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认为，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首先是法的权威，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民党政权建立在非民主政治基础上，而且蒋介石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很显然他的权威性来自个人的权威。蒋介石的人格形象并不怎么好，又缺乏政治艺术和政治幽默，先天地缺失人格魅力。而他又是最看重个人权威的，最具虚荣且心地狭窄。他不择手段地用权术和狡诈，制造人格的威权，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威权。
    事例：
    例一：心胸狭窄，有仇必报。
    领袖人格首先体现在胸襟开阔，豁达大度上，古人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说，而最高领导人更不用说了。蒋介石却是小肚鸡肠，缺乏领袖应有的风范。他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不忠、不恭，更不能容忍做有损于他的声望及其威权的事情。同一件事，对其态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后果。
    西安事变期间，刘湘和韩复榘是华东和西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他们又在军阀中小有影响，其态度如何会影响一大群人。韩复榘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后，发表了“马”电，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号召集全国有声望人士，共同处理，话说得显然委婉动听，但字里行间隐藏着审蒋、诛蒋的潜台词。在张学良放蒋回钟山后，韩发现自己的宝押错了，担心老虎下山咬人，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但为时晚矣，蒋介石已经怀恨在心。抗战初期，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基本上是不战而败，蒋介石借开会之机，将韩复榘扣押起来，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韩复榘临阵脱逃，国法军法难容。可是，当时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保全性命的何止韩复榘一人。蒋介石的黄埔得意门生刘峙见日军大军压境，不战自溃，数日溃逃千里，被讥讽为“飞腿将军”，如此劣迹，非但不处理，照样受到重用。
    刘湘大体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他处于被动，当时“中央军”大兵压境，严重地威胁到四川王的生存。他想趁西安事变，引起政局的变化，使自己摆脱险情，因此，通电表态支持张、杨。抗战初期，刘为了保存川军实力，搞了小动作，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蒋对刘湘予以处置，尽管刘重病住院，也不放过。
    例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蒋介石在政治上很虚伪，他的权欲极大，揽权成瘾。然而，在大庭广众，却总要装出对“大权”不屑一顾的样子，有时甚至还要用书面形式表达。1946年年底，他操纵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进一步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可是他在发表“宪章”演说时却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就更不像过去二十年一样能担负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将国家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信誓旦旦地要“还政于民”。可是，他的一席话却完全掩盖撕毁政协协议，排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大会”之外的事实。而且在“还政于民”后面，又补充说道，目前多数人民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这样，有能力有良好的愿望参政的政党及其精英被挡在门外，被他认为“没有能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却只给予口惠，说是要“还政”于他们，但又担心人民用权不保险，绕了一个大圈，才回到他的主题，那就是“假如我自己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云云，“包袱”抖出来了：还是我来独裁吧！
    1948年春天，总统选举在即，蒋介石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体会议上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而提议由一个“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这个表示，使得一批中央委员犹如坠入云雾之中，互相争论不休，许多人坚持总统非蒋某莫属，他的亲信们越是起哄要他出任，他越是执意推辞。
    不过，蒋介石并非真的不想当总统，可以说他为此朝思暮想。没多久有人放风出来，“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之首”，蒋“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张群说出了上述传言的奥秘，还说“如果常委会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于是，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规定“总统在动员战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所规定之限制”。这就使得总统获得了无限制的权力。
    总统竞选安排了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对手”居正。通过上述条款的第二天总统选举，蒋介石获得2430张票，而陪选的居正只获得269张。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选举闹剧。如果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话，那么，蒋介石公开表示不参选总统，为的是获得绝对的“总统”权力。
    例三：设置陷阱，让对手难堪。
    蒋介石小肚鸡肠，还表现在，常使用雕虫小技，让对手难受或出丑。在1948年选举中，副总统由谁担任，蒋介石很是关心，他担心此位旁落，希望孙科担任。可是，李宗仁宣布要竞选副总统。而李宗仁要比孙科的竞争力大，蒋介石有些坐不住了，他亲自找李谈话，要李放弃，李执意不肯，蒋威胁说，我不支持，你难当选，李却毫不退让，两人不欢而散。蒋介石看明里不成，就在背后使绊子，发动黄埔系，cc系以及一切可以动员的人马全力出动，为孙科拉选票。一些代表还受到威胁、恐吓。李宗仁在政坛混迹几十年，老谋深算，他以退为攻，在大会上，突然声明以选举受到“压迫统制”为由，退出竞选，使闹哄哄的国民大会被迫中断。蒋介石非常尴尬。于是，召见白崇禧，表示自己没有袒护誰，要白劝李继续竞选。这样李宗仁收回声明，参加竞选，且竞选成功。蒋介石如同吃了一个苍蝇，说不出的滋味。选举副总统那天，蒋介石在官邸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报道。当广播李宗仁获胜时，他一脚将收音机踢翻，此失常态之举，表明他对李宗仁恨到什么程度。
    1948年5月20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趁机给李宗仁设一个陷阱。事前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到典礼前夕，李宗仁忽然接到蒋总统手谕说，典礼改着常用军服。
    可是在就职典礼上，总统就位时，李宗仁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是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样子，着长袍马褂。而身着军服的副总统，站在蒋介石身边，活像个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使李宗仁很尴尬。李宗仁望着蒋介石，心里愤愤不平地想：“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他也非等闲之辈，很快找到心理平衡，他想你让我出洋相，我也让别人知道你蒋某人的为人，他在蒋介石旁边站得笔挺笔挺的，这样的造势，旁观者心知肚明，所损害的倒不是李宗仁的尊严，而是他蒋介石的形象。
    例四：越俎代庖，诿过他人。
    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从战略到战役乃至规模不大的兵力部署与调动，能插得上手的，那是非插手不可的，他经常是越级指挥。辽沈战役中，卫立皇任东北“剿总”，可是调兵遣将，都由蒋介石在南京或亲自坐飞机抵达沈阳指挥。蒋介石召集开会，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听，他就破口大骂。眼看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被全歼，卫立皇无可奈何地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尽管是蒋介石越俎代庖，而不是卫立皇指挥的，可还是要卫立皇替自己受过，他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皇撤职查办。命令说：“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皇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向下级推诿过失，政治道德全无。难怪他的嫡系亲信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可谓一语中的。
    评析：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以“诈”损人，最终受损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以“诈”损德，威权丧失，仅有的一点人格威严，被不道德的“诈术”冲洗殆尽，连杜聿明这样的对蒋介石忠贞不二的亲信，直言蒋某人没有“指挥道德”，这位集委员长、总统、“大元帅”于一身的领袖人物的人气指数降到了何等的程度，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下场。
    他对自己的亲信这样，对一般老百姓那更不用说了，以“愚民”手段，高压政治，特务暴力而对待之，搞得民怨，天怒人怨。
    旁观者清，早在1947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考察后，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蒋介石在美国主子那里，遭到鄙视，1948年，5至8月，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了15篇报告，详尽地反复数落蒋的谬误，他的结论是：“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他向美国决策者建议，逐蒋下台，“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蒋介石的威权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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