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知道五十年代的一大壮举：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但是，如果你问他，谁是这次进军世界屋脊的具体组织者，大多数人恐怕只能摇头交白卷，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媒体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幕”。
    这一伟大行动的具体组织者，就是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
    成都战役刚刚结束，195O年I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便发出了关于进军西藏的第一个指示。指示说：“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前占领全藏、进藏部队到西藏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带分裂主义分子。”
    西南四省刚刚解放，在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面前有大量急需解决的问题，诸如：
    一、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高达九十万，其中起义的占了五十六万。这些部队大都是在被解放军包围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起义或投诚的。情况极为复杂。必须抓紧时间，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改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二、剿匪反霸。西南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蒋介石在逃往台湾前，要求在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反共复国”。1949年，国民党在成都、贵阳分别成立了“游击干部研究班”，培训了近五千人的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了“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土匪武装，并按行政区域搞了各级指挥部，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当了总司令。国民党的军统局也在西南成立了特务武装；胡宗南逃往海南岛前，也搞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因此，剿灭这些反共反人民的土匪武装，成为西南地区的当务之急。
    还有，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等等。
    这些严重问题，都需要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抓紧时机进行解决，工作极其艰巨。可以想见，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有多么忙碌。中共中央赋予他们这个非常困难又极其光荣的任务——进军西藏，无疑是给他们本来很重的担子上又加上了一个分量极重的破码。
    邓小平对贺龙说：“你是军区司令员，就由你来具体筹划准备进军吧！大政方针由西南局根据中央精神来决定。”
    他把这件事的具体组织工作交给了这位西南军区第三书记。
    贺龙这个人历来办事十分认真、邓小平交下任务以后，他立即在成都展开了工作。在组织剿匪反霸、改造起义部队的同时，他派人到华西大学等在蓉的高等院校借来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腾出时间，埋头苦读，从历史、宗教、地理、民俗等各方面了解西藏的沿革、变迁和现状；他亲自请来了不少了解西藏情况的人进行深入交谈，成立了一个咨询研究机构，开展研究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藏出谋划策。关于这件事，他向中共西南局报告说：“我曾找一些人谈了一下，其中有道士、和尚、博士、留洋学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一些情况，有些情况很有用。”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成都已找到几个研究康藏问题的人，著名的有李安宅、于式玉（于露琳之姐）夫妇、法尊和尚谢安。他们对宗教方面有深刻的研究。”他请求中共中央说：“现在北京有研究康藏问题的人，已知的有：黄明信、于道民（在北大，是于露琳之死）或者其他地方尚有此种人才，请设法将他们介绍到西南局集中研究。现在这些人，已组织进行对康藏情况的研究。”
    经过这个小组一番认真深入的研究，195o年1月10日，贺龙向毛泽东、中央军委以及邓小平、刘伯承写了一份《康藏情况报告》，为进军西藏制定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提供依据。这份报告对进藏路线的选择、康藏军队的情况、康藏的气候特征以及宗教情况等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报告。
    关于进军路线，贺龙指出有三条线路可供选择：一、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昌、昌都、嘉黎至拉萨；二、由甘孜至玉树北行，经类五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中至黑河，再向拉萨；三、由甘孜至玉树西行，至唐古拉、黑河，向拉萨。他还指出了这三条路线各自的难易，最后说：“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一条，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线。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我们已着手编成三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
    关于藏军情况，他报告说：其常备军为增代本（相当于营），每营五百人，约一千人，再加民兵共约万人左右。西藏执行征兵制，但人极分散，贵族、喇嘛又不服兵役，战时可征调的数目不可能太大。他建议：“由此，我们进去的人数不宜太多（因供给极为困难），需要精壮、装备好，最好能调一部分蒙古骑兵，约一个骑兵师，步兵只去两个精选的师即可。”
    关于气候特征，在叙述了一些具体数据后，他说，康藏有句谚语：“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霜得苦，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月学狗爬”。
    关于宗教，他详细叙述了藏传佛教的派别、黄教掌权及政教合一的情况以后，报告说：“对宗教问题处理适当与否，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一般的见解是前方派赴易，后方勤务难；军事收拾易，政治收拾难。国民党在康藏所以失败，即由于对其内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口号，尚须作进一步研究。”他建议，除提出民族自治、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等口号外，“最好增加保护宗教的口号”。
    这是中共西南局关于进藏问题送给中共中央的最早一个报告。它提出的一系列有关西藏各种情况的信息和关于进藏的若干问题的建议，对于进军西藏有关各项问题的决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是贺龙对进军西藏的第一个贡献。
    在贺龙带领一批专家致力研究康藏问题时，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的李安宅教授告诉他，他们的研究所里有一位西藏地图学的学者正在绘制一幅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
    那时，我国还没有一份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进军西藏，离不开地图，贺龙正为此发愁呢！李安宅提供的这一信息，使贺龙喜出望外。他马上派人把这位学者请到了设在商业街原励志社里的川西军区司令部。
    这位学者叫任乃强。在刘文辉主持西康时，曾专门让他编纂西康通志。他利用这个机会跑遍了西康，而且也收集了不少西藏的历史地图和外国人绘制的西藏地图，并对此有了充分的研究，目前，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正在绘制中国第一张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
    贺龙在励志社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倾听他关于进入西藏路线的意见。最后，贺龙说：“你绘制的地图不是还有两幅嘛？我派两个搞测绘的同志给你当下手，半个月能不能搞好？”
    任乃强对贺龙礼贤下士十分感动，表示一定尽力。贺龙又特地给他批拨了一部分经费。十天以后，一张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绘制出来了。贺龙立即下令印发给进藏的部队。
    1950年2月，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和决定西南地区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在讨论进军西藏问题时，贺龙作了主要发言，他说：“从已了解到的情况看，有两个问题最困难：第一个是运输问题。这要比用兵困难好多倍。地是冰冻的，雪很厚，卡车很难进去，好卡车一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修路又需有特别的工具，因为路比崖还坚硬。路修不起来，运输就很难解决，因此，对修路及运输要有一个长远计划。据了解，西藏还有帝国主义势力，故兵还是要多去点，但要精。电影队、剧团等可以慢点去。多路进军也是一个办法，可能比较容易些。”“第二是政治问题。现在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还太少。要组织一个学习委员会，把对边疆有经验的人组织在里面，集中学习民族政策，约法八章，同时，有针对性地准备进藏宣传品。”“首先要把国民党的汉化方针丢掉。国民党要把藏人变汉人的政策是不对的，也是失败的。”“西藏地方政权的情况也未弄得很清楚c他们是政教一体，政为教服务的。”“政教分开的提法不好，还是提倡信仰自由为好。”“我们必须把以上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搞得不好，还要被打出来的。”
    邓小平在听了贺龙的发言和会上讨论的意见后，他把进藏问题高度概括为两句话，叫做“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邓小平不愧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他的这两句话，准确地反映了进军西藏的特点和工作方向，成为整个进军西藏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决定：进藏部队为一个军，任务交给了由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并决定立即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这个司令部统辖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大队。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前光义来到成都向贺龙报到。前光义是1932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当时是西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贺龙调他来担此重任，是看中了他在后勤工作上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经验。
    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用牲口，有些地方牲口也不行，得靠人背。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根据贺龙的建议，甘光义组织支援司令部的有关专家、技术人员从被服装具到战士食品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工作。贺龙对军区参谋长李达说：“要大力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的，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被服装具设计出来之后，贺龙都要逐个亲自检查，连衣服缝了多少针，口袋怎么开法，帽子挡寒与否，都—一过问。贺龙对他们说：“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需要。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担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式样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不要穿得窝窝囊囊。服装做得好，战士们爱穿，也爱惜，这实际上是节省了。”
    战士的服装试制出来以后，他亲自跑去试穿了一番，感到满意了，这才批准生产。对进藏部队的装具、饮食等，贺龙作了极严格的规定，例如，每人带了些什么，什么质量，每天的食物热量、维生素要保持什么标准，等等。
    毛泽东说过：“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话的确是个真理。贺龙的认真，使进藏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既扎实又有效。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各种准备工作便如期完成了。
    3月14日，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动员誓师大会，向西藏进军。
    进军世界屋脊的确困难重重。
    十八军4月份到达西康的甘孜，便被困在那儿了。由于修路进度缓慢，空军的试飞又未成功，先遣队供应困难，发生了粮荒。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斤粮食。到了s月6日，空军试飞空投成功，这给进藏部队带来了喜讯，盼望空军能把他们的给养源源不断地送来。可是，支前司令部的空运大队只有两架飞机，根本无法保证先遣支队的粮食供应。
    贺龙心里十分着急。他对邓小平说；“政委同志啊，你说怎么力、啊？”
    邓小平笑着说：“老总，你向中央军委去要飞机嘛！”
    贺龙点头说：“对，向毛主席伸手去。”
    他立即以邓小平和他的名义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一百五十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力量，请中央考虑。
    邓小平的办法真灵。毛泽东接到贺龙送来的报告，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以空投进藏物资。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站得高，看得远。在批准购买飞机的同时，4月1日打电报给邓小平、贺龙说，进军西藏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哪里，路就要修到哪里，各种物资也要运到哪里。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邓小平拿着毛泽东打来的电报，对贺龙说：“我的老总，主席让我们修路，不要光靠飞机喽！”
    贺龙看了电报也笑了，说：“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怎么办？我只好执行接！”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这是贺龙办事的特点。很快，他便成立了一个康藏公路筑路司令部，调集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的公路。他又指示云南省军区滇西援藏司令部，组织部队和一万七千人的民工，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以便使云南省军区进藏部队迅速开进。
    在这位老总的领导下，到这年的1O月份，就修筑公路七百五十公里，真正做到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随着公路的不断延伸，十八军陆续从四川开抵金沙江东岸的巴塘一带。贺龙指示，飞机、汽车、马车齐上阵，将上万吨的物资运到甘孜。
    此时，配合十八军行动的云南省军区和青海省军区骑兵支队，已分别到了贡山和玉树。至此，人民解放军已从东、南、北三面接近了进入西藏的门户——昌都。
    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当局，要他们派代表前来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但却遭到了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的阻挠。他们一面故意拖延时间，不来北京，一面加紧军事准备，妄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看到这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忧心仲忡。他是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希望彼此兵戎相见。他向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前往拉萨，晋见达赖喇嘛，做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化干戈为玉帛。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开了个小会，研究格达活佛的请求。他们一致认为，格达活佛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他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深。1936年红军在甘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博巴自治政府时，格达活佛便担任了副主席。如果他能亲自前往拉萨，这对避开帝国主义分子的牵制，建立内地的直接沟通大有好处，对于和平解放西藏是颇为有利的。他们三人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说：“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较前增大”，“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联系，才能避开英美的牵制，才有实现可能”，“格达亦可考虑人藏。”中共中央批准了邓、刘、贺的建议，同意格达活佛入藏。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驻在昌都的西藏当局边使噶伦拉鲁鲁桑旺所软禁，不准格达前往拉萨晋见达赖。
    格达活佛对拉鲁鲁桑旺说：“我死亦不悔，但求能去拉萨一见达赖活佛。”
    拉鲁鲁桑旺死活不答应。格达活佛身陷昌都，后来，竟被外国特务毒死，随员被押往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将用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七个代本的全部人马和三个代本的部分军队，部署到了昌都周围，妄想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人藏。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者，促使其内部的分化，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发起昌都战役。
    贺龙、邓小平签署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规定9月中旬发起攻击，争取10月10日前占领昌都。贺龙要求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指挥部队从侧翼作深远的迂回。他说：“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这就要求你们用两条腿，快速迂回。”
    十八军按照这一作战原则，10月6日，向昌都地区藏军发起进攻。12日，进占芒康。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贺龙亲自向格桑旺堆赠送礼品，表彰其认清大局之举。解放军迅速逼近景都。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他命令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等四个代本及其他武装一千七百余名官兵停止抵抗。昌都战役结束。
    贺龙、邓小平立即电示张国华：“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贺龙、邓小平这两位指挥昌都战役的统帅，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昌都战役虽是一次军事行动，但其目的却在于重新打开被西藏地方当局关闭的和谈之门。事实上，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粉碎了西藏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西藏的企图之后，西藏上层的顽固势力很快发生了动摇和分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昌都战役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写信给达赖喇嘛，劝说其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的等待和催促，费了一番周拆，西藏当局终于在1951年2月12日，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北京谈判。二十三天以后，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的规定，贺龙、邓小平命令十八军政委王其梅率领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干部组成的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先期进藏。十八军主力一万零七百人，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第一梯队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入城式，从此，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西藏和平解放，紧接着就是要修一条通往西藏的公路。有了公路才能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推动西藏人民迅速摆脱贫困落后，迈向一个新时代。在向西藏进军时，毛泽东告诉贺龙、邓小平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前不久，他又题词说：“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修筑康藏公路，成为摆在贺龙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然而，要在连飞鸟都难到的世界屋脊上修一条公路，谈何容易。翻开世界筑路史，大概很难找到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深谷间修筑的公路。贺龙当然懂得这一点。1951年夏，他在重庆召开的筑路会议上说：
    “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
    这一段话，向人们申述了他的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路必须修通，而且只有四年的时间。我们的元帅，真是无所畏惧。
    不过，他可不是说大话的莽撞人，做起事来脚踏实地、心细如缕。重庆筑路会议之后，他调来了十八军后方司令员陈明义、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穰明德，组成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一个当司令员，一个当政治委员，开始了康藏公路的建设工作。
    早在1950年秋，为了进军西藏，人民解放军已经修通了甘孜到昌都的公路，目前要修筑的是昌都至拉萨这一段。这里是藏东高山峡谷区，一系列由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布满其间，海拔均在四千米至五千二百米之间。怒江纵贯其间，地形十分复杂，因此，首先要选择一条合理的路线。
    从1951年起，贺龙先后派出了六支勘探队在雪山、峡谷、沼泽、丛林中跋涉五千多公里，查明了这一带的地质、地貌。1952年秋写出了勘察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两个通向拉萨可供选择的筑路方案：
    一是走北线。从昌都经丁青、索县、旁多到拉萨。沿线多为牧区，路段较为平坦，但地势高寒，海拔一般皆在四千多米，冬季冰雪封山严重，且缺乏燃料和木材等建筑材料。
    二是走南线。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太昭到拉萨。这里海拔较低，气候较好，沿线多为农区，有波密、色弄拉等森林地带，问题在于地形地质较复杂，沿路有怒江激流，还有冰川、泥石流。工程艰巨。
    在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工程技术人员中有不同看法，争论很大。陈明义、镇明德等筑路司令部的领导也拿不准。9月中旬，他俩来到重庆，向贺龙请示。
    关于康藏公路定线经过，陈明义有这样一段回忆。他说：
    “穰明德同志打开了地图，仔细地向贺老总介绍了南、北两条路线的地形、地质、气候、物产、经过的地方以及工程的难易和利弊，勘探工程技术人员的争论观点等等。贺老总仔细地看着地图，听着、询问着、思索着，象战争年代制定行军路线图，又象战前审查作战计划。这是世界屋脊上修筑第一条横跨东西的公路啊！”“经过深思熟虑，贺老总挥动红笔，果断地说：‘公路走南线。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低。在西藏高原，这是黄金都买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森林、农业区、草原、湖泊、高山、物产比北线丰富，不仅修路时有木材、石料等建筑材料，还有青棵、牛羊、水果、燃料等，方便生活。更重要的，将来开发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里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经济价值，有着广阔的前途。公路走南线，更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马上想到，南线的冰川、流沙、怒江激流等艰险工程，眼睛也止不住盯在地图上这些地方。贺老总一眼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拍着我的肩膀，目光炯炯地说：‘当然，怒江天险、冰川、流沙，会给我们找麻烦，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艰险困难。但是，怒江也好，冰川也好，流沙塌方也好，它们能挡得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吗？……至于北线，将来仍然要修。因为祖国的西藏高原，将来要修很多公路，要修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咧！’”“这时，老穰把地图一卷，高声说：‘贺老总，等着我们通车拉萨的捷报吧！’‘贺老总点起一支香烟，微笑地转过头来，轻声问：‘什么时候通拉萨？’‘一九五四年底！’穰明德同志卷起袖子，狠劲地把手一挥说：‘贺老总，一九五四年底汽车通不到拉萨，我把头拿下来见你！’贺老总哈哈大笑，笑得胡子直抖。稍停，他兴致勃勃地说：‘我等着为你们通车拉萨庆功！为了更具体地了解情况，解决你们修路部队和职工的生活供应、物资保障等问题，我们打算派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同志到川藏公路去一趟。’”
    通往拉萨的第一条大动脉康藏公路，原来还是我们这位元帅定的线。这也是一段人们知之不多的历史。
    1952年11月22日，在康藏公路原定至昌都段扩建通车以后，贺龙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南局送上了一份综合报告。在报告昌都至拉萨段勘测定线问题时，他详细叙述了南北两线方案。各自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后，建议说：“我们研究结果，认为采用南线为好。”
    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1953年l月1日，毛泽东批示说：“同意此项意见。”并将报告批转给周恩来、邓小平说：“采取南线为适宜。”同意了贺龙的定线意见。
    这样，康藏公路的选线工作最后完成了。后来的事实说明，贺龙的这一抉择是有其科学头脑的。
    在世界屋脊上修路，担负筑路任务的部队是极其艰苦的。贺龙曾报告说：
    “筑路部队处于海拔三千二百米以上的高原环境，在空气稀薄，含氧量少，紫外线强，气候寒冷，变化无常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着高度紧张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经常遭受雨淋，终年居住帐篷，得不到充分的休息，生活很艰苦。筑路部队因任务很紧，经常移动，无法生产，很少吃得到新鲜蔬菜和肉类……1951年生病者达百分之一百，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占百分之九十八。”
    建设者们的艰辛，连着贺龙元帅的心。他特别告诉后勤部门说：“你们要千方百计，定质定量地搞好实物供应，保证战土的健康。”
    贺龙指派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带了三个工作组深入工地，切实解决筑路部队的生活问题。他亲自对改善筑路部队的生活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规定：“为保持筑路部队的营养量，按每人每日四两猪肉，一两猪油，五钱蛋粉，一斤青菜，七钱盐，生姜、辣椒各七分，茶叶二钱五，粮食二十六两（旧市制），供给实物，保证定量走质，使部队能够真正吃到。”他还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各省市求援。中央人民政府从华东、华北、华南、东北调来了大量的钢材、木料、机械、布匹、药品和罐头食品，支援康藏公路筑路部队。
    贺龙元帅还几次要求去西藏看望筑路工人，视察建路情况，但是，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他患有高血压等病，不直到高原地区活动，因此，没有批准。他感到十分遗憾，只得派军区参谋长李达代表他到筑路部队去看望。
    贺龙这个人是很懂得精神生活的重要的。他认为，环境愈艰苦，精神生活应当愈丰富，那样才能使部队保持良好的饱满的精神状态。他多次下达指示，要求西南军区文工团、京剧团组织队伍到筑路工地去演出。这些文艺团体在工地一演就是七、八个月，深受筑路部队的欢迎，为艰难中奋战的战士带来了欢乐。贺龙还组织一些优秀的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筑路部队，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创作了反映解放西藏和修筑康藏公路英雄事迹的一大批文艺节目。一直在全国流传的优秀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顺胞歌唱解放军》、《歌唱二郎山》，就是由他组织创作和大力推广开来的。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全线通车。贺龙，这位修筑世界屋脊第一条公路的组织者心潮起伏，夜不成寐。他为这条路花费了大量心血，现在终于结出了硕果。穆明德、陈明义他们说话是算数的，现在还不到年底，汽车就开到了拉萨。他高兴，为那些长期战斗在世界屋脊崇山峻岭中的建设者而骄傲，他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什么高峰都能攀登的，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的。他在北京伏案疾书。他写道：
    “这样气魄雄伟，艰巨而法大的工程，在我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创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奇迹，从此，祖国的心脏——北京与遥远的康藏高原更加紧密地接连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