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如同生命；信仰对于追求个人前途的人来说，如同流水；信仰对于投机钻营者来说，如同换衣。信仰对于青年时代的蒋经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好断言属于后两者，因为他的革命冲动并非不是发自内心；但我们也不好说他完全属于前者，因为，他后来又确实放弃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做了与之对立的“信仰”选择，成了另一个营垒的人，另一个营垒的领导人。
    事例：
    他曾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预备党员。1925年，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当时的苏联党和斯大林，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为了培养革命的人才，对“中大”（孙逸仙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是重视的。那时的苏联，虽然充满了革命生气但不富裕，物质生活很艰难，但对中国的留学生是比较照顾的。他们的学习条件比国内的要好，教室宽大，每人一张大桌子。生活也有特别的关照。据当年“中大”留学生回忆，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来虽然减为三餐，但面包黑白兼备，没有限量，牛奶肉类也较为宽余。每月还有比较可观的生活津贴，留学生可以用来购买香烟、酒，或者三五成群地在餐馆聚餐，吃“中国饭”。
    这样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仅比苏联一般老百姓要好，甚至也比苏联自己的大学生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蒋经国将亲眼看到的苏联学生吃饭的情况及其感受记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苏联的学生回答说：“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的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苏联学生还对他说：“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苏联学生所言和蒋经国的感受，没有多少功利性，应该说是真实的，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型社会，一个为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带来光明前途，或者说至少能给予他们这种美好愿望的社会，无疑对前来真想取经的中国热血青年有莫大的吸引力。蒋经国在日记中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他深信共产主义、列宁的理想，能给未来的世界带来光明的前途。如果人们因为蒋经国后来的变化，而把他此时的心境说成是“理智泯灭”，那有违于良心。
    蒋经国在“中大”学习刻苦，努力学习俄语抓紧时间百~万\小!说，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积极参加“教授班”组织的政治活动。鉴于他的出色表现，很快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吸收为共产党预备党员。
    他曾经用最激烈的言词鞭笞背叛了革命的父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把枪和屠刀对准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城的工人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获悉这一消息，“中大”学生无比愤怒，举行群众集会，对蒋介石进行声讨，致电武汉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经国也在声讨的人群中，其言词最为激烈，“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几天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已经叛变革命的父亲进行公开的谴责：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他的这个声明，被苏联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塔斯社面向全球广播。他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其声誉与日俱增。与他一起在“中大”留学的学生回忆说：“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旅俄的学生受蒋介石叛变的殃及，苏联人由对中国留学生的关照，转变为用鄙视的眼光相待。一些国民党籍的学生开始被遣返回国。
    蒋经国并没有因父亲的反革命行为而被遣返。但也没有能继续在“中大”学习，而是送到位于列宁格勒的一所名叫托玛卡的军校学习。托玛卡军校是正规的军事学府，学员构成与“中大”有很大的区别，学习内容及教学方式也不相同。课程偏重于军事技术，是一所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学校。除军事课程外，政治课程占相当的比例。红军政治工作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党的政治工作，“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另一部分是“军事政治工作”，军事政治工作是非党员群众。这两部分工作不是决然分开的，而是紧密联系，为党的政治路线所统帅，在军队的党组织统一领导之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苏联红军强调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有组织系统作保障。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年政治工作在苏联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军校主要教授战略战术、军事技术方面的内容的同时，政治课程占相当的分量。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学习得相当认真，且颇有心得。
    对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他也很有兴趣。在这个军校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成绩优秀。他重点研究游击战术，撰写的研究报告出色，受到苏联方面的重视，吸收他为俄共预备党员，留校当翻译。1928年6月，他被调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其主要工作是带领“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考察，这是一种学习的重要形式。
    后来，他被分配到一个电气厂当学徒，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接着，被下放到一个集体农庄，在那里当农民，尽管这种安排具有惩罚性，起初农民们对他不太友好，但他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他们的信任，“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在他离别时，当地农民热烈欢送，“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那是苏联朴实的农民对一个中国小伙子表达的真挚感情。
    1933年春天，他到一个金矿工作半年后，又回到自己曾经当过搬运工的火车站，在这个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从勤杂工，做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之类的活，到当上技工，从提升为技师到晋升为副厂长。一个外国的年轻革命者，在很短时间里，能由最底层跃升到领导层，这说明他干得很不错。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据说，他与后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的俄罗斯姑娘相识相爱，就起始于见义勇为，用真实的感情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女”的人间喜剧。正是在这个工厂，芬娜（后来改名为蒋方良）与他结为异国情侣，并肩战斗，生儿育女。
    他从工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工厂，有委曲，有伤感，但没有动遥蝴执著地追求的“信仰”。他是怀着“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而到基层去接受考验，经受锻炼的。然而，有一件事情却使他产生更强烈的归乡情。
    对于他所具有的蒋介石这样的政治背景，即使他宣布与其父断绝父子关系，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偏见，无论哪个营垒的人们，特别是领导者们会不会真的这样认为，国内有种种猜测。王明在召蒋经国回来谈话时，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此时的蒋经国非彼时的他了，他不情愿这样做，与王明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压力，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前一个声明的言词要和缓些，然而，它深刻得多，他用事实对蒋介石的暴戾和人性泯灭的控诉，使得蒋介石十分难堪；他“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的表白，更可能使蒋介石对自己的儿子感到绝望。这封信无疑是一个重型炸弹。1936年1月，苏联最权威的报纸《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4月，《纽约时报》摘要刊登。
    然而，这封信却成为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不仅决意要离开被当作第二故乡甚至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第一故乡，而且也朝他无情鞭笞过的父亲走近，向他所追求的“信仰”的逆方向走去。
    蒋介石的“洗脑术”还是驯化了他。上面用比较多的笔墨，说明蒋经国在苏联成长的过程，说明他对“共产主义信仰”追求的执著，是想说明让这样的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并非易事。可是，回国后不久，却成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分子。江南先生称之为“戏剧性的发展”。这样的变化，仅用一个“假革命”的投机者来说明，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仅用“血浓于水”的亲情来诠释，也可能产生误导。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生追求现象，是多维力作用的结果。其中，蒋介石的“洗脑术”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1936年的“西安事变”为蒋经国回国搭了一个平台。他多次回国的要求，终于被批准。蒋介石向周恩来问及蒋经国在俄怎样，含蓄地表达出想要儿子回国的愿望，周恩来说，我们想办法。通过多方的努力，此答允成为事实。1937年3月，蒋经国携着妻子儿女们踏上归国之路，这可能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旅程，他的心情极其复杂。在中国政府驻苏使馆，他问大使蒋廷黻：“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这句简短的话语，道出他忐忑不安的内心世界。
    1937年3月，蒋经国带着妻儿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开始了返回故里的历程，此时的他，是不是真的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昔日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从此被一脚踢到九霄云外”？似乎还不好下如此干脆的结论。他在当天作了日记，从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对自己生活10多年国家的赞扬与难舍之情，不过当他迈出归途的第一步，确实是他“信仰”的一个分水岭。
    4月中旬，蒋经国抵达上海。此后，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他从昔日执著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变成反对这一信仰，维护蒋介石统治的干将，直至后来成为蒋家王朝的“掌门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蒋介石的洗脑术为什么在他身上有这样的高效？
    在踏上归国的火车之前，蒋经国的思想已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苏联政治环境的影响所致。受这个革命环境熏陶，他自愿地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且理想化。然而，现实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他的思想冲击不会小。一个人对一种理想的追求，从天上突然掉到地上，那种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冲击与震撼，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蒋经国出生在一个富户人家。其父的传奇性的变化，使他的阶级出身跃升到宝塔尖上，这种阶级的烙印在他脑海里是很难消失的，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哪怕是微妙的变化，它都会有所呼应；背叛革命后的蒋介石不仅没有沉沦，反而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长期主宰中国的政坛，为蒋经国寻找新的前途，提供了很大空间。苏联的社会制度，蒋经国所追求的理想，与其父亲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现实与理想出现巨大反差时，像他这样的人，就很有可能皈依到原来的阶级营垒。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土壤，蒋介石才有可能把一个“逆子”，从自己所仇恨的“信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帮助蒋经国的这种解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
    第一，亲情软化。蒋介石虽然企盼儿子的回归，虽然他又是一个旧仇不忘且必报无疑的人，他对蒋经国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严重伤害他的“威严”的公开信耿耿于怀。因此，蒋经国要见他与宋美龄时，他让儿子吃了闭门羹。经过心腹陈布雷的劝解，才予以宽恕。两个星期以后，还是接见了蒋经国。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如此地冒犯他，肯定被置于死地，亲情战胜了冷酷，他也要用亲情来软化蒋经国。
    他没有让蒋经国在自己身边久留，立即派人把蒋经国及其妻儿送回到老家溪口。在溪口自然会有阿谀奉承者安排热烈欢迎的场面，当时的《大公报》载文作了这样的描述：“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如果说这种安排是涂上一层亲情的“政治性欢迎”的话，那么，安排蒋经国与其母毛氏的见面，那是一种亲情在心灵上的震撼。记者作了素描：“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
    蒋经国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请看看曹聚仁的神笔的描述：“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种“乐陶陶的天伦生活”对蒋经国所追求的“信仰”的淡化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好估量，但肯定是有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使人不加防范，况且，蒋经国已放弃了防范，而自愿地接受亲情的软化。蒋介石的“洗脑术”旗开得胜，可以说成功了一大半。
    第二，修身养性。蒋介石曾令年幼的蒋经国熟读儒学，特别是学习曾国藩的新儒学，使之按照自己期望的目标“成龙”。然而，儿子却被“共产主义信念”所征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蒋经国回忆：“我回国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这哪里是一般的伦理教化，这是一种高技巧的洗脑。用“洗脑”这一词诠释蒋介石要蒋经国重温儒学的企图，并不是笔者的偏见，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明白无误地解读了蒋介石的心路，他说：“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第三，责令反省。蒋介石要蒋经国闭门思过，在此基础上，责令其写出反省书。写“反省书”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所采用的手段，对其被“赤化”了的儿子也不例外，当然叫法不一定相同，实质是一样的。于是蒋经国写了一份名为“旅俄报告”的“反省书”。这是一个思想总检查，他用文字记录下蒋经国的思想演变过程，记录了儿子的悔过，记载了他的誓言。这对蒋介石来说，我们不能仅仅理解是他歇斯底里的满足，这是他实施“洗脑术”的一个重要步骤。
    评析：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由于其自身在中国国内的思想基础，加之受其父“革命”表象的影响，在苏联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曾经用最为严厉的言词，无情地鞭笞叛变了革命的父亲。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在“信仰”上势不两立。然而，即使如此，蒋介石仍时刻思念着海外的儿子。当蒋经国带着俄国籍妻子及混血子女回国后，他虽然有气，但还是接受了他们。要是换了别的对象，早就被他杀头了，亲情胜于“信仰”，胜于“政治”。
    蒋经国曾经笃信共产主义，是一名共产党员，蒋介石对他并没有失望，而是进行“攻心”与“改造”，精心策划，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亲情软化，指使亲信，安排极其隆重的场面，让蒋经国与最敬重、思念的母亲毛氏见面，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修身养性，闭门思过，要蒋经国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责令反省，写出书面反省材料，不仅以备有案可查，更是为了强化“改造”，巩固“洗脑”成果。
    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一个曾经用最严厉的言词鞭笞过自己的儿子，就这样被蒋介石的“洗脑术”驯化了，不仅昔日的信念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围剿“共产主义”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忠实的卫道士，成为蒋介石最放心的接班人。这印证了他所奉行的一个信仰哲学：“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
    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洗脑”成功，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在回国之前，思想已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极端“左”倾的政治路线，同时也由于他在基层对苏联实际的了解，现实与他理想化的宣传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加上他的特殊政治背景受到的冷遇，他的思想在渐进地变化着。正是由于思想上有了缝隙，蒋介石的“洗脑”术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