情书传递给了另一个女生。
    看官如果不太老，一定记得你的第一次向人示爱是多么的艰难，很多人纯粹是因为开不了口，迈不动步，最后错失了大好姻缘。如此，一个生死以托的好朋友从中牵线，就是极为重要的了。
    书信传鸿的结果，我的事成了，书信往来了一年多，最后惨遭女孩父母腰斩；老大却是上来就碰了一个大钉子，被女孩一口回绝。
    以我这旁观者的角度，两人其实都有点意思。老大心仪的女孩子可能当时有点害羞，没有敢贸然答应，老大又不会穷追猛打，於是一段大好姻缘，就这样随风逝去。高人解做飘，实在是高。
    老大技校毕业后，勤力苦干，在90年代后期，闯出了自己一片辉煌的天，成为了“雷锋帮”的首富，名副其实的老大了。
    00年阿唐回国奔父丧，又是老大带领“雷锋帮”的弟兄，跑前跑后，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帮忙料理打点，从而让阿唐老父风风光光地走过了他前往天国的最后一程。
    老大，阿唐永远的老大。
    十八、出山的路上
    七十年代最后的一个元旦过后，我乘坐一辆解放牌货车，从十堰出山前往天津。9年前，我也是乘坐一辆解放牌货车，从丹江口进山前往十堰。历史的一幕惊人地相似。
    “雷锋帮”的弟兄们前来送行，兄弟情深。汽车一声长鸣，我抱拳做了个团揖，启程出发，开始了2000公里的旅途。
    小时候起，我几度伴随母亲返乡省亲，对于行走旅途并不陌生。记得5岁那一年，夜半时分在长沙站下了火车，公共汽车早已停驶，老妈背着包裹，领着我和姐姐步行前往数里之外的轮船码头搭船前往洞庭湖畔的故乡。漆黑的夜晚，昏暗的路灯鬼火一般地闪烁着，我们娘仨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跋涉。老妈带领我们呼着号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阿唐硬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用自己的小脚丫走完了那几里夜路。
    除了当年进山，阿唐乘坐了一百多公里的汽车外，这是第一次做汽车长途旅行。
    我们的车南出土门，经七里，六堰，十堰，折向东，经六里坪，五当山下，中午到达老河口，歇脚打尖。其时，阿唐的现代史知识近乎为零，还不知道此地即为抗战时期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驻扎之地，御下的大将有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张自忠将军。
    进入河南省境内，临近邓州，莽莽的五当山脉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地形地貌转为平原丘陵地带。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如同行驶在汪洋大海里，汽车冲过一道又一道的巨浪一般的丘陵，农人耕牛村落田野，还有天际之间的朵朵白云，这种醉人的巡航之美，15年后在广漠的亚利桑那州又体会了一次。
    暮晚时分，到达郑州。车过黄河铁桥，我震惊地发现，母亲之河是如此的细小，缓缓流淌在宽大河床的沙洲之间，浑不似我想象中的“滔滔浊水翻巨浪，滚滚大河悬天际”。今天的阿唐已经明白了，人是不能胜天的，上游的水库拦阻了洪水，下游的百姓就没有水喝。
    夜宿郑州，司机告诫我，脱得溜光再睡觉，不然虱子臭虫就会爬到衣服上。第二天，我除了赚了一身的包，真的没有把小生命们带在身上。
    便车的司机有正副两位，轮流驾驶。
    不夸张地说，这是阿唐走向社会的开始。因为那几天里，阿唐听到的黄色笑话，比这一辈子听到的都多。好在他们都是老爸的兵，不敢过於放肆，今天回想一番，还没有细节到把我给教坏了的程度。
    一路之上，司机对我照顾有加，是两个相当不错的人，我们相处甚欢。
    不过，旅途之上的两个插曲，我很难说清楚我当时的感触。
    过了邓州不远，道路上出现了一长列毛驴排子车，司机按响喇叭示意让路，其中一位过了很久才把路面让开。我们的车经过排子车的时候，司机往右狠狠地打了一把方向盘，坐在我右面的副驾驶探头出去看了一下，转身大笑。我透过后视镜一瞧，排子车左面的车轮如麻花一般。在司机们欢畅地笑声中，我心里深深地为可怜农人的不幸而不忍。
    在新乡地界，车的一个后轮爆了，我们下车换备用轮胎。自带的扳手太小，用起来不顺手。一位司机拽着我去不远处的一个修车店去借工具，说明来意，店里的人犹豫了一下，又看了看我鼻子上的眼镜，终於借给我们一付巨大的套扳。换完车胎，司机惦量了一下手中的大套扳，往车上一扔，把我往车上一推，“快走！” 开了车扬长而去。
    第二天出郑州，经新乡，濮阳，馆陶，到达山东省，夜宿德州。晚饭时，忘记了是否吃到德州扒鸡。
    第三天出山东省，进河北境内。经南皮，到沧州。司机特意绕道到他的老家去看了看。沧州是武术之乡，司机也是老爸单位的一位有名的武术行家。车过静海，夜宿天津市里的北局招待所。
    第四天一早，我们驱车赶往近百公里外的芦台古镇——跨越四省旅行的终点。
    冬日清晨的雾霭，笼罩在街市村庄田野之上，寂静的有些不够真实。司机指点着大地震劫后的痕迹，依旧触目惊心。
    汽车隆隆驶过一条冰封河流上的便桥，“冀运河！我们到了！”司机大声喊着。
    前方，一座古老的北方古镇迎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