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好似警察的政治觉悟都很高，其实作为一个有着正常思考的人，这种所谓的洗脑式灌输并不起什么作用。用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不过开口闭口的假大空，最真实的其实就是一个个成为投机主义者。见风使舵，以为适应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那些病态的现象其实自己是识时务的俊杰。殊不知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这个国家没有了希望，没有了未来。在矛盾冲突爆发的时候，这些国家工具被派遣到第一线，成为百姓的直接敌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完全的体现了出来，其作用其实就是维护专制独裁，压迫百姓。百姓现在为什么恨警察，像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笔录完成，又带苏惠良下楼，那时候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苏惠良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房间，那位警官进来，苏惠良和他聊天，他对苏惠良态度一直很好。苏惠良说：“如果这个案子没有什么猫腻，你们为什么不让采访？”他说：“我们没有不让采访，在中国，新闻是自由的。但是你要遵循程序，不能随便就来采访的。”苏惠良说道：“你难道不知道？在中国，没有几个媒体敢说真话，就是因为你们的存在，正是因为你们，才让媒体变成了新闻八股。”他声音很大，做着手势，强调说：“没有谁控制你采访，而是要按规定来。”
    “规定就是正确的吗？”苏惠良说：“宪法还说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一反就是罪，哪有这样的法律？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颁布实施前也没有百姓参与，执政党自己搞这么部法律出来，其正当性可想而知了。比如说我，如果我做了中国的国家主席，那么我就搞一部宪法，就说不准反对我的领导，今后只有我的后代掌权才是合法的。这也是法律，你觉得是正确的？”
    他不置可否，一再强调采访自由，但是要按规章制度办。你们呀，自己有点独立思考吧！不要再这么执迷不悟了，这个国家已经积重难返了。他哈哈大笑。
    过了一会大概半个多小时，他们让苏惠良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看了一下，内容基本都是苏惠良他所说的。一个细节是，当时苏惠良告诉他们自己电话号码，他们竟然记错了，搞错了一个数字，苏惠良他假装没有看见，就按了手印，签了字。
    他们又采苏惠良的十个手指的指纹，以及掌纹，苏惠良拒绝。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样不就是把我当犯罪嫌疑人看待吗？兴师动众，如临大敌，难道我作为一个公民，就不能找人随便说说话？说话就要被你们这么一番折腾？”
    他们解释，这是例行手续，他们苏江上海一直都是这样的。苏惠良他很怀疑，在家乡可没有被这样搞过。几年前，因为苏惠良他拍摄了一辆警车的车祸，当时车上拉了七个人，死了四个，非常惨，车上有个女的，头都掉了下来，苏惠良他拍摄后被我们当地的公安局长盯上，抓进去都没有留任何指纹的。苏惠良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那个年轻的警官一再的解释，确实需要这样，“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嘛！”苏惠良他禁不住笑了起来，想一想也是，每个人的指纹都留下来，也便于他们公安机关侦破案件，不过要是遇到刁艾青的案子，可就不好说了。
    指纹、掌纹全都捺好。他们又采血。苏惠良心想，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反正自己是清白的人，也从来没有过犯罪违法的想法，浪费你们这些材料也不错。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时间好像近六点了，他们让苏惠良走。他说：“我跟记者一起来的，我怎么能走？我等她！”他们说：“她的身份还没有确认，记者证出现了问题，一时半会走不了。”
    “你们这么长时间，竟然连一个人的身份都确定不了？我怎么能相信？你们是故意拖延时间吧？”
    “那你自己等吧！到外面去等。”
    苏惠良站在院子里，他们竟然让苏惠良出去，苏惠良只好站在门外等。
    天很热，苏惠良坐在地上，一直望着院子里蒋秋婷那个房间，她一直没有出来。心想自己这一次来，没有多少收获，咱们不能就这样走了。蒋秋婷肯定要被公安遣返，那么咱是自由的，为什么咱不能去帮助蒋秋婷拿到她需要的材料呢？
    时间很紧，苏惠良立即起身，打了一辆出租车，要他们到山硚口。
    心想自己要去见到刁艾青的爸爸，解释这件事，然后再进行深入的采访，并到他的老家，拿到刁艾青的照片等遗物。
    天渐渐黑了下来，姜堰市里并不繁华。街上车流量不大。很快，苏惠良到达了山硚口那家加工厂。厂里很安静。苏惠良首先走进开始采访的那个房间，发现门已经关了。这时候听见车间里有车床的声音。循声过去，看见了刁艾青的爸爸一个人在杂乱的车间里，站在车床前加工着配件，那是因为下午接受苏惠良他们的采访积攒下来的工作，他今天必须要完成才行。
    车间里弥漫着生铁、机油、尘土的的气息。车床砂轮尖锐的声音，非常刺耳，火花四溅。刁艾青的爸爸弯着腰，动作有条不紊的在车床平台上工作。时不时用肩膀擦一下满脸的汗水。看见苏惠良他来，他笑眯眯的，关闭了机器，迎了上来。
    “大叔您好！”苏惠良喊他。
    他问：“她呢？她怎么没来？”
    苏惠良说她现在还在分局里，自己被放出来了。他说：“公安说你们是假记者呢！”
    苏惠良苦笑着说：“大叔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为您好。公安肯定不愿意我们报道这件事，因为这个案子他们没有破，影响他们的声誉是有的，我们来报道这个案子，是因为案子有太多的值得怀疑的线索，如果报道了，我们相信会给南景公安方面有些压力，也许这个案子会有希望破获。”
    “他们的做法您也看出来了，确实不像我们来采访。我不是记者，我就是来和您随便的聊聊天，但是希望您能配合。她只想为百姓多做点事。她的身份这么难确定吗？但我可以肯定，她肯定是记者。”
    他一直笑眯眯的，充满了善意。苏惠良和大叔坐下，苏惠良他口袋里没有烟了，他去拿来一个南景烟，递给苏惠良，苏惠良他说自己不想抽了，他非要苏惠良抽。
    他告诉苏惠良，他不在乎你们是谁，只要能报道就好。孩子那么大就没有了，四年来想起来就伤心。“南景大学肯定有责任，当初我听青青的同学说南景市公安局当初打电话给南景大学，问有没有学生失踪，南景大学还说没有，直到同宿舍的学生找了学校了，学校才重视这件事。时间太晚了。”
    刁艾青的姐姐和姐夫不愿谈及妹妹的案子，他们担心现实的生活会被打扰。
    但这些社会上的纷扰对刁广顺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孤身骑着车子行在乡间小路时，他总会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后座，这才发现早已没了女儿。
    原本性格开朗的刁爱青的母亲变得寡言少语，在柴油机配件厂机械地重复着手中活计的时候，她会想起来与女儿的一次对话。
    “青青，你的耳朵后边怎么也有一颗痣？”
    “以后失踪了，你好找我呗。”
    南景市公安局当初也是下了力气的，苏惠良他相信他们是真心像破案。不过他们有人说，在排查的时候，挨家挨户的查，查到协管区的时候，就查不进去了，人家不让查。
    苏惠良问：“你怀疑是协管区的人干的吗？”
    他笑着说：“那谁知道？反正他们不让查，没事为什么不让查？我没做就是没做嘛，为什么不能配合一下？”
    他说，这个案子在本地基本没有多少人关心了。他抽完烟，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转身去工作。苏惠良他说：“大叔我有个要求，您能不能答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