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红通过争斗让乔春兰明白了苗丰的归属，但这场变故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让她和苗丰都始料未及。
    首先是乔书记因为赵元红打了她而拒付工程款，并私下找人传话，若是赵元红放弃苗丰，就可以拿到钱，大家今后相安无事。随后赵元红赶到艺术馆要一把火烧了东山墙，苗丰拦住了赵元红，带着赵元红去找乔春兰说理，并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指责乔书记不该干涉自己和赵元红的关系，更不该拖欠工程款。接着乔春兰将欠款全部付清，却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当日，民警将苗丰带走，原由为苗丰“强奸未遂”，在审讯过程中民警们发现案件疑点重重且缺乏证据，第二天同意苗丰取保候审……
    民警问苗丰：“老兄，这些年你就没消停过，你这是怎么了？”
    苗丰说：“我他妈就是这命了。”
    盐川艺术馆东山墙的二十米画廊上，苗丰只画上了一个悬棺的草图，画廊便在这个桃色事件中夭折。与此同时，“鸳鸯茶”因涉嫌收留妇女卖淫被公安机关责令停业，接受调查。
    “鸳鸯茶”被查是因为有人举报，据民警说是街坊邻居给派出所打的电话，但何乾江他们并不相信。伍大顺掐指算算说是这种经营方式已经有大半年时间了，门口站着“野鸡”的生意在鸳鸯街并不止“鸳鸯茶”一家，街坊邻居们早就见怪不怪了，况且“鸳鸯茶”并没打扰街坊邻居。何乾江让伍大顺普查一下服务员中有没有近期得罪过人、和别人结仇的，被苗丰给拦住了。
    “查到了有什么用？你还想报仇雪恨啊？”苗丰问。
    “我想弄个明白。”何乾江说。
    “你能弄明白什么？现在什么事情能一弄就明白？”苗丰说。
    “那就这么停业了？”何乾江问。
    “老老实实听人家的安排，要多少罚款我们交多少罚款，包间的灯光恢复原样，把门都卸下来，换上半截的门帘。”苗丰说。
    “那以后……”何乾江犹豫。
    “以后别整这些花活，把站门口的‘野鸡’都给我赶走，我们这里就看电影卖茶。影碟机，大屏幕，好吃好喝好休闲，这条件在盐川还有几家？这么好的条件你们不宣传不利用，偏要把我这‘鸳鸯茶’开成鸡窝，脑子里有虫子？你们好好算算我们是赔是赚？房子是我们自己的，拿影碟来一边喝茶一边看的人一直没断过，就算每人消费十块八块的，能赔吗？我卖一幅画就够你们全年工资的，你们他妈的要那么多钱干吗？”苗丰终于发火了。
    1997年12月12日傍晚，何乾江和伍大顺再次被派出所叫去了解情况，苗丰让何乾江带去了五千块钱备用。那天电视里正在播报关于金星的新闻，说是“今日金星的亮度达到极大值，白天也能看到”，苗丰送走了何乾江和伍大顺，便站在鸳鸯街上看星星，他不识天象，找不到金星，却仰着脖子对着夜空发呆——他记得自己只在小时候对天空有过兴趣，从到盐川后似乎就没仔细看过星星，这一仰望，他突然觉得，上面所有的“生命”都那么快乐，唯独在地上的自己折腾出许多伤感。一阵凉风吹过，苗丰有了尿意，他走进街边的厕所，放出一泡热尿，又突然觉得自己的尿比从先有了很多变化，不再清澈，不再寡淡，浑浊得像含了重金属，弥漫着难耐的臊气……从星星到尿，两个毫不相干的事情加重了苗丰的郁闷。
    回到“鸳鸯茶”，苗丰百无聊赖，走进自己的画室，看了看满是灰尘的画板和散乱的画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开始翻阅白天买来的《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乔春兰控告自己的“强奸未遂”。
    1997年12月13日八点三十分，苗丰到县文化局找到了刘书记。刘书记上下打量了苗丰，指指沙发叫他坐下。苗丰见刘书记表情严肃，只拿出了香烟，没敢点燃。刘书记让苗丰先说说，他的语调、眼神都是让苗丰“从实招来”的样子。
    “您叫我说什么呢？”苗丰手里转着香烟。
    “你竟然不知道我找你来是为什么？”刘书记转着手里的铅笔。
    “您别动气。”苗丰把香烟放回烟盒。
    “我不动气，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好在全局发个通报。”刘书记把铅笔放在了稿纸上。
    “刘书记我没犯法。”苗丰面如夜水。
    “强奸未遂，没犯法？”刘书记有些吃惊。
    “是她强奸我未遂，她是反咬一口。事实就是事实，我没必要说假话，背个黑锅过日子。我坚持所有的事实，虽然公安局的人说赵元红的证据不能算证据，因为她和我是恋爱关系，但乔春兰诬陷我，也同样没什么证据。” 苗丰惨淡一笑。
    “我觉得，证据是最关键的东西。”苗丰补充说。
    苗丰把来龙去脉讲给刘书记听，从认识乔春兰开始，一直讲到发生强奸事件的那天晚上。刚开始苗丰讲得很拘束，到后来却越讲越从容。
    刘书记安静地听着，没有表情，他一时摸不清乔副局长的女儿为什么把这种事情闹大，不知道怎么写这个通报，不知道该不该写这个通报。
    “鸳鸯茶”的停业让何乾江和伍大顺觉得很对不起苗丰，为重新开业的事跑得殷勤，但虽然向有关部门分别交了罚款，得到的答复仍然是要停业一个月才能“放行”。苗丰安排大家干一些事情：改造包间的门和灯，处理年初换设备淘汰下来的录像机和一些小尺寸的电视机，策划制作一个新的广告牌，突出休闲特点，淡化录像厅概念。而苗丰自己打不起精神做事，上海的画商向他求画，他告诉人家得等到1998年。他白天看影碟，晚上和赵元红约会，再就是去郊外看看苗营和巴巴老爹。“强奸未遂”的事公安局方面没有任何结论，文化局的通报也迟迟没见，苗丰很不踏实。
    “鸳鸯茶”空空荡荡，苗丰给几个服务员放了假，自己坐在包间里，打开VCD，放大音响，看一堆电影碟片。他看了施瓦辛格的《圣诞老豆》，却摆脱不了对《终结者》里机器人的印象，看了《贝隆夫人》，又被蹩脚的中文字母搞得昏头胀脑，香港的《偷情男女》又是一个无聊的故事，《蛊惑仔》出到第四集了，《黄飞鸿》又拍了《西域雄狮》，《赌神》拍了续集又拍出个前传，王家卫讲了个变态的故事《春光乍泄》……只有陈果的《香港制造》让苗丰找到了感觉，这部情节不离奇，演员没名气的平淡电影，使苗丰感受到了青春的惨烈与力度，繁华的城市在镜头里变成了一堆垃圾，挣扎在贫困、肮脏与世俗中的边缘人吃力地过着青春岁月。苗丰记得电影中阿屏妈妈对中秋说的话：“你惨了，还有漫漫长路要走”，苗丰似乎体会到一种绝望，一种如影相随的挣扎。
    “你怎么喜欢看这种片子？”何乾江问。
    “这片子我能找到感觉。”苗丰说。
    “一点也不精彩。”何乾江说。
    “片子里那些人和我们很像啊，别看这电影漫不经心，小人物的悲剧就这样，我们其实就这样。”苗丰说。
    “有个盗版新片《泰坦尼克号》就要来了，据说是个好片，爱情片。”何乾江说。
    “什么爱情能比我这所谓爱情精彩？”苗丰反问道。
    “你和赵元红也是所谓爱情？”何乾江问。
    “但愿不是。幸福来得突然，我反倒不太相信了。”苗丰说。
    在鸳鸯街上遇到信佛的那对老夫妻时，苗丰提出要去人家拜拜佛爷，老夫妻欣然应允。
    “我的心不静啊。”苗丰说。
    “听说你出很多事，拜拜吧。”老夫妻说。
    “佛爷能保佑我吗？”苗丰问。
    “佛会保佑所有的人。”老夫妻说。
    巴巴老爹做的佛龛被老夫妻保养得干干净净，蜡烛的光亮被枣红色的油漆反射在佛像的身上，点点斑斓。苗丰双手合十，俯身下拜，竟涌起一阵心酸。
    “老人家，我也想请个佛。”苗丰说。
    “请个吧，你是做生意人，该供个佛呢。”老夫妻说。
    “你们帮我打听打听吧，哪里有大一点的玉佛，帮我订一下。”苗丰说。
    “有呢有呢，北郊三十里的圆通寺就有两尺多高的玉佛呢，那里的香火旺呢。”老夫妻说。
    “那好，我先做个佛龛，然后去请。”苗丰说。
    1998年元旦刚过，苗丰买了些红木，开始做佛龛，他改进了巴巴老爹的创意，给佛龛加上了发光装置。苗丰找出了几年前从上海带回来给苗营玩的光纤，摆开了用胶粘上，把一丝一丝的光纤粘成了一束光柱，再用 “射灯、马达、彩片、光纤”组合，完成了佛龛后面的“光环”——暗藏在佛龛下面的射灯一亮，一个小马达带动的五彩半透明塑料板儿就转，佛像背后就会出现变幻着的光泽，那光纤映出来的五彩光线就会像佛光一样会在佛像的头上形成个流动的光环。
    苗丰租了车，拉着信佛的老夫妻一起去了北郊的圆通寺，请回来一尊玉观音。苗丰一掷万金，寺里召集了十几位和尚为苗丰的玉观音诵经开光。老僧人把观音像放进锦盒，又包上一层金黄色的绸缎，双手递给苗丰。
    当晚，苗丰叫回了巴巴老爹和苗营，叫来了林福山夫妇，把一对老教徒和一些平时来往的街坊也请到了“鸳鸯茶”。大家轻声轻气的看着苗丰。苗丰打开锦盒，将玉观音放进了自己亲手制作的红木佛龛中。
    老教徒对苗丰说，心中有佛，有佛就心静了，心静就什么事都看得开了。
    晚上九点钟，亥时。鸳鸯街夜色苍茫，“鸳鸯茶”门厅里关了所有的灯。
    苗丰按下了佛龛上的开关，屋里顷刻间晃起了色彩，色彩不停变幻，每个人的脸上都映出游动的灵光。这光是可以称之为“灵光”的，这光环是从观音的头上和身后闪射出来的。
    两个老教徒轻颂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巴巴老爹也在那里行了个佛家的礼节。苗丰像是被一种力量推了一下，对着玉观音双膝跪倒，五体投地。
    1998年3月，“鸳鸯茶”再次重新开业后，苗丰和赵元红正式登记结婚。五一劳动节，苗丰和赵元红在“鸳鸯茶”置办了他们的婚礼。“鸳鸯茶”最大的录像厅里卸空了排椅，整个仪式简洁而热闹，苗丰特地请来县文化局的刘书记和老师韩明伦主婚证婚，伍大顺做了伴郎，何乾江的侄女何香萍当伴娘。仪式过后，全部人马移师鸳鸯街最大了一家酒店参加婚宴，婚宴上，巴巴老爹、小苗营、林福山、苏静、何乾江和“鸳鸯茶”的全体员工组成了苗家亲属团，赵元红的父母弟妹、赵元红的装修公司的同事组成赵家亲属团，双方频频敬酒，闹成一片。婚礼后大家再次回到“鸳鸯茶”，何乾江串联起各包间的视频线路，同步播放苗丰和赵元红的婚礼录像。
    “你们算完成了一桩大事。”林福山对苗丰和赵元红说。
    “我们这就和你们两口子一样，开始厮守了。”赵元红对林福山和苏静说。
    苗丰陪着刘书记和韩老师一直喝到半夜，几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赵元红扶着苗丰不停地给他擦洒在身上的酒水。韩老师站起来冲刘书记大嚷：“你……你……还写那个……苗丰强奸的通告吗？你……敢写吗？你看苗丰……像强奸犯吗？赵……元红嫁了他！人家……是真心相爱！”刘书记也站起来大嚷：“我没写！我拖……拖了几个月……都没写！我弄明白了！乔大小姐他爸……也不让我写，怕丢……人！怕丢人啊！”
    苗丰猛喷出了一口酒，晃着身子站起来，重复了两句刘书记说的“怕丢人”，然后瞪着赵元红看了好几秒钟，突然哈哈大笑。
    盐川一些年轻的画家们也前来贺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些艺术青年在谈论苗老师艺术成就时，把苗老师比喻成了盐川的“徐悲鸿”，苗丰步履蹒跚地走过去阻拦那些年轻画家们的说辞，脸色十分难看，刚说了几句话就顿住，起伏了几下胸口，喷出了胃口里所有的东西。
    艺术青年中也有人知道些苗丰和石海珊的事，于是有人示意，家喻户晓的蒋碧薇背叛徐悲鸿故事和苗老师的爱情故事几乎是重合的，这个比喻不得，于是大家顿时安静，几个人上前想安慰几句，却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赵元红把苗丰按在椅子上坐下，转身给苗丰倒了杯茶。有几滴泪水不听话，竟落在了有些颤抖的茶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