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退为进，是蒋介石在政局危困时采用的伎俩。他攫取最高权位后，曾三次“下野”。对他的政治前途影响最大的是第三次。在1949年初蒋家王朝即将倾覆的时刻，他被迫“下野”，这是其最为惨痛的也是最后一次“下野”。即使在如此背运之际，他也没有让最难缠的政敌李宗仁占到便宜。
    事例：
    蒋某人“退而不休”，李宗仁“总而难统”。徒有虚名的李“代总统”，坐在“总统”宝座上，如同放在火上烤。即使这样的“总统”，蒋介石也不让给李宗仁，在败逃台湾的过程中，又把“王冠”夺了回去。
    首先，白崇禧落井下石，蒋介石挥泪卸“冠”。1948年底至1949年初，蒋介石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他亲自督战辽沈大决战，47万人的精锐“国军”却被他的黄埔学生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全歼。转而奔赴徐州，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其以黄埔系为基础的“国军”被分割包围，即将被全歼。傅作义的部队也被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包围。蒋介石众叛亲离，即使最忠实于他的亲信，也把对“老头子”的不满情绪表露出来。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身亡，这说明最知内情的亲信们已意识到蒋记政权濒于破灭，“油尽灯枯”了。美国这个靠山也靠不住了。洋老板早就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了。1948年11月，美国选举总统，蒋下注支持的候选人杜威竞选失败，对蒋介石很不“感兴趣”的杜鲁门蝉联美国总统。蒋既尴尬又失望。接踵而来的，那就是美国后台老板正在酝酿改换“奴才”，而桂系的“老大”李宗仁被他们认为是出来“补天”的最好人选。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崇禧趁蒋之危，闹了一场逼宫的闹剧。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自武汉发出“亥敬”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云云。这个通电语气尚和缓，但倒蒋的态势咄咄逼人。紧跟着，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蒋介石四面楚歌，夜不能眠，催眠的烈性安眠药再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据说，每天夜晚都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他很想改变目前的困境，1948年12月31日，在总统官邸进行新年“团拜”，宴请国民党要员的宴会上，发表了《新年文告》。这个文告是由张群代念的。洋洋洒洒数千字，中心内容是向毛泽东“求和”。至于个人进退是用隐晦的词语表达的。在文告的最后字句中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张群念罢，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手的“副总统”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的死党们因此在宴会上大声嚎哭。蒋介石愤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同日，下午4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绕空飞行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一别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此，一代自命不凡的“独裁者”梦断金陵，踏上了不归之路。
    其次，蒋介石溪口遥控权柄，李宗仁蹲“总统”宝座如同火上烤。蒋介石从发表《新年文告》起就积极为自己准备退路。一方面，他违背与李宗仁的许诺，在“总统”前面加上了一个“代”字。各报均相继以头条位置刊登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任文告”。李宗仁细读了这两则文告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文告指出，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关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李宗仁对于这样的文告表示不能接受，拒绝担任“代总统”，结果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威胁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要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什么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都可能没有保障。”李宗仁听罢，木已成舟，也只好以说不出什么滋味地过把“总统”瘾，管他什么代不代的了。
    在下台前，蒋介石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他把亲信安置在大陆西南、东南、沿海及台湾的重要部门，并密令将大陆的军械、黄金、美钞和故宫文物运往台湾。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隐居溪口，实际上，他还是牢牢抓住权柄不放。在溪口小镇架设了7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仍源源不断。溪口取代了南京成为事实上的“陪都”了。2月，行政院长孙科将他的政府机关“疏迁”到广州，声称这一举动，是表明反对李宗仁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的投降举动。圈内人也清楚，孙科此举，也是为了报竞选副总统被桂系打败的“一箭之仇”，这就把府院矛盾公之于世了。石头城只剩下一个代总统办公处。至此，李宗仁“代总统”几乎被架空了。
    与蒋介石的“退而不休”相比，李宗仁虽然坐上总统宝座，但他到现在才真正搞清楚蒋介石在总统前面加上“代”字含义了，“代”使总统形同虚设。除他的桂系外，几乎没有人听他的。他想获得国库的黄金做军费，可是中央银行没有人听他的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金被运往台湾。他试图与中共“和谈”，但蒋介石亲信继续抵抗，根本不把他这个“代总统”放在眼里。后来好不容易派出代表团北平，与中共和平谈判。可是“和谈”，也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没有蒋介石的首肯，任何协定也不能签订。
    孙科也与总统彻底闹翻了，于3月7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大厦即将倾覆，大概谁也不愿出来做国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应钦出来帮忙，何说，他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不敢做任何事情。
    当然，政坛老手李宗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向老蒋施压。李宗仁对人说，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还威胁说：“我们管不了，就交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向外放风，请蒋介石出洋。于是中外报纸都登出，国民党几个人物正在劝蒋出洋。蒋介石也做强烈的反应，他对来溪口向他汇报和谈事宜的张治中说：“报纸上早就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在传递出强硬的信息后，把锋芒收缩了一下，又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然而，他所设的谈判底线，是毛泽东绝对不会接受的。这就意味着李宗仁将一事无成。
    “和谈”最终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原因宣告失败，到北平参加谈判的和谈代表，在北平集体“起义”，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他们后来参与了筹建新中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他们以诚相待，这些人以心换心，出谋献策，心心相通。
    第三，收回“王冠”，“落草王”蒋某人也要抢着当。在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后，他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匆匆忙忙南下。南京被强渡长江的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宣告统治22年的蒋家王朝被推翻。
    李宗仁与接任行政院长的閰锡山两次来到台湾，要蒋介石出山，到广州“主政”。小蒋（经国）不以为然，似乎认为“尚非其时，亦非其地”。可是老蒋（介石）则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于7月14日率领大批党政要员从台湾飞抵广州，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最高权力机关。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听从蒋某人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蒋介石把“王冠”夺回，从幕后走到台前了，即使是“落草王”他也当仁不让。
    评析：
    蒋介石在最高权力宝座上，曾几上几下，几伏几起，始终没有放弃权柄。即使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时，仍能把失去的“王冠”从李宗仁手里夺回。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政治圈内的政敌不精明，而是因为蒋某人太诡诈；他弄权的本领加上垄断的政治资源，一直使他在权力角逐场保持着绝对优势。
    蒋介石是把一个又一个的李宗仁们压倒，但他在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权术完全失灵。其根本原因是，权术的功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权术碰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失去了它的魔力了。“权术”不能违背“天意”，所谓“天意”，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民意”，是“民心的向背”。毛泽东的事业得人心，所以必胜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