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臣”是指帝王统治时，宫内所使用的官员、太监、护卫官长，还可以转义为，权贵们的管家、侍卫之类的贴身人员。封建君王使用内臣，一般都比较讲究，必须绝对地忠心，唯命是从，而且还能守口如瓶，严守皇室的隐秘。其他权谋家对仆人的要求也大体上如此。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二是为了保持正人君子的良好形象。在选用内臣、贴身之人时，首要的条件是是否可靠。在这方面最为可靠的可能是亲戚，哪怕是一点沾亲带故的也行。因为在他们看来，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主人之间有着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会是天然地可靠，至少在他们是这样想、这样看的。我们这里借用“内臣”一词，是指蒋介石的贴身人员。
    蒋介石注重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在使用内臣方面也是这样。可以说封建宗法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遵循人们常说的“宝贵不忘乡亲”的人际关系准则。当他得势后，竭力从自己家乡溪口选拔任用自己的亲戚、近邻，将这些人安插在自己身边，担任内勤工作。
    事例：
    在蒋介石的侍卫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王世和。他是王贤东的侄孙，王贤东是蒋家玉泰盐铺的账户先生，奉化葛竹村人，在这个店工作达20多年。他家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村庵带发修行。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第二个妻子病故后，经王贤东的说媒，王采玉还俗再嫁，成为蒋肇聪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
    王贤东年老回乡后，由王世和的继父王良鹤继任玉泰盐铺的管账先生。王家不仅是蒋家的亲戚，而且是至交，有几十年、几代人的关系。对王家人，蒋介石是非常信任的。当蒋介石南下广东的时候，王良鹤托王采玉请求蒋介石带其继子世和去广东从军。对王良鹤的这一请求，蒋介石答应帮助，但要对王世和作一番考察。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咸货店当秤手。蒋介石当面看他的举止如何，叫他送一篮咸货来。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介石命他吊在屋柱顶子上。王因个子矮小，取凳垫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蒋经过观察，认为他做事小心，就答应把王世和带到广东去。开始随蒋任勤务兵，黄埔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在王世和军校毕业后，蒋介石没有让他到部队去带兵打仗，而是留其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料理日常事务，1939年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大队长。
    王世和是一个赌徒，常常误时不到，曾两次被蒋介石革职闲置起来；照样拿军饷，一遇机会，又将其起用。1944年在蒋介石的黄埔系中的得意门生俞济时接任七十四军军长时，调王世和到这个军任副军长，随后到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在溪口开设王泰钱庄，初聘他人为经理，后自己兼任。
    在身边做事的亲戚，虽然经常接触最高当权者，但地位低下，眼看别人一个个升官，自己10来年里还是侍卫，他们心里总是不太安心。不过，蒋介石对这批人当然有其笼络的办法，那就是在经济上，对身边人非法敛财，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不堵财路，让其发财，但不让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
    身边的人，往往承担传递信息、保卫安全的职责，虽然官职低下，但在别人眼里即使在高官眼里，他们虽位低却言不轻，不敢小视，各地的高官总是想方设法同他们套近乎，到时候想升官发财，或想办其他什么要事的，好让他们帮助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几句。因为当时，一名外地高官，如果要见蒋介石，必须通过侍卫进行安排，如果不给这些人好处，他就会用各种借口挡驾，使你吃闭门羹。另外，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汇报多如牛毛，好的汇报当然希望蒋委员长尽快面阅，但如果分管各地的文书的人，坚决不给你呈送，你也无法。如果得罪了这帮人，他们专门找你的一些不利的事情向委员长汇报，长此下去，自然就会在蒋介石心中留下恶劣印象，这势必影响自己的前程。
    正是因为侍卫位低而权重的特点，在过去王朝，很多官僚都要想方设法地巴结侍卫、太监，给他们送钱送物，那当然还有送美女的。为的是想了解皇帝的活动，以便从中找到一些信息，心中有数，超前准备，以防不测。这样，在侍卫、内臣的岗位上奉职，贪污受贿的机会就比较多。
    在蒋记王朝，虽然名曰民国，实行独裁统治，其实际情况与封建朝廷差不了多少。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后，对自己的生活小节要求比较严格，已经同过去生活上的劣迹告别，平时的生活也比较简朴，至少给人以这种印象。对于官员的贪污，若知道了处罚还是很厉害的，但对于身边谋事之人的贪污受贿行为，则往往是责骂而已，不给真的惩罚。
    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队长多年，官虽然老是提不上去，但钱却是捞得不少。1928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考察。他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再也上不了台，就打着总司令侍卫长的名义滥借钞票，买房纳妾，大办酒席，搞得当地人怨声载道。后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家乡人群起告状，蒋介石十分气愤，把王世和叫来，拳打脚踢，狠狠地教训了王世和一顿。但打归打，还是没有把他赶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还是让王世和担任侍卫长。
    蒋介石还有一个侍卫名叫蒋富寿，是蒋氏大家族的人，为蒋介石工作多年，聚敛了不少钱财。在家乡建了一幢豪华的楼房，蒋介石回溪口发现后，问蒋富寿，“这是谁家的房子”，蒋富寿不敢隐瞒，回答说：“是我的”。蒋介石知道凭借他的薪水是盖不起这样的房子的，便问：“你造楼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蒋富寿一听慌了手脚，急忙看着在场的宋美龄，宋为他圆常旱：“是向我借的”。但宋美龄并不知道房子的造价，蒋介石问借多少钱，宋回答的500元，而这房子至少要5万大洋。蒋介石一看谎言被揭穿，火冒三丈，但又不便当着宋美龄的面发火，只好在事后自我嘲笑说：“看来自家人难用啊！”
    这是说的几个对蒋介石忠心，但自己又不太争气，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的内臣。这对于蒋介石来说，误不了大事。在保证安全、严守机密方面是靠得住的。但也有靠不住的。蒋介石的原配妻子毛氏本家的毛邦初，办事能干，对他器重，任用其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组建国民党空军，所有航空器材大都经过他的手，但正是这个亲戚的不轨行为，使得蒋非常难堪。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害怕美国会冻结其在美国的财产，就让他到美国以私人名义将2000万美元存起来，这样美国在冻结国民党政府的财产时，就能够掩人耳目。毛接受任务后，将2000万美元巨款以他自己的名义存起来，等要钱的时候，毛起了私心，不认这一笔账。蒋介石非常恼火，在派遣特使讨要这笔巨款未果的情况下，在美国起诉毛邦初，毛邦初后来逃到墨西哥，2000万元被他卷走。由此说来，自家人未必都可靠。
    评析：
    蒋介石的“‘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的用人准则，是腐朽、没落的用人之道，与他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有直接联系。另外他这样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虑，更从自身安全着想。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敌我无常，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战场上能打败对手，却被对手所雇佣的杀手杀害。当时的军阀头目，都有自己的卫队，这些卫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亲信的人。例如冯玉祥有枪旅，刘湘有高级卫队，刘湘的卫队全部是由刘姓组成。只有自己所信得过的人，才有可能在长官危急关头，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主人。蒋介石当政，成了众矢之的，何况他自己也搞过暗杀他人的勾当，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深了。因此，其卫队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乡人，其领队又都是自己的亲戚。蒋介石对卫队士兵的挑选，往往是亲自过问。由自己点名，加以询问，询问的内容很详细。
    重用自家人，把选人用人局限在狭小范围，有种种弊端。蒋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准则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缘、亲情的关系论亲疏，搞圈中之圈，其实质是结党营私；而在对待犯错误甚至犯法的人的问题上，对于充任“内臣”的亲戚网开一面，搞双重标准，危害极大。一方面，因处罚的不公会影响法律规制的权威性，也会影响他蒋某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亲戚、内臣的问题姑息放纵，不仅不利于其改正，而且还会使其胆子越试越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