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弱国无外交。自鸦片战争以降，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蒋介石比较喜欢仰仗国际势力解决他在执政中所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在国际争端中也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他的政治生涯与国际交往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发迹与攫权，下台与复出，崛起与沉沦，辉煌与尴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迹。他的成与败，与国际交往不无关系。
    然而，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的成功，并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成就。他仰洋人的鼻息，为了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乃至于一个家族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同周恩来所言，是“跪着办外交”。就总体而言，蒋介石的外交谋略不是大略，而只是“小术”。他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命运。
    “守株待兔”源出于《韩非子五蠹》，这一典故说的是一个农夫近似愚蠢的故事，自古以来，几乎是老幼皆知。这个成语实际要比喻的是，不知变通或妄想不经过努力而侥幸得到成功。用这个成语来评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作为并非夸张。
    事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无为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相适应，提出了怪异的对日“四不”外交方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和宣战。蒋介石对于这种正义要求，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指责，称这是“绝路”，是“自取灭亡”。在他看来，民众不要要求高了，“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立丧权割地之条约”，其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迅速，皆应予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这一大段话只不过是一种托词，随后他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称这是“今日我国外交唯一之途径”。
    蒋介石的“四不”对日外交方针如同日戏，在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朝廷一个封疆大员在广东被英军掳到印度关在大牢里讲过类似的话语，但那是他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保持民族“气节”的一种托词。而堂堂的最高当权者以“四不”作为对日外交方针，实际令一切爱国的、善良的国人费解。“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误国之策。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声称要“入山静养”，实际上，念念不忘他的“四不”方针。担心接替他执掌南京政权的孙科、陈铭枢会“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只有自己重掌大权，继续对日本妥协退让，才能“挽救危机”。蒋介石的“四不”的对日方针抛出，日本回应的却是扩大对华侵略势态，不久，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2、妄想美英抑日，美英以“不承认主义”搪塞。
    蒋介石指使张学良下令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略不进行抵抗，在战场上的不作为，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争取国际声援的权利。但是他却幻想同日本帝国主义讲公理，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联，更指望美国、英国出来干涉和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虽然美英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可是，他们却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之举，是以后进攻苏联的重要步骤。因而均采取容忍、观望态度。
    当日本继续扩大事态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事变及其对策。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经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他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10月，总统胡佛把美国的态度讲得更明确，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吧！那么，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月，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1932年1月，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日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政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没有任何约束力。
    3、向国联讨个公道，国联貌似公允，实际上却偏袒日方。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奉政府训令，在国联理事会上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这个通告，不区别侵略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兵”。这分明是在偏袒日本，哪里有蒋介石所幻想的“公道”可言。尽管国联如此，完全听命于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仍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裁决。
    9月底，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作出了9项决议，决议仍然是要求中日双方保持克制，增加了要求日本撤兵的内容，但是没有规定撤兵期限。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日本继续扩大对华侵略。国联的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1932年1月，根据国联理事会通过的决议，组成国联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故称李顿调查团。这个调查团不是先到受害者一方，而是先到日本，在那里呆了半个月，同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要员进行晤谈，领会日方的意图。3月才到达中国上海，随后到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事实，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主要是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完成报告书，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报告书节要。这个报告书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其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了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了错误的结论，提出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这样一个调查报告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称赞，他们胡说，调查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而它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中国共产党也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指出：李顿调查报告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领土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
    评析：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实行守株待兔似的无作为外交，其无作为的外交实质上是卖国、误国的外交之策。提出怪异的对日“四不”方针，“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妥协投降之策。盼望国际公理的裁判，回报的却是国联偏袒侵略者，美英等列强怂恿日本进一步侵略。这是无作为外交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正义的政治需要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支撑。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是导致外交上失败的一个主观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