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没有几天，贺龙驱车来到了中南海。
    10月的中南海，秋高气爽，碧波荡漾，林木葱定，鲜花盛开，真是景色宜人。贺龙却没有心思欣赏这秋天的美景，他是来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接受新任务的。这次会议要讨论进军大西南的问题。
    从1947年起，贺龙就一直没有带兵出征，现在毛泽东要让他挥兵入川，你知道吗？这对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意味着什么？笔者这样的文人，是很难猜度得出贺龙此刻的心情的。是兴奋？是感慨？是庆幸？还是兼而有之，不得而知。
    他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任务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国大地天翻地覆的日子里，贺龙正忙于为西北的解放做一些准备工作：在山西临汾，他主持筹组了两所学校——西北军政大学、西北人民工业学校，为即将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他受彭德怀的委托，到东北去学习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验，筹措西北地区急需的物资。1949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让他主持西北地区最大城市的接管工作。
    贺龙匆匆忙忙中断了东北之行，赶到西安，做起他从未做过的事来。在西安，他这个军管会主任主要抓了这样几件大事：
    第一件，接管工作。他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对国家银行和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留下的企业，先接后管；对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先管起来恢复生产，然后接收；对国民党政府在西安的党政机构，接下来便打碎。贺龙提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字上。这种区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接管工作的效率，短短一个月内，军管会便顺利地接管了西安市国民党旧政权的二百四十个机关、工厂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达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人，并使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
    第二件，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贺龙发动群众、加强治安、很快捕获了一大批特务、土匪；他采取不同政策，处理了游荡在西安的大批散兵游勇和从河南跑来的十万难民及失业人员，从而使西安市的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根据西安市解放后金融中存在的问题，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打击银元贩子的投机活动、维护人民币的正常流通。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上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正在贺龙忙于肃清匪特、稳定金融时，连续接到毛泽东的两份电报。5月23日的电报说；“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四川、贵州、西康三省。”7月16日的电报说：“刘邓五十五万人，除陈赓所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毛泽东让贺龙带兵进川，对于我们这位惯于征战的元帅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此时，他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他急如星火，在繁忙的接管西安工作中，抽出时间去找彭德怀、习仲勋，要从西安地区抽出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为入川作准备。
    彭德怀说：“我同意呀，贺总。你是西北局第二书记，有权去办理嘛！”
    于是，贺龙从西北地区抽调了地方干部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军队干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集中在山西临汾，组织集训，准备南下。
    他又通过李井泉，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抽调了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百姓，潜入川北，调查那里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心中有数。
    这位元帅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有任务，雷厉风行，积极性之高，令人钦佩。
    开国大典以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这就是说，毛泽东让他掌管西南地区的兵权。
    今天的中央军委会议，就是要讨论进军西南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要确定贺龙带哪些部队入川。现在，他的手上没有一兵一卒。
    毛泽东确定的进军西南，是“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具体的部署是：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刘、邓大军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叙府（现宜宾）、沪州、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清敌通往云南的道路。贺龙的任务是，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切断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后，迅速占领成都地区，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毛泽东问贺龙说：“贺老总，你看，你带哪支部队入川？”
    带哪支部队入川？这真是个问题。作为指挥员当然希望带一支自己熟悉的部队，但是，他带领的那些老部队，经过三年解放战争，都已成了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还要进军新疆，怎么能从彭老总那儿抽出一个兵团呢？一野的兵力本来就不多，何况，他已经从西北抽调了不少干部了。想来想去，觉得带领目前正在秦岭和天水一线的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比较合适，一则，其所处位置，进川比较方便；二则，十八兵团司令员周上第，抗日战争时期是他的参谋长，曾长期一起共事，彼此比较了解，可以合作得很好。
    他向毛泽东建议说：“主席，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
    “很好嘛！”毛泽东表示同意。
    后来，经过军委研究，确定第十八兵团、第七军、第十九军共十四个师，由贺龙率领从陕西入川。
    有些长期跟随贺龙的人有点想法，他们悄悄问贺龙说：“老总，你为什么不带你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
    “怎么，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呢？”贺龙不满意地反问说：“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领导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象个共产党员了。”
    听了这席话，人们除了敬佩和折服，还能说些什么呢？
    关于由陕入川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叮嘱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沙州。重庆之后，你再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在此之前，你得把胡宗南拖在秦岭，不让他过早逃入四川。”
    贺龙笑着说：“主席是要我发而不订，攻而不破，我看行啊！”
    毛泽东哈哈大笑。他一向认为贺龙聪明过人，一点即破，果然如此。
    开宪军委会议，贺龙又来到临汾，检查入川干部的集训情况。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他们是来汇报四川情况，迎接大军入川的。贺龙很高兴。他可以当面向四川党组织的同志了解第一手材料了，马上会见了他们两人，询问关于四川的政治、社会情况。
    关于这次会见，马识途后来回忆说：“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里，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热情地让到屋子里去。”“‘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没有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有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干四川的情况，包括那些地方军阀的名字和活动，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他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期望。他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从临汾回到西安，已是11月份了。同他一起来西安的还有李井泉、张经武、王维舟，他们都是确定随贺龙入川的。过了几天，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兼副政委王新亭奉命由天水来到西安。他们在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地方——西安市高桂滋公馆，进行了一系列入川的准备工作：以十八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了西南军区司令部；以原西北军区为基础组成西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和运输部；组成了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同时，为了在与中共中央西南局会合之前有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核心，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同意这一建议，并确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这样，到11月中旬，贺龙已从组织上做好了入川的准备。
    但是，入川部队中并非没有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思想障碍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北方人不想进川。他们有的害怕不服川康水土；有的顾虑吃不到面食，又吃不惯大米，生活不习惯；有的怕同少数民族难于相处，无法工作，总之，思想问题不少。贺龙觉得，这是一只“拦路虎”，搞不好就会影响太川部队的斗志，必须予以解决。他把马识途请来，让他给干部们详细介绍四川的政治历史、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使干部们对四川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让刚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向干部们作形势报告，引导干部从全局看问题。在这样一步步打开干部们思路的基础上，贺龙召开了南下动员大会，由他作深入一步的动员。
    他在会上说：“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很落后，条件也是很艰苦的。大家不要怕艰苦嘛L共产党从来就不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手’，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去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得下吗？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算是吃大米长大的吧！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八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这个大米可比黑豆好吃，营养也不少啊！”“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你能参加，是很光荣的。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争取带上解放西南的纪念章！”
    贺龙讲话，历来鼓动性很强。这次，他以朴实真挚的感情，打动了许多干部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谈起此事深有感触。他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大米吃不惯。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讲话，我确实为之动容，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他说的那些话我都记不住了，唯有他说‘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一直铭记至今。这句话很简单，却又是那样感人肺腑。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到四川来的，至今也不后悔。”
    早在8月中旬，贺龙在西安拍电报给周上第，命令他发起秦岭战役，目的在于迷惑敌人，实现毛泽东“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山区”的部署。贺龙告诉周士第，秦岭战役仅为佯攻，以造成欲经川陕公路入川的态势，引诱胡宗南上当，在这一带摆开战场。你们的任务就是“攻而不破”。
    8月29日，十八兵团发动秦岭攻势，以六十军全部、六十一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的胡宗南集团第二十八军发起攻击。这一着果然有效。胡宗南及其高级幕僚认为，共军必定采用三国时邓艾伐蜀之策，度阴平，出等口，直取成都的战略，决不会舍近而求远，经两湖远道进J；！。他们估计，解放军将分两路，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出碧口；一路则沿川陕公路南下，而后合成一把尖刀，直插成都。解放军的秦岭攻势就是明证。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对胡宗南的这一判断亦无异议，因此，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决定：“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并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所谓“西南防线”。蒋介石叮嘱胡宗南说：“你要确保四川，决不准共军南下，川东也要注意。”他的具体部署是：胡宗南集团固守川、陕、甘边境，巩固川北；张群集团的宋希流、孙震、罗广文等部在川、鄂、湘边担任守备。
    秦岭攻势打响以后，关键是恰当地掌握好“火候”，既象真打，又打而不破。十八兵团于8月3O日攻占东河桥、黄牛铺等地，控制了秦岭主脉，引日，又向风县和江口镇追击。贺龙觉得，打得这样就差不多了，再打，“火候”就大了。他下令停止攻击，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这位将军是蒋介石的亲信，自恃拥兵四十万，美国式的装备，虽然，在陕北被彭德怀打得落花流水，但并不甘心，仍很骄横。贺龙故意攻而不破，他却误以为是共军无力攻破其防线，得意地向蒋介石报告说：“匪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向老头子保证，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将万无一失。蒋介石信以为真，颇感满意，下令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洋洋得意，命令李文的第五兵团四万余众守备秦岭川陕公路两侧地区；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六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市防，构成第二道防线，摆好了坚守的态势。
    看到这些，在西安的贺龙拍手叫好，看来，拖住胡宗南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他告诉周上第，抓紧时机，安排十八兵团进行作整，深入进行南下四川的思想动员以及山地作战的训练，养精蓄锐，待机而全。他本人和副政委王新亭速来西安，商讨组织入川作战指挥机构问题。
    就在贺龙积极组织入川作战指挥机构的时候，刘、邓指挥的二野大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五百公里地段上，向国民党军实施了多路突击。11月15日，解放贵阳；21日，解放遵义；在鄂川边境围歼了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赚的部队，占领建始、恩始、宣恩，解放彭水、黔江，生仔宋希麻部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直到这时，蒋介石才觉察出毛泽东入川的战略是由湘鄂进黔川迂回重庆。他大吃一惊，亡羊补牢，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巴山迅速南撤。
    胡宗南接到命令，马上向川北撤退。
    对于胡宗南的退却，贺龙早已料到。他对周上第说：“胡宗南为了缩短防线，集结和保存实力，势在必撤。”
    周士第问道：“老总，不用追击吗？”
    贺龙点头说：“当然，不用忙嘛！他这一撤，我们已不可能在秦岭歼灭他了。现在，我们不要过于压迫他。逼紧了，胡宗南会加快逃跑速度，这对完成我们的战略意图不利，但我们要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你可以派得力的干部率先头部队配属一个团的工兵，尾敌前进，为大军追击创造条件。”
    随军南下的马识途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军在敌人逃跑时，不加快追击，跑去问贺龙说：“老总，敌人现在真是望风披靡，只顾往成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快一点进军，一股作气，击破巴山，直捣成都呢？”
    贺龙大笑，说：“你是个文人，怪不得你啊！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光是解放四川，更要紧的是歼灭胡宗南集团，不叫他福到云南边境去，所以，我们现在要慢慢走，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尽可能地滞留在巴山一带，等刘、邓大军封住了他们的退路，再加快攻击，把他们包围在川西彻底歼灭。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院慢后使’。”
    马识途恍然大悟，对统帅们的雄才大略甚是钦佩。
    12月3日，贺龙收到刘、邓拍来的电报：“刻我十一、十二军及四野之四十七军均已渡江，十军3日可能已到合江边，五兵团之十六军6日可到沪州南岸叫一八军跟进，因此，在胡宗南部署未定时，我十八兵团及刘金轩部可加快速度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最为有利。”
    看完电报，贺龙微微一笑，知道刘、邓大军即将切断胡宗南集团南逃滇康的退路。他挥挥手中的烟斗说：“是时候了，我们出发！”
    他下令十八兵团主力分三路出动，按预定路线，即六十一军沿川陕公路向汉中前进；六十二军向武都攻击；七军主力向略阳方向前进。
    12月6日，贺龙率领前线指挥所从西安出发，到宝鸡同十八兵团会合。
    一见面，他便问周上第说：“十八兵团是不是可以加快追击速度呀？”
    周士第回答说：“当然可以，马上执行。”
    他们连夜签发了一个《关于加速向南造歼胡宗南集团结各军的指示》，命令十八兵团各部“均应加速前进，提前到达预定集结位置”。
    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指挥所冒雪从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秦岭山脉海拔二千米以上，主峰海拔三千七百米，到处峭壁悬崖，深沟峡谷，除一条川陕公路蜿蜒而过外，只有几条狭窄的古驿道。这里，人烟稀少，物资缺乏，加上天气寒冷，部队经过这里时，处境极为困难。宿营不便，粮食菜蔬均无法就地补给。古驿道上，车辆、马匹皆难以通行。因此，所需物资只能由战士们自己背负，每个战士平均负重高达四十五斤左右。
    看到背着沉重物资行进在古驿道上的战士，贺龙深为感动。他对周士第、李井泉说；“战士们靠‘十一号’（指两条腿），在山路上行军打仗；我们坐‘屁股冒烟’的邮汽车），走公路。最辛苦的是战士，他们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呀！”
    他走下车去，来到战士们中间，向他们了解情况，鼓励他们说：“前几天，我们为了稳住胡宗南这只‘惊弓之鸟’，不让他过早逃跑；现在，刘、邓大军已经解放了重庆，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我们要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靠你们走得快了。走快了，就是胜利！”
    贺龙指挥的三路大军，以平均每口超过百里的速度，直通四川。
    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展，使川康的地方势力极为震惊。他们眼见蒋介石大势将去，急需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奇怪的是，蒋介石手下的人，在形势危急中，仍不思联合，一门心思打这些地方势力的主意。胡宗南、宋希赚曾向蒋介石建议：“消灭刘文辉以控制川康，扫清通向云南的障碍。”蒋介石到底比这些人聪明，告诉他们，如此一来，西康的刘文辉、邓锡侯会为此生变，徒然增加我们的困难，因此，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然而，蒋介石业已感到四川难保，便在西昌设立了一个大本营，派顾祝同和胡宗南主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在这风吹落叶的形势下，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于12月9日通电起义；云南省主席卢汉也在昆明宣布起义，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康、滇他去，四川无望，蒋介石陷入极度失望之中。12月IO日凌晨，由成都乘飞机逃往台湾去了。
    这一天，贺龙率前指到达双石铺；六十军逼近巴中、三百；六十二军和七军则踏上了邓艾偷渡阳平的古道，直下川西。
    贺龙每天都处在紧张之中，一面走路，一面处理文电，指挥作战。实在(目困)了，就在汽车上和衣而卧，最好的，是能够借到一处民房，搭个门板睡上一夜。近来，他接到的报告中，最多的是关于部队行军的安全问题的。部队行军速度加快，山路难行，加上雪后路滑，各部队都摔伤了不少人，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些汽车翻下了山谷，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看到这些报告，贺龙对李井泉说：“他们的父母把儿女交给我们，是要他们打蒋介石、胡宗南，他们还没来得及打仗，自己在车祸中作了无谓的牺牲。我们将来没办法向他们的父母交待呀！”
    贺龙让参谋处做三件事：1．发一个通知，要求各级部队的领导把安全行军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必须订出几条死规定，比如每日出发前必须检查防滑链等等；2．命令各部队及时报告每天的行军序列和事故情况；3．命令各部队在安排行军序列时要人车分开。贺龙说；“以后安排行军序列，要尽量把汽车团放在前面，让车队先走，部队后走，把人和车错开。战士本来就很辛苦，我们坐车，他们走路，再让他们吃土怎么行啊！”
    兵贵神速。在贺龙指挥下，I4日，十八兵团解放了广元；17日，占领著名关隘剑门关，打开了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刘、邓大军亦进到了简阳、仁寿、双流。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成都附近。人民解放军可以瓮中捉鳖了。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21日，发起成都战役。
    惊恐万分的胡宗南，知道厄运难逃，在新津召开了一个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要大家“同舟共济”“共赴危险”，打到西昌去，作为反共的最后堡垒。他自己呢？却从成都坐飞机逃到海南去了。
    就在胡宗南逃走的这一天，贺龙乘车经过剑阁前往粹植。他兴致勃勃地同周上第、王维舟、张经武一起登上了七曲山顶。这里是四川盆地的边缘。放眼望去，山势雄伟。此时，旭日东升，群山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出一种特有的气势。贺龙在霞光中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了，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
    参谋处报告说，胡宗南集团第七兵团司令装昌会派人前来接洽起义。
    贺龙说：“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欢迎。你们好好招待他，就说，对裴司令的行动，我们表示欢迎。”他告诉周士第，安排裴昌会在德阳见面。
    关于这次接见，裴昌会有一段回忆，不妨引述一下：
    “25日上午，我和李竹亭准时来到县署。贺司令员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去。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好立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们在洛阳见过他）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撒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了，去向不明。他企图把部队撤到西昌集中，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上无斗志，官气不扬，我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要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到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员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你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跟我一块儿去！’贺龙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很有礼貌。他那种恢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待罪之身，和他们又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肝胆相照，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人民解放军强有力的军事、政治攻势面前，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纷纷起义、投诚。从ZI日至25日，短短五天里，就有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守市、第六兵团副司令曾(更生)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菲先后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邓殊地区被包围后，向解放军投诚；2：’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根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全部覆灭，战役胜利结束。1950年3月中旬，刘、邓、贺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昌地区，云、贵、川、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从此，贺龙结束了从1916年领导湘西暴动以来挥兵征战、骋驰沙场的三十四年戎马生涯，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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