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塞外的包头
    我是六十年代中出生在塞外的内蒙古包头市。
    据我妈妈讲，出生时好像没有什么电闪雷鸣一类的异兆，也没有喜鹊唱枝百鸟朝凤等瑞端。总之是一个很平常的孩子，只是长得比同龄孩子快些，妈妈很为此得意。当然，今天我已经知道这一长处的后果了，就是老得也快些，40岁的人看起来象50开外。
    在包头的童年时光，留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片段，就象是一部蒙太奇的电影，基调是黄色的。
    是的，黄色的色彩。不记得有多少次，飞舞的北风卷起漫天的黄沙，搅得周天黄黄澄澄的，我和姐姐爬在窗台上痴痴地望着这黄的世界。
    那时是文革高氵朝时期，有一阵子爸爸靠边站了，无所事事，每天一大早在院子里用油漆给一个一个毛主席像章染色。
    爸爸是一个工农干部，他在25岁参军时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这是妈妈告诉我的，妈妈不无得意地说，她还是爸爸的启蒙老师，因为她读过几年私塾。爸爸的部队的前身是傅作义的军队，51年入朝，在后方做为工程兵参与机场修建。家里墙壁上还挂着他三等功奖状，是2X兵团颁发的，内容是爸爸一个人扛走了13颗定时炸弹。我性格中的冒险成分不知是否遗传自此。
    韩战后，爸爸的部队集体转业成为建筑工程局，家属们统一安置在一起居住。由於傅作义的部队在北京一带驻扎过很久，所以孩子们都操一口纯正的京腔。这一传统代代相传，后来从包头到十堰二汽到天津，从未间断。
    天非常冷，妈妈通常不让我出去看爸爸干活。可每次当我拿起小斧头嚷着说要给8号莲翠家清除门前的冰时，妈妈总是笑着给我加上一件衣服放我出行。
    莲翠是我未来的媳妇儿，好像大我半岁。她有好几个姐妹，就是没有兄弟。莲翠的妈妈非常喜欢我，和我妈说过很多次要把莲翠嫁给我。唯一的条件是我要每天早晨清理他们家的门口的冰，她笑着对我说。
    莲翠的妈妈出身于上海一个小业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在生育莲翠的某一个姐姐时，受了风寒，落下残疾，10个手指不能伸展。但她可以用有残疾的手飞快地织毛线，每次都看得我如痴如醉。
    莲翠妈会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如狼来了，小马过河，龟兔赛跑一类。不象爸爸，反来复去都是什么杜风瑞，黄继光，王杰，雷锋，邱少云。说到这里，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爸妈有一位同乡的儿子叫王杰，忽然一天大家就王杰长王杰短的议论纷纷，大会小会不断提起，那活着的王杰不胜其扰，最后终於被迫改了名。倒有几分象古时候给君王避讳。
    我和莲翠经常一起出去玩，最远到过黄河边，河水清清的，印象中好像也不怎么宽。有一次我们迷了路，我拉着莲翠的手慢慢地走着，莲翠在哭。大人围上来，问我们家在哪儿，我说不清楚，只记得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厕所。有人拉开我们的裤子，验证男女。当我们终於被人送回家时，我一看见妈妈，忍了很久的哭声一下子就奔涌而出。
    在我五岁时，中苏交恶，包头成了一线，街道的空地修了一个防空洞，长长的，有两个入口，孩子们经常在里面玩耍。里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中间一段有水管穿过，要很小心地用手在前面探路，不然会碰到头。爸爸知道后，狠狠地用妈妈做裁缝的尺子打了我一顿，那是我平生挨的最重的一次打。
    邻居一个叫小祥的孩子，大我一岁，但个子比我小，他已经背着书包去上学。我经常和一帮还没有上学的小孩围着他起哄：“香JB头，卖香油！” 30年后，我在天津又见到小祥，个头还是不高。
    “九大”我还能记得，爸爸带我到街上看游行，装点成轮船，飞机模样的彩车，给我震撼不小。
    “九大”后不久，我们家就搬走了。当时要建大三线，爸爸所在的单位受命支援建设湖北十堰的二汽。原则上是自愿报名，实际上只是走得先后不同罢了，69年到75年6年间全部人马都先后自包头，呼和浩特开拔到十堰。
    爸妈是南方人，早已不惯北方的生活习俗，一听说可以孔雀东南飞，立刻报名第一批前往，并决定马上搬家。其实上面已经说了，家属可以缓行，因为十堰的条件还不具备大规模容纳家眷的能力。我的大部分的同学的家都是72，73年才搬过去的。
    走的那天，莲翠一家人都来送行，大人们有些涟涟，小孩儿们还不懂得悲伤。我知道要出远门，激动得不行，恨不能莲翠们快快滚蛋，我好上车走人。所以，到今天我一点也回忆不出分手时莲翠的模样。
    75年妈妈收到莲翠妈寄来的一封信，他们已经回到了上海。信里有一张全家福，我看着那个照年龄估算应该是莲翠的小女孩儿，一点儿也对不上我印象中的小莲翠。
    此后，我家又搬到天津，两家的联系就中断了。如果莲翠在网上看到此文欲行接头，联络暗号是，正确答出阿唐家在包头的门牌号码。
    二、洞庭湖畔的故乡
    因为当时的十堰，还只是鄂西北大山里的一个小镇，千军万马一声令下杀到此处，连工人们都没有地方住，更逞论家属了。所以，姐姐和我就先随妈妈回到祖籍。
    我的祖籍是在八百里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几乎爸爸妈妈所有的亲戚都在这乡下务农。爸爸的一个本家侄儿是族内唯一的大学生，还是建国前的老大学生，他在京城某部任职，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了二十几年，一家星散。我是家族中的第二个大学生，我爸爸后来不无自豪地对我说。毕业进京后，我曾去拜访过本家兄弟，老人已去世，长子接待了我，一个工人模样的粗人。我心中有几分感慨，如果不是造化弄人，本家侄子应该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
    七姑八姨一票亲戚都相邻而居，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堂兄弟姐妹玩在一起，倒也十分有趣。
    70年一开春，我就随堂兄弟姐妹一起上了学，那时我5岁半。
    我的启蒙老师姓何，来自省城长沙的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士，带着一个8，9岁的男孩儿。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她是因为什么被下放到农村来的。
    启蒙的第一本书，我记得清清楚楚，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最后一课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何老师待人很温和，讲起话来，长沙的口音抑扬顿挫，象唱歌一般，煞是好听。
    一次，何老师的儿子生病，没有来上课，我们几个放学后就去探望她。何老师和儿子住在学校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房间很小，收拾的整整齐齐，泥土墙上贴满了报纸。何老师指着一张在糊墙报纸上的摄影照说，那个是西哈努克，他是毛主席从外国请来的客人。那是我第一次得睹流浪王子的尊容。
    有一次上课时，我不停地把玩一个沥青做的小球。何老师微笑着让我收起来，下课再玩。我一时窘得不知如何是好，顺手就把小球放到屁股下面坐住。等下了课，我已经找不到我的沥青小球了，它正扁扁地沾在我的裤子上。
    最丢人的一次，实在难以启齿。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忽然内急，忙嘱表姐等我先方便一下，遂到路边行大方便。表姐大窘，不停地催我快点儿，我不得不中途放弃，仓皇上路。接下来的事情就更难堪了，一干黄金之物全数便入裤中。回家看到妈妈大呼要便，妈妈连忙帮我脱下裤子，於是一个球状物自裤中滚落。
    故乡的一干堂兄弟姐妹中，大姨的长子无疑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这里，附上去年我为表哥写的一篇悼文：《表哥去了》
    昨天，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
    什么时候？
    去年，胃癌。
    我默然无语。
    最后一次见到表哥，是2000年父亲去世时。时值寒冬，表哥自数千里之遥的老家赶来奔丧。
    甫一见面，发现表哥老了，不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风流倜傥的表哥了。那时表哥是50几岁。
    2001年母亲回老家安置父亲墓地，住在表哥家，获多方照料。谁料，一年后，表哥就去了。
    第一次见到表哥，是1969年(或许更早曾见过，已不能记起)。那时我5岁，表哥是二十二，三岁，高高瘦瘦很精神的样子。我记得父亲送他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在那个时代很稀罕的物件。表哥常常给我们转述里面的新闻。
    记得一个夏夜，收音机里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声。表哥告诉大家，这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太空发来的，并指点我们辨识划过夜空的那棵卫星。若干年后我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个繁星璀璨的夏夜，或许就是启蒙。
    那时在我心中，表哥的形象是很高大的。他是老三届，如果没有文革，他一定可以读大学，父母是这样告诉我的。在子侄辈中，父亲最看重的就是表哥。在我们家的像册中，表哥的像片是最多的，其中一张是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照的。家里还有一个红卫兵袖章，是表哥见毛主席时带过的，他又转送给我们。后来，我加入红卫兵时，这个袖章又带在了我的胳膊上。
    第二次见表哥，我已上小学三年级。记得他曾为我捉刀一篇文章，大意是写故乡新貌云云，实在写的太好，结果老师一眼就看出出自高人之手。
    那时表哥已结婚三年。表嫂是一个能干的社队干部，开朗外向泼辣的她，与内敛深沉含蓄的表哥，互补长短，天造地设。我记得那年春节，大队还是公社开茶话会，表嫂特意带上我去打牙祭。那一晚上花生糖果的滋味，现在想起来，还是香香甜甜。
    表哥当时在公社帮忙，常常带我到他的办公室玩。公余之时，他会拉起二胡，唱一曲样板戏，端的是有板有眼，绕梁三日。社里的干部会走过来欣赏，并盛口称赞。表哥总是淡然一笑，说，随便玩玩。若干年后，我也迷上京剧，闲时哼唱几句。时发梦想，有机会要与表哥合作一番，一唱一合，不亦乐乎！渠料已是天人永隔，再难聚首。
    1985年大学毕业，是我最近一次回到老家。表哥对我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表弟很是尊重，与我谈天说地，闲话家常，并拿出他订阅的“奥秘”杂志，探讨有关天外来客。尽管我对此持否定态度，但表哥追求探索的精神，还是给我很大震撼。那个刚刚度过温饱的年代，在中国有多少人关心飞碟的有无，应该是很有限的，表哥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一次返乡，见到表哥三位可爱的小千金，一家人其乐融融。后来听母亲说起，三位千金都先后接受高等教育，并已谋到满意的职业。这其中，表哥应该花费了许多心血。这多少也补偿了表哥因十年文革错失上大学机会的缺憾。
    去国多年，剪不断的乡愁，故乡的山故乡的水以及故乡的人时时在梦中萦绕。亲人一一逝去，这连接故乡的千丝万镂也被一一切断，直割得人心好痛好痛。
    表哥去了。我不知道去往天国的路上，他是否还记得他的表弟。在我的心中，他还是那个高高瘦瘦的表哥，在向我绽开一脸缅腆的微笑。
    表哥，走好。
    三、鄂西北的大山
    70年秋天，爸爸来信嘱我们前往十堰会合。
    坐轮船到长沙，转火车到湖北丹江口，爸爸在此和我们会合，此地就是今天的南水北调的中线方案的起点。然后换乘两辆运货货车，我和妈妈共乘一辆，坐在司机旁边。当时，铁路未通，铁道兵正日夜赶工，奋战在襄樊至十堰的万山丛中。后来知道这一条铁路是士兵们用血汗打造出来，单单穿过五当山脉的那条隧道就死了忘记是一个班还是一个排的兵。
    路况非常糟糕，沙石路面，一路上都是重载的货车，急急匆匆地卷起一道道尘烟，好一派大战即将来临的场面。途中，妈妈扭伤了腰，爸爸的牙碰掉了一个，我和姐姐倒是很平安。
    越走山越高，越走人烟越少，近一天的颠簸，终于到傍晚时分到了十堰。
    十堰是若干个分布在大大小小十几个山沟的山村镇子的总称，从头堰到十堰再加上其它村镇合共有二，三十个，有趣的是十堰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五堰。其时十堰还未建市，属于郧阳县管辖。郧阳坐落在汉水之滨，是一个历史古城，古时称麋国。
    我们的新家在花果镇的一户农家中，一开三间，中间是堂屋，两侧是睡房，我家租住其中一间。一天的颠簸下来，非常劳累，我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爬起来了，鼓捣着妈妈姐姐带我出去看看新环境。
    新家坐落在小山坡上，干打垒的墙壁，瓦苫的屋顶。
    干打垒在建筑学上称板筑，据考证，人类在大约5000年前学会了这种建筑方法——用木板做一个上下开口的框子，中间用填土夯实后，拆掉木板，再在夯土上做新框，再夯土，如此，直至所需高度。这是一种简单实用的建筑方法，在资源匮乏的地区尤为通行。大庆在开发初期，用干打垒法解决了工人宿舍及办公楼的难题，然后这一方法随大庆经验推广至全国。后来，爸爸的单位在盖厂房时也用了干打垒，安装上天车后一试车就塌了，然后是全部推倒重来。此是后话。
    农舍的前庭上竖着几个标志，爸爸后来告诉我是未来通往陕西的铁路线前期勘探标示。
    远远近近都是重重叠叠的山峦，隐隐绰绰地在山雾里飘动着，很迷人。从那一天起，我就迷上了山。以至于96年买房时，对经纪人开出的第一款条件就是要有山景。
    远处的山坡上有几个农人在劳作，山下是一条带子般的小溪在蜿蜒着。
    突然，传来了农人们的吆喝声，他们举着锄头在追赶着什么。姐姐眼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狼，是狼！我远远望着那只仓皇逃命的狼，原来只是在动物园里看到的生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汗水不停地从手心里冒出来。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野生环境下的狼。以后，随着修路盖房的工程逐渐展开，开山放炮，筑路架桥，狼，豹子等大型野兽都慢慢远遁，很少再听说与人遭遇的故事了。
    不过，却听了很多关于狼的故事。最令人难忘的是，如果一个人在山路上走，有人在后面拍你的肩膀，千万不可回头，不然，狼会一口咬住你的咽喉。这个故事搞得阿唐有很长一段时间一个人走山路时，老是听到后面有声音，却又不敢回头看。
    我们家在花果住了几个月，我和姐姐都去附近的当地学校上学。学生是外来的和本地的参半，口音五花八门，南腔北调。
    然后爸爸就又接到调令，我们就又一次搬家，从十堰最西边的花果一下搬到最东北面的茶店镇下面的一个山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山村。
    四、大山里的旮旯
    十堰到郧阳的公路过了土门，有一个左转大拐弯，茶店镇就在拐弯处。这里有一条简易公路顺神定河而下，大约走七，八里，就到了那村子。已不能记起名字，权且称之为王村。
    王村坐落在河旁边的山坡上，大概有百十户人家。
    房东家姓王，有一女二男三个孩子。女孩儿是老大，比我大一岁，芳名秀华。
    村西边的山沟里盛产沙石，这里就是十堰建设最重要的一个原料厂之一——沙场(厂)，爸爸任职于该厂。全厂有几十个管理及技术人员，还有数百个当地的民工。带家属的只有我们一家。
    如果说十堰是山沟里的待建城市，那这王村就是山沟里的旮旯，离文明实在太远了。
    村子里有一个小学，我就和村子里的孩子一起上学。
    上初中的姐姐要走到河对面的山背后去上学，上了没几天就死活不去了，说上课听不懂方言，厕所太脏没法上。在家待了几个月后，爸爸托关系把她的年龄改大了2岁，招工上了班，那年，我姐才14岁！前不久，来电话说她办了退休，已有工龄32年，早已是8级电工。后来妈妈经常拿我跟姐姐说事，弟弟那么小还能坚持上学，终成正果，姐姐是自甘堕落云云。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不逃课？实在是有太多的机会和理由这样做。
    呵呵，还是接着侃阿唐上学的事。村北有一个大仓房，存放着脱好坯尚未烧制的瓦，校舍就在库房的一角，只有一个老师三，四十个孩子分成一年级和二年级轮流上课，不上课在外面的场院上自由玩耍。桌子是一条木板搭在两摞土坯砖上，凳子是一摞土坯砖。屋里还算明亮，有一盏电灯。去年村里通了电，因为沙厂开工的缘故。
    下课后，孩子们蜂拥而出，一溜烟地奔向不远处的一个没上盖的土坯房，我也跟在后面跑了过去。小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干什么都象起哄似的。
    冲进去一看，原来是个厕所。孩子们大便小便，忙成一团。接下来的一幕，不知道多少人见识过，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便后的小孩，提着裤子跑到外面的几颗小树前，抬起屁股在树上自上而下蹭着，那些个找不到树的孩子，则满地找土坷垃用于同一目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上过学校的厕所，总是憋着，回家再方便。过了好久，到了第二所小学，我才适应过来，不过仍然避免与众人同行。日前有朋友讲他孩子回中国不敢上公共厕所之事，我又想起了此事，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除了我不能和他们一起上厕所外，其余的时间我和村里的孩子相处融融，很快我就能讲一口道地的当地方言了。姐姐依旧坚持她那口纯正的京腔，不为所动。一次，爸妈同乡的儿子双全从花果到我家来玩，他比我大几岁，比我姐略小，俩人一口京腔地嘲笑我是湖北“二娃子”。当地的口音和河南话较接近，看来在历史上的经济区划上，郧阳襄樊地区和河南是一体的(错了请扔砖头)。
    村里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很有生活能力。冬天放牛时，他们会收集干的牛粪，烧火取暖，抓了麻雀，糊上泥在火里烤。或是在河里用石头垒成一个 V 字形的堤坝，在 V 字底部用石板做成一个人工的瀑布，瀑布下面用石头垒成一个圈。这样，当鱼被水冲下瀑布，就没有办法游出来。过几天去查看一下，通常都有收获。抓到鱼后，孩子们会用草把鱼扎成一串，到公路上卖给过路的司机。
    那时候的神定河十几米宽，清澈见底，鱼虾很多。等到75年上游的东风轮胎厂投产，废水一排，鱼呀虾呀的都直接跑到东海去找龙王爷报到去了。
    王村的房子也是干打垒筑成，村里的房子都有一个特点，窗户少而高 。据说如此做法有两种用途，一是防土匪，二是防狼。这还是我听爸爸与人闲谈时说的，是否确实有待考证。
    在筑干打垒时，墙壁上会留下若干孔洞。一次村里的孩子在一个孔洞里发现了一卷前朝纸币，面额很大，都是多少多少万，上面印有蒋公介石的肖像，光头，笑嬉嬉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非漫画版的蒋公肖像，看着也不大象坏人。
    71年春，秀华家的屋檐下一对燕子飞来用泥巴筑了一个巢，叽叽喳喳地很是热闹。未及，就有若干小小的毛毛头在巢口伸伸缩缩。我不知道这些小生命后来怎样了，在它们长大之前，我家已经搬走了。
    秀华家的院坝上有几颗高高的白杨树，两树之间是一个高高的秋千，秀华可以站在上面荡得很高很高。我羡慕的不得了，秀华遂不厌其烦地教我，最后我终於也可以荡得和她一样高了。
    如果说，那个年月里有什么开心事，无疑这就是其中一件，高高飞起，迎风起舞。
    五、榨油坊和毛笔字
    二年级时，我转学到河对面的一所小学，条件稍微好一些，有两个老师，两间教室。
    上课时，总能听到有“碰，碰”的声音传来，下课了，还是忍不住跟着几个小孩跑到隔壁去看热闹。
    是一间榨油坊，几根硕大的木头箍成一个长长的内圆外方的盒子，里面插着一跟大圆木，盒子斜置在地面上，低端放入芝麻，另一端是插入锲形木，一个壮汉在抡动木槌打击那木锲，圆木被挤压向另一端，芝麻被挤成饼，油则被榨了出来。
    我同学乘油工不注意，拿了一块豆饼就跑了出去，其余的孩子包括我也一哄而散。我分到一小块，拿在手里温温的，尝了尝，费了很大力气都未能咽下去。那豆饼在嘴里的感觉很粗糙，我不能相信人可以吃下去，尽管我周围的孩子吃得津津有味。
    新小学有一个奇特的规矩，无论语文算术一律用毛笔。班上的孩子已有一年多的毛笔字基础，个个都应付自如，只有我很惨，写出来的小揩总是出格子，一不小心一摊墨掉下来就污了一大片。直到几个月后，我才逐步适应。今天，我还能写一笔过得去的毛笔字，不能不说和当时的残酷训练有关系。
    那时没有现成的墨水卖，要用墨饼加水磨，磨成浓淡相宜很不容易，所以磨好后要保存在墨盒里用好几天。那墨饼奇臭无比，招惹得苍蝇不停地围绕着墨盒转。一次，过了一个炎热的星期天，我在学校刚一打开墨盒，就吓得扔了出去，因为里面爬满了蛆虫。
    六、本地人的生活
    当地的百姓生活很清苦，但是还能吃饱饭。他们的主食是红薯，玉米，土豆和少量的白面。有人说，美洲的印第安人对世界的贡献远远大於他们所得到的，此话阿唐严重支持。如果没有这些高产耐旱的农作物，在这贫瘠的山区，是不可能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
    红薯的储藏是一门学问，后来中学时，我们曾在农业基础课里专门学过。当地人有他们自己的方法，把红薯切片晒干后储藏。吃的时候与少量玉米面合煮，味道很不错。
    不过，由於闭塞和条件限制，他们的蔬菜种类很少，也缺乏市场观念，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出售农产品时不用秤，如鸡蛋3分一个，柿子2分一个。但他们学得很快，随着工人大批涌入，农副产品渐渐供不应求，鸡蛋很快就涨到5分一个。
    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本地人也是付出了很多代价的。在十堰建市的头几年，经常会发生一些无谓的交通事故，原因大都是本地人搭便车造成的。那年头路上跑的车，基本都是货车，遇到路旁要求搭便车者，好心的司机可能会与人方便，大部分司机则扬长而去，出於安全理由，司机如此做法也无可厚非。於是，搭不上车的老乡们会守在公路拐弯处，乘车减速慢行时，飞身而上，常常造成人身伤亡。问他们为何敢於如此作为，答曰，汽车的胶皮车轮轧不死人。笔者并未考证这一说法的真伪，权当传言记录于此。
    总的来说，当地人还是很纯朴的。尽管很穷，他们仍然很注重教育。这可能与郧阳历史悠久，人文浓厚有关。我印象中周围没有辍学的小孩。
    他们对外部的世界充满好奇。我不止一次被老师要求在课堂上讲述外面的世界，如火车，轮船等。
    不夸张地讲，二汽的建设使当地的生活一下子跃进了100年。否则的话，又是一个“老，少，边，穷”地区。
    七、遥远的学校
    不知因何原因，我又一次地转了学，这是本地最大的学校，姐姐日前就读于此。
    上学要先涉水过神定河，然后上山，沿山脊走一程，再下山就到了。全程大概要40多分钟。
    爸爸安排了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子与我同行，我忘记了她的名字，还是依惯例称她小芳。小芳上4年级，年龄却大我很多。她走路很快，总是要等我。我不是故意慢行，确实是走不快，年龄小是一个原因(那年我7岁)，缺乏当地人的常年的爬山训练是另一个原因。后来，我们这些外来者嘲笑当地人的一句顺口溜是，湖北三大怪——草帽象锅盖，烟袋当拐棍，老头爬山比猴快！前两者是形容东西大，最后一句是惊叹人家爬山快。
    小芳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如遇到恶狗拦路，低身装作拣石头，狗会被吓跑；渴了去找山泉喝水；在蚕豆半熟时，去地里偷吃；上山时如有牛群同行，抓住牛尾巴一同上山，不过如看到牛屁股有异动，则要快快躲开，否则，那稀稀软软之物会迎面而来！
    这招偷吃蚕豆还真管大事。那时我在上半日制，到中午放学回家，往往走到半路就饿得不行。通常妈妈会给我带一个馒头预备路上吃。有一段时间妈妈生病住院，没人帮我料理。饿着肚子爬山的滋味可是真不好受，全靠那些蚕豆了。
    当地的教育还是很守旧，注重记忆，要背很多东西，背不下来不准回家。想象一下饿着肚子背书的滋味吧。我记得九九口诀就是那时候背会的，当然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东东，如“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每时每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等。我通常是较早背会的几个之一，从而发现自己还有点读书的天赋。
    这所学校是我启蒙以来上过的最正规的学校，也是待过的较长的一个，我记得学校有一个操场，操场边还有一个沙坑。
    有一段时间丹江口蓄水，回水上朔到王村，小河变成了大江，我们上学要先沿江走到下游渡口，乘船过江，再步行到学校，全程要一个小时。
    这种上学方式很是锻炼了我的步行能力，直到今天，Hiking 依然是我最爱的运动，在京城时，93，94年，曾几度进行长城穿越攻略。前不久知道北京出台禁止野长城登爬政策，虽然我也没有机会再去穿越，还是觉得有些怅怅然。
    八，两度与死神擦身而过
    王村通往沙厂的小路，有一段要经过一个悬崖顶，高约30多米，下面是玉米地。妈妈有时会和我一起去沙厂的保健站看病，每次经过这里，妈妈都会很紧张，紧紧拉住我的手尽量远离悬崖。
    一天，我和一个比我略小的小孩一起在悬崖下面玩，(名叫柱子？) ，忽然见到有一些马蜂前后飞绕，很是不爽。几经侦察，发现蜂巢挂在悬崖的中间。好像小孩子天生都有一种破坏欲望，我和柱子决定干掉它！
    我们费了很大力气终於迂回到蜂巢的上方，然后就是一顿石头炮火袭击，战斗很顺利，蜂巢被干掉了！失去家园的马蜂在原地盘绕着，不知是在寻找家园还是在寻找攻击者。我们不敢从原路下去，好在落脚处已接近悬崖顶，於是决定爬上去。
    开始很顺利，但最后的一段非常陡峭，找不到立足之处。我蹲下搭了一个人桥，把比我小一号的柱子举了上去。柱子趴在崖顶，伸出手来拉我，还是差一点儿够不着。我看到上方有一块突起的鹅卵石，遂伸出手抓住，发力引体向上，另一只手伸向柱子的手。一切都发生在一霎那间，那石头突然松脱，我整个人以双脚立足处为轴心向后倒去，光驰电闪的零点零几秒钟内我本能的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反应，猛地向前扑过去，后仰的态势被逆转了，我的双手又接触到了山体，同时双脚也由於反作用力而松脱出来，整个人紧贴山体向下坠去。当时的感觉很奇妙，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下坠，而是面前的山壁升了上去。过程很快，等我醒悟过来，人已经到了崖底。我傻傻愣在那里，抬头望了望眼前高高的山崖，两条擦痕自上而下，想想刚才如果大头朝下掉下来，恐怕就没命了，这时才后怕起来，忍不住全身拼命地哆嗦起来。
    柱子绕路跑了过来，从地里摘了几片玉米叶子给我，示意我搽去身上的血迹。我才注意到我已是遍体鳞伤，额头，鼻子，下巴，双手，双肘，肚子，双膝，双脚遍布擦痕，小小的血珠不断涌出。
    哭着回到家，妈妈大惊失色，急忙带我去保健站包扎。我当时没敢说实话，只是推说在路上摔了一跤。
    直到我离开王村时，那悬崖上的两条擦痕仍清晰可见。
    71年的一个夏天，从上午开始，天就一直在下大雨。中午小芳领我回家，一路上不停地催我快走，不象平时那样容我慢慢地走。好不容易到了神定河边，平日那柔弱的小河变得凶猛起来，河面宽了好几倍，水也变得很浑浊。小芳到了河边向上游望了几眼，就下到河里催促我过河，我跟着小芳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水跋涉着，平日水深只及膝盖以下，现在很快就到了胸部。小芳在前面大声吆喝着给我壮着胆，两人终於过了河中，到了对岸的河滩地。昔日的摊地也被没膝深的河水淹没，不过水流不象河中流那么急，从上游冲下来的瓜果什物水中漂浮着。我顺手就捞起一个小窝瓜抱在怀里，另一只手还在东抓西抓的时候，已经被小芳一把拽住，然后就往岸上跑，一直上到一个小缓坡，小芳才放了我的手，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指给我看。
    神定河的上游竖着一堵水墙飞快地向下游冲了过来，转瞬之间就到了眼前，那水头有一人多高，翻滚着咆哮着从面前冲了过去，刚才走过的河滩地立刻淹没在惊涛骇浪中。山洪下来了，小芳对我说。
    我看到沙厂一人多高的筛沙石的大筛子，在洪水里打着滚，就象是个火柴盒。未成熟的庄稼桔梗，大树小树，破烂家具等等，都卷在滔滔的大水里向下游奔驰。
    我不知道我和小芳提前了多少时间抢在山洪到来前安全过河，5秒，10秒，还是20秒？但我知道，如果没有小芳，我要么被洪水阻隔在对岸，现在眼巴巴地望着这一边；要么就光顾闷头拣东西，最后自己也变成洪水里裹携着的一件物件。
    回到家，身上全部湿透。家里没有人。
    前不久妈妈生病，在张湾住院开刀，爸爸和姐姐都去陪了床。爸爸每天下午回来照顾我吃饭睡觉，第二天一早，我上学后他再赶往医院照顾妈妈。今天爸爸不在家，可能水太大，回不来。门上了锁，我进不去。
    晚上我闷闷地坐在房东家的火塘边，身上穿着我过去的旧衣服，这是妈妈先前送给房东儿子的。刚刚吃了房东特意给我一个人做的好饭——面片儿汤，我这人天生就不爱吃稀巴巴的东西，一碗面片只吃了一半。电力已经中断了，油灯一闪一闪地很是诡异，我终於抵挡不祝函意，倒在房东家的床上睡着了。
    后来我知道，这场洪水非常浩大，摧毁了沿河好几座公路桥，自土门以下，交通全线中断，爸爸被堵在土门过不来。他知道我放学回家是要过河的，焦急万分，不停地挂电话，却打不过来。直到午夜后线路恢复正常，电话才打进沙厂，沙厂派了一个人到王村，探知我平安无事，回去电话告诉我爸，这才放下一颗心，那已经是破晓时分。我不知道爸爸是如何渡过那一个不眠之夜的，他从未向我们详细说起过。
    九、最后的一所学校
    洪水事件后不久，我家就搬进了沙厂的职工宿舍。
    爸妈对洪水事件很是后怕，遂决定再次给我转学。新学校离家很近，步行大约10分钟。
    不知是质量不好还是其它原因，我很快又转了学。我记得那时沙厂附近的几所小学的教师都是插队知青任教，不知是否由於教师的流动性造成学校频频关闭。我从未向爸妈求证过此事，总之，这一次是我在沙厂生涯的第5个学校，也是最后一个学校。时间是71年秋。
    新学校在茶店镇，质量仅次于我的第3所学校。
    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王，是个退伍军人，人很凶悍。口头禅是，我们在部队时如何如何。
    这王老师惯好体罚学生，最爱用的一招就是用手指头狠狠地点你的脑门。从沙厂走到学校大约需要半个多小时，小孩子玩心大，路上一个什么事一打岔，忘了时间，再赶到学校就迟到了。我因此被那前大兵点了无数个脑门！
    我原以为那王老师天天高谈阔论，打人训人又毫不容情，必是咱革命军人大熔炉里炼出来的一块好钢。谁知第二年夏天，这王老师做了一件令我瞠目结舌的荒唐事。
    那时沙厂要用很多民工，这工资收入对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於是周围的老乡无不削尖脑袋想得到录用。老爸的职位好像是什么教导员，专管民工这一块，於是总有人托各种关系来游说。
    一天中午，老爸躺在床上，我骑在他身上正玩得高兴，一个家伙就径直从开着的门进来和老爸打招呼。我回头一看，是王老师！我想这下糟了，是来我们家做家访告状的，可这几天我没犯什么事儿啊？！
    我正在那儿发愣的当而，那王老师已和老爸说了起来，大致是他妹妹想在沙厂找一份工，不知是否可以，边说还边向我递笑容。我那时尚小，是祖国苗圃里稚嫩的花朵，还不大懂世间万般龌龊勾当，又摄于前大兵的积威，那里还敢上前。时光如能倒流，我当走上前去为两人介绍，老爸一听是爱子的授业恩师驾到，还不奉为座上宾？！令妹要来屈就？好说，小事一桩！
    我不能说老爸在沙厂一诺千钧，不过雇谁不是一样雇，又不是技术工种，打一声招呼而雇王老师妹，应该不是任何问题。
    可这件双赢的美事偏偏就让这位可爱的王老师办砸了。如果让今天的阿唐站在当年王老师的位置上，N个办法都想出来了，如放学前让阿唐给阿唐父捎封信，或进门后自我介绍是阿唐老师等等。而他选择了进门后直接说事，偏偏他的笨学生又未能及时上前救驾，遂把一场喜剧变成了悲剧。
    老爸听明白了来意，毫不客气地告诉他去找什么什么部门，按什么什么程序办理，他本人从不直接介入此类事情，然后就是逐客令。
    我目睹了不可一世的王老师被老爸灰溜溜地赶出了门，隐约觉得此事与我有关，可却不知道错在了哪里。我当时毕竟还小，刚刚8岁。
    不过此事也带给我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那王老师从此再也未曾体罚过我。
    我在这所学校的另一个收获是，学会了打花棍。
    花棍是一根1米长的竹竿，两端嵌有铜钱，棍上奘饰有彩纸。花棍在受到打击时，会发出悦耳的声音。
    打花棍首先要先练步法，然后是手法，用花棍打击身体的不同部位，如手，肩，背，腿，脚，最后是合在一起练。
    为参加茶店镇的一个什么汇演，知青们从班上选出了12个学生学习花棍，我幸运的高中。单人练熟练后，12个人要在一起练编组。公演那天，我们这个节目最为轰动。
    这东西学起来快，忘起来也快。几年后我跟小夥伴吹牛时，还能比划出几个动作，今天则全然忘光。
    学校所在的茶店镇座落在十堰通往郧阳的公路旁，又是二者间的中间点，因而南来北往的司机大多会在此歇脚打尖。话说一天一司机饭后(有酒？)上车，错踩油门当煞车(阿唐学会开车后，对此深表怀疑，油门和煞车搞混，可能性实在太小，挂错挡位的可能性甚大)，车子就迅猛向前，当时茶店镇的房子大都依山而建，房前用石头垒出一个场院，院子上面和下面落差很大，那车飞坠院下，没死人，车报销了。
    当其时也，十堰正在公演老电影“奇袭”，这是文革前的电影中硕果仅存之一。电影中敌吉普车被我英勇的侦察员驶向悬崖，坠落崖底，这情节和这位醉酒仁兄颇为相似。于是，“中吉普，共军！”的故事，飞快地传了开来。
    我曾和同学前往现场一观，院子的坝下还可以看见斑斑油迹。
    十、沙厂日子的点点滴滴
    沙厂的日子很单调很无聊，那实在不是很快乐的日子。
    搬到沙厂后，王村的夥伴们偶而还会来寻我一玩，二，三十分钟的路程虽然不远，可对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也并不容易，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玩，或是和某个独自工作的大人待在一起。
    记得一次在看一个推土机推沙子，那司机招手让我上去。我爬上去，坐在那高高的驾驶室里，纠纠然感觉绝好！推土机的驾驶座在右面，和一般的车不同，不知是否是进口车的缘故。
    那司机正把堆的过高的沙堆推的平一些，他总是慢慢把最高点的沙子推向沙堆一侧，然后退回来，再推过去。随着沙子不断推过去，那一侧的坡度越来越大，这样推土机推到最外点就会有一部分悬空，每当这时我都有些紧张。那司机好像看出我的不安，就故意把车开得越来越靠外，好看我的窘态而开心。结果最后终于演砸了，那车一下就向外倾斜过去，司机连忙倒车，沙堆太松软，推土机依然不区不挠地向下滑落。我见势不妙，一下子就从左侧跳了下去。
    推土机一直滑落到沙堆下面才停了下来，右侧的履带从导引轮中脱落出来，以沙厂的技术能力是难以修复的，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事故。
    尽管从任何角度看，我都不应为此事负上任何责任，可我心里却一直为此耿耿，如果我不在车上，那司机就不会为了炫耀车技而出事。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沙厂单调的日子偶然也会有点高氵朝，那就是演露天电影。
    我会在那天的晚饭后，早早地搬着凳子去占上最佳的位置，然后就是苦苦地等。那时演的都是“跑片”，即一部电影的胶片一晚上要在4，5个地方同时上演，一卷带子演完后要立刻用车送到下一个放映点，如此传递下去。沙厂是链条上的最后一节，所以通常第一盘胶片来时已是午夜时分。在演正片前，有时会加演新闻简报，看伟大领袖又在神采奕奕地接见什么人，或是什么地方借什么东风亩产过了千斤之类。小孩子总是中意看打仗的电影，对一些咿咿呀呀的戏曲片则兴趣缺缺。不过那个年代选择余地真不是很大，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十几个，样板戏就占了好几个。赶上戏曲片，往往是好不容易片子来了，开演不久，我就睡着了，直到快结束时，一通场面浩大的武打特技才把我唤醒，一晚上的辛苦就是为了那短短的几分钟。
    最盛大的活动就是有文艺演出队来访，我记得一共有两次。其中一次是小孩剧团。
    他们最大的是12岁，最小的8岁，演出全本“红灯记”。演出时，我清楚地看到8岁的李铁梅乳牙掉落后的缺口。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崇拜，痴迷，羡慕，自卑等等等等。第二天一早，小孩演员在沙厂旁边的小溪边，洗漱，戏水，我远远望着他们，我的同龄人，我很想走上前去接近他们，说点什么，表达一下我的崇拜，或其它什么的，但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或许是自惭形秽？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已经是满嘴土话，被姐姐和她的朋友们称为“二娃子”，除了一身还算整洁的衣服外，我和山里的孩子别无两样。
    我想我们的民族或许背负了太多的重负，我们的孩子或许活得太辛苦了！2004奥运会上女子体操比赛中，中国小女孩稚嫩的脸上挂着的是与年龄不相对称的严肃，我不知道她们柔弱的肩头承载了多少人的重托！我希望我的儿子们永远普普通通，永远快快乐乐！
    32年前的鄂西北大山一个山沟沟的早晨，一个8岁的小男孩，远远地望着他的幸运的同龄人，心里充满了以他的年龄不应该有的百般滋味。
    一次，保健站的一位大夫的小女儿来访，她6，6岁的样子，鲜亮的衣服，灿烂的笑容，温柔可人的性情，唤醒了我沉睡已久的对文明的渴望，我们很快就玩在了一起。我记得她让我假扮病人，她则是我的医生，坐在我的腿上，给我量体温，打针什么的。荡漾在那久违的温馨的友情中，我感动莫名。
    可惜的是这种时刻，真是太少太少，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独自游荡。我甚至不记得她的名字，我的第一个儿童医生。
    我养过一条小狗，一只小小的黑色哈巴狗，是食堂的一位大师傅送我的。我实在描绘不出我有多么爱它。
    在此之前，我养过一只猫，那猫除了在床下面的鞋里方便外，还三天两头不着家。当它神游够了，施施然回家时，也摆出一副谁也不吊的懒散模样。很快，我就失去了耐性，让老爸送给了人。
    我的小狗却完全不同，它简直就是我的影子。记得刚开始时，老爸在屋外给它搭了一个窝，夜里它不断地抓门想要进来，最后爸妈不得不妥协，让它进来睡在我的床边。
    每次我去上学，它总要跟着我走出好远好远，直到我再三命令，它才会依依离去。等我放学回来，它早早地就等在沙厂外的路口，远远地看到我，飞快地跑过来，就象一个黑色的绒绒球在地上滚动。
    此前，我是很怕狗的。虽然上学的路上，有小芳的蹲身招数可用，一次也没被狗咬过，可它们向我狂吠的时候，我还是感到腿肚子乱颤。是我的小狗让我走进了狗的世界，从此对狗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小狗曾经给了我那么多的快乐，阿唐却不能记起它的名字，虎子，黑子，还是什么的。看起来，人是世上最冷酷的动物啊！
    72年秋，我又一次随母亲回老家省亲。小狗巴巴地跟在汽车后面跑着，慢慢地变成一个小黑点。后来，爸爸疏于照顾，姐姐早已住进集体宿舍，小狗听说被食堂的大师傅抓了回去，杀了……
    十一、沙厂生涯的遗产
    那时节，收音机里每天教授样板戏唱腔，大段大段的。我学会了整本的“红灯记” ，半本的“沙家(滨去宾加兵)” 。我今天还过得去的老生唱腔，就是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以至於后来在卡拉OK里唱流行歌曲，据某些自称懂点音律的小姐讲，总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味道。只有阿唐心知肚明，样板戏是我的音乐启蒙。正象一位年年春节联欢晚会都出来唱最后一首歌的什么家，唱歌的味道与常人是不同的，因为花鼓戏的底子在那里。
    我迷上了读书，先是校旱，然后是所有带字的东西。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高玉宝的“高玉宝的故事”。看官如果是70年代以后生人，那我给你提个醒，周扒皮，半夜鸡叫，知道了吧。是妈妈最先读的这本书，她看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声念出来，我在一边不知不觉就入了戏。后来妈妈忙别的去了，我等不及就自己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没有放下来，32年过去，一直到今天还是每天都开卷有益。然后就是抢姐姐的书，看爸爸办公室的报纸。看不懂的字就跳过去，囫囵吞枣，慢慢地很多字就知道意思了，尽管不知道如何念。
    到10岁时，我的能力已经远远高于一般的成人。我从姐姐手中磨出来的书，往往比她用少得多的时间读完。在小学前，我基本已读完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书籍。不是阿唐吹牛，实在是那个时代的新书太少，旧书又烧得七七八八了。
    为看书，我妈没少骂我。她老人家实在不明白，那些个“猪油渣滓”破旧书有什么看头？这些旧书要仔仔细细地从中间翻到前面以便对应出撕成两个半页的相应的页码。她老人家倒好，把我引进门后，又读了一本“闪闪的红星”，就再也不碰任何书本了。
    我常常是坐在门口，抱一本书读着。外面走过的熟人会夸奖两句，那时候不懂做秀，纯粹是因为那里亮堂的缘故。长年累月读书的后果是，小学5年开始近视，现在是七，八百度的四眼。
    如果当时在沙厂的大人们读到本文，或许您还会记起那个抱书倚门而读的小男孩儿，他已经老得象你们当年一样了。
    我从70年秋到73年春，在沙厂及王村生活了近3年的时间，那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体验，一个城里的孩子在山旮旯里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给我此后的命运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有两点起码是有正面意义的。一是，坚韧不拔的性格塑造。其后，无论是在莽莽群山间的长城上穿越跋涉时，还是在他乡异域做社会底层的送货司机时，我从未失去自己的勇气及信心。二是，良好的读书习惯的养成。这让我始终对知识有一种渴求，因而在文革后的恢复期间，4年的突击结果，最终进入了高等学府深造。
    福兮祸兮，who knows?
    十二、沙厂之后
    故事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离开了沙厂，我家搬到土门，我则进入子弟学校上学。久违的京腔，久违的小朋友，我又得以畅快嬉戏，尽享童真和欢乐，回复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儿。
    沙厂及王村的旧人有时还会光顾，我家在郧阳与十堰之间，又承担了中转站的作用。房东的女儿秀华，在77年还到我家吃过饭，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龄，我都没有和她讲过话。小芳则再也未曾见过。
    76年唐山一阵山摇地动，老爸的单位立马就赶去抗震救灾了。78年底我也离开十堰，去往天津。巧得很，也是坐了老爸单位的一辆便车出山，和8年前进山时如出一辄。
    81年短崭地回到十堰填报大学志愿，从此黄鹤一别，就是23年！
    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回沙厂王村看一看，看看小芳，柱子，秀华及秀华家是否安好，悬崖上的擦痕是否已被风雨磨蚀，沙厂旁的小溪是否依就清澈，神定河里的鱼虾是否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