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事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理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1923年12月。曾琦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党确定的方针是反共反俄。在这个党创立之初，就积极向国民党靠拢。1924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标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定联共抗日，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于是，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拜见在那时的蒋介石。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表示：“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交谈了很久。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加上国社党）联合“抗日”的换文。
    1940年，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汪极力拉拢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参加其“部”内工作。为了发展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绕道广东经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见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办事处，亲自领导上海、南京部分青年党徒进行汉奸活动。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继续领导青年党的活动。
    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参加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活动，但是，为了反共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青年党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不仅没有像对待其他汉奸那样采取极端的手段予以法办，也不是像对周佛海那样暂时的利用，而是继续让曾琦担任国民参政员，同时邀请青年党参与1946年年底的所谓“制宪国大”，参与1948年初所谓的“行宪国大”，并分配100个名额给青年党。
    在选举副总统的闹剧中，蒋介石要举荐孙科，排斥李宗仁。而青年党则不愿意举荐孙科。这是因为青年党与孙科的关系疏远，孙科也看不起青年党。在选举过程中孙科不给青年党的面子，连接洽选票的人都不派一个。青年党感到如果孙科当了副总统，蒋孙一致，对青年党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决定支持李宗仁当选，以便利用桂系势力的地位及其与蒋介石长期争斗的矛盾，造成蒋桂之间的新的对立，企求从中渔利。
    在投票过程中，青年党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耍了手腕。第一次投票，一百来张的票全部投程潜。一来各候选人只希望初选过关，取得复选权，以维持一点面子；二来由于赵恒惕为程潜拉选票，而青年党一些人与赵恒惕的关系不错，故把票投向了程潜。第二次投票，青年党仍没有投李宗仁一票，使李宗仁的票数不至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次投票，青年党把选票全部投给了李宗仁。于是，李宗仁以压倒的多数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青年党助李宗仁当选，讨好了李宗仁，却触怒了蒋介石。据蒋介石的近臣说，蒋介石为此事拍案大怒，大骂青年党“不识抬举”，非“教训一下不可”。不久，取消了原来给青年党的一个经济部、两个行政院政务委员。正在这个节骨眼里，曾琦因为牙病住院。医生认为他的这个牙病在国内似乎没有治好的希望，建议他到美国去治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以此事为借口，给了曾琦两万元美金，让曾琦出国，一方面治病，一方面游历欧美，进行所谓环球外交。既表示对曾琦的关怀，又达到把与自己不同道的人排挤掉的目的。
    评析：
    蒋介石是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为了达到维护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在选才用人上，他有唯才是举，广罗知识分子的一面，还有以我划线，“忠”我、从我者重用，不从我者轻用，甚至是不用的一面，这是他用人的主导面，是其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由其心胸狭窄的性格使然。
    蒋介石对待青年党负责人的态度，要作具体分析。青年党靠拢已投降日本的大汉奸汪精卫，丧失民族气节，不仅不应使用，而应予以惩处。然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抗战胜利后，不作任何处理，而且还加以重用，有失民族大义。青年党在选举副总统中玩弄权术，在蒋介石面前弄巧成拙，受到冷遇，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