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的秋收开始了。
    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背着背笼排着横队搬包谷，他们沿着畦垄从包谷地的一头走向另一头。人们隐没在青纱帐里，只听见包谷叶子的沙沙声和拧下包谷棒时的铮铮声。间或可从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里传出几声调笑，那是中老年人按捺不住丰收的喜悦相互打趣，诙谐幽默地说着隐晦粗俗的笑话。集体劳动时公然而不越界的调戏不是侮辱，在这里只证明了乡邻之间的熟络和友好。背笼装满了，就背向地头指定的地点倒成一堆；然后再沿着方才的畦垄向前搬去。
    靠近路边的包谷杆被挖倒了二亩地大，大人们把包谷杆平展展铺在地上，再把刚搬下来的包谷棒集中倒在了上面。这些刚搬下来的新包谷一个个披着白壳黄壳绿壳，散发着清香，堆的像山。 会计把算盘和帐本带来了，大称和抬杠也拉到了地头，只等把包谷搬完分捡后就连夜分到各家各户。
    在繁忙劳碌的成年人身后，是一群群张狂的少年。他们并不关心收成如何，只知道秋天的收获时节是他们最幸福、最恣意狂荡的节日。尤其是大田里那无穷的乐趣，简直就是天堂。他们可以在搬过包谷的畦垄间追逐打闹，他们可以在成年人的身后去搜寻那细细的、黄黄的包谷杆；折断后便用牙齿熟练地剥去外皮，咬上一口便蜜汁流淌地当甘蔗吃。
    最让孩子们兴奋的是收获红薯。首种成功的红薯产量高的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北原上成片的红薯地刚赶上马跑泉抽水站的灌溉，那得到了泉水滋润的红薯就疯长起来，狗头大的红薯一窝挨着一窝每天都在变化，到了收获时节整个地面都被拱的裂满了缝隙。寸把宽的地缝处，紫皮的红薯清晰可见。
    人们把红薯秧子贴地割断后集中铺在地下，然后把刚挖出的红薯就地堆放在上面，丰收的红薯几乎完全遮盖了地面。清甜的红薯被大人们拉走了，一群群的孩子们在收获后的红薯地里跑来跑去。他们忙着去拣拾那些丢弃不要的指头粗细的小红薯，幸运时还可以拣到被撅头挖断的红薯块以及深埋在地下未被发现的大红薯。每当有如此巨大的斩获，孩子们就惊喜若狂。先是兴奋地炫耀，然后兴高采烈地快步跑向水渠，再把这些私有财产洗净后当着同伴的面喀嚓喀嚓地大嚼起来。丰收后的成年人是宽容的，他们并不制止孩子们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
    通向村子的大路上更多的则是来来往往、忙忙路碌的妇女。她们的工作是把棉田里一朵朵雪白的棉花及时拾回来，不能让它们长时间挂在那炸开的棉壳上变质变色。拾棉花的妇女拐着装满雪白棉花的担笼匆匆赶到场里，把担笼里的棉花倒在等待晾晒的空无一物的箔子上转身就走——她们还不能歇息，大田里还有更多的棉花等待她们去收获。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又是最繁忙的季节。
    箔子棚在椽子上，而椽子却架在原木支架上。支架横成行、竖成列，摆的格外整齐。一块块正在晾晒的棉花构成了一片眩目的白色的海洋。
    场边上有一只花翅大公鸡带着它全部的妻妾正在啄食从箔子的缝隙漏到地面上的棉花虫。它高傲的像将军，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状况，只是在它判断确实安全的情况下，才低头啄上一两口。身高的优势使它总是能第一个发现大批的肉虫，它跑到那些虫子面前，歪着头咕咕叫，做出啄食的姿态却并不真的下口。母鸡们争先恐后地奔跑过来、毫无风度地抢食时，它却站到一边。
    学校放了秋假，这在城市的学校是不可能有的一个假期。小队长安排赵俊良和一个叫泉娃的中年人晾晒棉花。他们只有三件事：一刻不停地翻动摊在箔子上的棉花、指定妇女们把摘回来的棉花按次序倒在空着的箔子上和撵走一切敢于入侵晒花场地的大小动物。
    赵俊良学着泉娃的样儿，两手把箔子上的棉花向内一挤，端起来后向外一翻，一柞厚的棉花就翻了个底儿朝天。手掌接触籽棉时的感觉柔软、温暖，妙不可言。和他搭伴的泉娃只是专心翻棉花，他一刻也不停，干起活来非常认真。他让赵俊良在翻动棉花的同时还要指挥着妇女按次序向指定的箔子上倒棉花和赶走潜入场里的鸡。散养的鸡一群一群地光顾，赵俊良猜测那是场边几户人家有意打开了院门。他并不着意驱赶，每次都是等鸡群将一块地上的虫吃尽时才把它们轰走，而且只撵到场边。
    他知道饥饿的滋味，他更知道肉对于杂食动物的重要性。
    他不忍心破坏鸡家族一年一次最盛大的宴会。
    天快黑了，他和泉娃将所有的箔子沿着椽子的方向带棉花卷了起来，那棉卷就粗大的惊人。第二天他们只需将棉卷再顺势打开就可以继续晾晒了。
    场里不能离人，赵俊良就和泉娃换着吃饭。晚饭时，赵俊良让泉娃先回去吃饭，场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赵俊良靠在支架旁痴迷专注地观察着并不甘心离去的鸡群搜寻和啄食肉虫时的姿态，忽然被人从背后蒙住了眼睛。
    “是碎牛。”他并不感到意外。
    “一口吞到屎尖上——你到是有准头！”马碎牛从地里回来了，他是路过这里，看见赵俊良又在发瓷，这才蹑手蹑脚去蒙他的眼睛。
    乍一见面，两人就有了一种多日不见的亲切感。
    马碎牛欣喜地告诉他，马垛分派给他的任务是分拣包谷，就是把成熟的老包谷和不成熟的嫩包谷分开。将来成熟的入帐，计入当年的收成；而那些不成熟的就私分到各户，成了帐外粮；或烤或煮各家自便。
    他环视场里，问道：“得是换着吃饭？”
    赵俊良说：“我让泉娃叔先回去吃饭了，等一会儿他来换我。”
    马碎牛说：“正好。好几天都没聚会了，都快成真正的庄稼汉了，哪还像是五虎上将！我从地里回来就是要找你们，一会儿都到我那儿去吃烤包谷——你不要回家吃饭，等着我。”
    赵俊良从没有吃过烤包谷，他无法想象烤包谷的滋味，高兴地应了下来。他对马碎牛说：“你到我家给我爷爷奶奶说一声，告诉他们我不回去吃晚饭了。”
    马碎牛说：“好麽，等着我。”转过身，大踏步回村去了。时间不长，赵俊良就看见五虎上将过来了，六个人就坐到场边说话。
    “你吃过烤包谷没？”马碎牛问。
    “没有。我连咋样烤都想象不来。”赵俊良回答。
    “简单的很，”马碎牛说：“扯些干麦草和剁成节节的湿包谷杆掺到一起点着，再把带皮的包谷塞进去，外边再用湿包谷杆一围就不用管了。等烟散了火灭了就把包谷拿出来，剥去外皮就可以吃了。”
    秃子补充道：“你要想吃嫩一点的，就是碎牛说的那办法；你要想吃更香、更窜、还带着火色的，那就把包谷的外皮剥去一些，只剩下一两页，这样烤出来就黄亮黄亮的，还有一些香气——我喜欢这样吃。”
    狗娃说：“你俩说的都不是最香的。我觉得拿一个树股子把包谷穿个糖葫芦，用手转着在火上烤，又能看火色、又能闻香气，那才吃着香。”
    明明只是笑。怀庆问他：“明明，你说咋样吃着香？”
    明明露出一口白牙，说：“饿了吃着香。”
    马碎牛说：“连明明都学坏了，说话也不老实了。烤包谷虽然香，但我听说还没有烤红薯好吃。”
    赵俊良说：“我以前在城里吃过烤红薯，又甜又面；啊，真好吃。”
    怀庆感慨地说：“今年各队都种了红薯，这还得感谢大队长。要不是他坚持让各队试种，恐怕只有四队一家种这东西。”
    明明接茬说：“这也难怪。谁也没种过，万一没收成，社员挨饿不说，公粮咋办？拿啥交呢？咱这一村人咋活？——大队长这个险可冒的大了！可惜咱成天都在说大队长的坏话。”
    “这就是老年人说的：‘少年不知当家难。’”怀庆感慨地说。
    “看来我们也是秋后的蚂蚱，既没经过冬、也没见过夏。”马碎牛难得一见地做着自我批评。
    秃子说：“听说一个人可以分二百多斤红薯呢！我家要分八百多斤，这一下不会再挨饿了。”
    马碎牛十分佩服地说：“四队队长马家富真是个能人！跑到县上农科所问人家啥东西产量高，人家告诉他红薯产量最高，他连见都没见过红薯啥样，也不知道咋种，胆正的当即就购买了红薯秧子，顺便从农科所请来个技术员，给人家又上纸烟又上猪头肉；管吃管住、跟前跟后，三锤两梆子就把红薯栽到了地里，真是好胆色！”马碎牛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赵俊良说：“我刚才到你家去时，你爷你奶奶正在整理红薯，看堆堆，你家起码也分了五百多斤。”
    赵俊良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可以不挨饿了。”
    马碎牛说：“这二年也把我饿怕了——”忽然看见泉娃远远地过来了，马上站了起来，对着泉娃大声喊：“泉娃子，俊良跟我吃饭去了，肯定回来的晚；你是老社员，不要等他，自己安心看场。”说完，也不管泉娃是否听清楚了，拉上赵俊良就向南走。
    赵俊良奇怪地问他：“泉娃叔都四十多岁了，你咋把人家叫泉娃子？”
    “谁让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富农？！狗日一代比一代结婚早，家里的辈分就多了层层。到了现在，他比我要低两辈呢！还有洋娃和死了的海娃也比我低两辈。只要他在马跑泉住、只要他姓马，只要他名字里带水，他就得把我叫爷！”
    赵俊良终于明白为什么马碎牛在七月七埋海娃那天放肆地有些离谱，除过不明底细的执事以外，送葬的队伍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干涉。但他还是怀疑地问：“那人家到底把你叫爷不叫吗？”
    马碎牛气愤而气馁：“要不为啥说人心都瞎透了！这些水字辈的见了他爷都是白搭话。他不叫爷我不怕，我和他们说话时提醒他，给他名字后边加上一个‘子’字，多少也能出口气。”
    “不管年龄多大你都加‘子’字？”
    “那当然！”马碎牛理直气壮地说：“我见了泉娃他大也是叫‘槐娃子’——他大是木字辈的，叫槐身。”
    “他大多大了？”
    “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