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经国进行洗脑，加以驯化，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他所需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而是能担大任的“接班人”。因此，在继续巩固“洗脑”成果的同时，他要把蒋经国放到艰苦环境磨砺，使其尽快成器。
    事例：
    蒋经国接受父命，结束“隐士”生活，前往赣南赴任，驶进他的政治生涯新历程的第一站。
    1．熊式辉巧取政治棋子，精心安排巧防范。
    蒋介石打算安排蒋经国到基层磨砺，这一意图被具有“政治敏锐力”的熊式辉揣摩到了。熊时任江西省主席，虽属政学系，但也称得上是蒋的宠臣。他向蒋提出让蒋经国到江西去“代职”，正合主子的心意。那是蒋介石举起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旗帜的地方；也是他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的红军厮杀，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方；那也是他悉心经营，倡导新生活，培养骨干的地方。他希望儿子在那里有所作为。
    蒋经国到达南昌后，熊式辉先是安排他任保安少将副处长；随后，打算让“太子”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但是又怕蒋经国抢了他的地盘，因为这是他的一亩“自留地”，如果让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那将自断“才”路。对于精明的政客来说，政治交换是要计算成本的，如果这种交换不能赢利那是不会交易的，更不会做蚀本的买卖。于是，熊式辉把蒋经国安排到“新兵督练处”任处长。新兵督练处的任务是轮流调训省保安团队。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给“太子”升了职，又没有让他能占到多大便宜。人们都说政学系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苦差，却给了蒋经国展示自己新风的良机。他的新风与“国军”的官风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对他的表现是这样说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祝恨，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这样的评语，给人感觉不是在说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倒好像是在说共产党的军官。不用说他全部做到，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属下的风光可以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这也是政客们所忌讳的。于是，熊式辉改派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地区专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地厅级”，熊式辉送这么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政客的“马屁”功老道。但是，专员这个位子，位高权不大。而且那个地方难出“政绩”，你“太子”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那老蒋就不要责怪我无能了。
    据说，熊式辉对小蒋作此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范。担心蒋经国“赤色”复归，“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那对于熊式辉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蒋介石不要他的脑袋搬家才怪了呢。
    2．推行“良心政治”，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赣南专区管辖11个县，曾经是中央红军所在地。自然条件差，红白对峙，战争不断，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红军撤走后，返乡团复辟，土豪劣绅与军人相勾结，鱼肉百姓，下层社会的百姓苦不堪言。社会风气败坏，官员们贪污腐化，横征暴敛；黄、赌、毒在官吏的庇护下泛滥成灾。
    蒋经国到任后，直逼赣州县的积弊，推行“良心政治”，采取措施，革新社会风气。一是禁赌、禁烟、禁娼，打击恶势力。打击矛头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亲属，严惩有严重劣迹的富户。用铁的手腕，打击恶势力。当时他提出“对赣南的浓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行动初见成效。曹聚仁用夸张的词语评价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从人们深恶痛绝的恶势力下手，且有实际行动，比较得人心。于是乎，什么“蒋青天”之类的传闻不翼而飞。
    二是践行新风，影响每况愈下的政风。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在苏联的工作作风。上任后，以身作则，不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视。遇到老百姓，就与他们在田间、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谈得投机，从中体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做了一个统计：从1939至1940年，一年跑了900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这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旧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整个官僚层，那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项革新举措。第一，加强教育建设。主要是建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其想法是，进行智力开发，人力投资。第二，进行社会革新。主要是进行移风易俗。第三，实行“统治式”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各种日用品比如盐、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第四，办干训班，训练干部。他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因此，他注意抓干部的培训。在虎岗举办被称作赣南的“黄埔”干训班。大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的对联，用心表达办学的宗旨。
    这些活动，就他主观愿望而言，确实是真心想进行社会革新，他将这种社会改革定位为“良心政治”。但是，进行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互动，这些社会积弊的总根源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如果从根本解决起，势必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这很难取得很大成效。实际情况是，尽管蒋经国的这些作为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炒作、拔高，对政风民风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只不过是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3．宣布“五年计划”，现代化市镇梦难圆。
    蒋经国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还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近似于幻想的计划。他拟定了“五年建设纲要”，纲要规划在五年内把各县城建为现代化标准城市，并且将各县28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在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方面也是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指标。这样庞大、浮夸的规划，是通过一个专区将他脑海中对未来中国的空想的表达。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未来中国的梦。他说：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服装的政治指导员）。赣南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五年内把极其落后的赣南变得如此的发达，不用说建成，就是设计图纸都难以完成。蒋经国不仅大胆地想像，而且要以火箭似的速度去实现，这太浪漫了。艺术创造需要浪漫，然而建设需要脚踏实地。
    这是一个美丽的空想，它暴露出初出茅庐的蒋经国的从政弱点，急功近利，冲击有余，务实不足。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乏详细计划’”。
    蒋经国在赣南锻炼是很投入的。舆论界对他是褒扬的，他毕竟给国民党带来新鲜气息，人们对国民党的陈旧腐朽的政风十分厌烦。而国民党官场对这个“异军”进行了围攻，告状的、批判的，不乏其人。这也不奇怪，因为，一方面，蒋经国的从政之道与国民党政风格格不入。于是乎，在国民党营垒里，他被认为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把被他们的蒋委员长称作“共匪”的作风带到国民党里来，那还不如临大敌，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打击恶势力，触及到权贵们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权力结构。如果深入下去，朝这个弊端开刀，那将动摇国民党的根本。这也是令他们恐惧的结果。
    评析：
    蒋介石把蒋经国安排到江西代职，是其培养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成功之处在于，第一，高度信任，不因其历史上的不同“信仰”以及革命的行为，抱成见，刻意加以防范。因为江西赣南曾经是红色根据地，革命影响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蒋介石对蒋经国有怀疑的话，不会安排他到这样的地方去锻炼，更不会让他在那里呆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告状不断时，他却没有感到这种危险性。他对经过“洗脑术”驯化了的儿子已有十分的把握，到底是不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最清楚。
    第二，不直接插手，而是托付给自己信任的政客去安排蒋经国锻炼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嫌，另一方面，地方官接近于实际，可以做出比较恰当的安排，同时，也不至于引起儿子的特殊化的念头。
    第三，静观其效，后台支持。在蒋经国在江西代职锻炼期间，蒋介石没有对儿子如何行事作具体的指示与要求，放手让他去作为，当出现反对声时，仍予以支持。
    第四，扬其所长。蒋经国在赣南的一套做法，有明显的苏联政风的痕迹，蒋介石不是要儿子收敛，而是让他去践行独特的政风；即使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也不出面反对。这与蒋介石让蒋经国对江西去的指导思想有关，他就是要儿子去磨砺，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扩大影响。他需要有股子冲劲，让其显山露水，在政坛产生某种震撼。因此，对蒋经国的所谓“新政”是默认的。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蒋经国锋芒太露，担心扰乱了政局。所以，他要制约。于是，在蒋经国在赣南锻炼五年后，于1943年，让他离开了赣南，另有重任。
    蒋经国走了，他的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对于蒋家父子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新政”的结果，而需要的是它的造势。蒋介石把儿子放在赣南磨砺，推出“新政”，用特殊的方式把儿子隆重推出，“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蒋介石这一着棋又成功了。赣南民众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可他蒋家以极小的资本投入，获得大的官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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