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敏第一次听《花为谁妍》这支歌，是离中师毕业仅四十天左右的一个下午，那天的天气还算好，当然也许并不怎么好，不过是没有下雨罢了，似乎是灰蒙蒙的，象潮湿天气中带着水气的镜子，那支歌则是一块抹布，在镜子上轻轻的一拭，便将那个日子拭出清晰的一角。之后水气即使重新布满镜面，那抹布般的歌只要再唱一唱，那个日子就又浮出来，带着淡淡的痕迹。也许在岁月的无数堆积中，抹布也渐渐潮湿了，再拭下去日子也不会清晰了，只多了些深深的水痕，而那首歌该是不会消失的，尽管它也在慢慢地变得遥远而模糊。
    十年半后的一个初秋的日子，一封信从另一个城市飞来，是唱这支歌的人写的，这封信象是显影剂，记忆中关于这支歌的故事象一张重重叠叠曾反复拍照的底片，被这封信显影扩印到刘利敏的心田脑海。这时，她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他也已经跨入了大学的校园。他仍是在原来的那个城市，那个城市对他的意义或许非同寻常。
    不知是不是近来心情欠佳，他的信写得相当正经，甚至还有点沉重，不象是他的性格，从信上看不出他是个曾经令老师、党校领导大伤脑筋的角色。他照例不提往事，只说现在，行文中不时有几句戏谑或自嘲，现出一点点性格的片段，更多的是愁，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而是欲说还休的那种，她能体会得出来。他不会是轻易改变的那种人，两年半前那种谈笑自若，狂放不羁，甚至还油腔滑调的色调应该还在。那时她也曾希望他这样的色彩淡点儿，别那么眩目，而现在，看了他略带艰涩的叙述，她却分明地有种失落。他也“乖顺”了吗？两年的教书生涯，真的就磨掉了他的棱角？如果是，这两年他一定吃了不少苦头。一个无能而个性鲜明的人会受到歧笑，一个才华横溢而个性鲜明的人则会受到压抑，他是后者。她认为。
    他提到了《花为谁妍》。他说，那首歌本来写的是一种终结，但不知为什么，他越来越感到那是一开端。从第一次唱那首歌到他拿到毕业证为止的那段经历，能叠加出生命的一种厚度，对他而言。那当然不可以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充其量是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但却包含了一种他至今未能清楚地表术出来的寓意，那绝不是故弄玄虚，是真的。他是从那首歌开始，一步步走近生命的真实，扩展自己的精神家园的。
    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刘利敏，那正好也是她的感觉。
    现在是秋天，他看来比从前成熟多了，她也一样。中国人的成熟往往带着悲剧色彩，是受伤后的生命愈合伤口后重新设定的关于生命意义和生活方式的定位。不过成熟总是可喜的，至于那一段过期的美丽是过期了，但美丽终究曾经斑斓过曾经点亮过生命的风景。那个故事发生在春天，春天该滋养这样的故事。虽然有些苍凉，有雨横风狂，毕竟不萧瑟、不肃杀，摧落了一些花，驱走了满园春，但万物仍是获得了滋养……而这时，是秋天了，带着瑟瑟的凉的秋，但清爽而厚重，不再是灰蒙蒙的，这时再来检读生命的真相，会清楚得多，当然，也会沉重得多。
    他在信中没有提到一个──该说是少女吧，不该叫女孩，虽然称作女孩比称作少女更时髦。秋天来了，他该是提提她的，提到了那首歌，怎么能不提那个少女？刘利敏不知听谁说过，那个少女一毕业，就上了大学，而且是考上的，中师毕业考上名牌大学，是不是特别了一些？而且这消息真假未明。她真想听他证实，而他不提，他是该知道的，应该提的。八页纸的长信，出现这样的疏忽，是否隐含了什么令人不安的信息？对他们而言，没有麻烦才是反常的。
    不过，不提，也许也不能证明什么，这封信也只是他目前生活思想的一个片段罢了，本来没必要面面俱到，提了那一首歌，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