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刁艾青的姐夫拿着未扣的电话，交给苏惠良，让苏惠良接，苏惠良接过来：“喂，您好！”
    “喂，你好，哪位？”苏惠良真的无言以对，因为开始撒谎了，现在真的没法说，再一个苏惠良他没有什么单位，苏惠良说了人家也未必相信我，也许还会有更多的麻烦，所以苏惠良干脆将电话交给了蒋秋婷。
    至于她怎么去辩解，苏惠良不想听。蒋秋婷去了院子里面。刁艾青的姐夫紧紧跟随。后来苏惠良听到蒋秋婷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对方。
    通话完毕后，蒋秋婷一直在解释，苏惠良也解释，他们不置可否。
    苏惠良他们觉得他们太麻木了，太相信那些人。苏惠良他气愤不过，拿出了带去的资料，其中就有一张百度贴吧的扫描图，苏惠良拿出来让他们看，苏惠良说四年后的5.28日，谁会无缘无故的发这个帖子？而且现在网络上这么多的传言，线索虽然很杂乱，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南景警方的回应？党报上说的怎么能相信？为什么那些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时候紧紧局限于南大教授、南景警方，而从来没有人来采访你们？难得有这样的媒体来采访你们，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来采访的，稿子最终能不能发还不知道，看现在这个情况，你们告诉了南景警方，很有可能这次采访要泡汤了。
    他们开始后悔了。
    在苏惠良他们等待出租车的时候，姜堰市警方联系到了刁艾青的姐夫，然后告诉他不准两人的离开，让两人在这个地方等他们过来验明两人的身份。
    这时候知道事情麻烦了。
    可以想见，南景警方接到电话之后，知道了记者前来采访而没有通过变态的“正规渠道“来申请采访，让他们无所适从了。按照中国的新闻采访制度，记者要采访此事，首先要有单位的介绍信，报请当地宣传部，由宣传部门专人来协调采访。公安部门的案件，要由省公安厅批准才可以，否则这些的采访都是非法的，违章的。
    现在应该知道为什么那些记者无可奈何了。他们想要突破这种封锁，但是很难，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有时候是破釜沉舟的想法。很多有良心的记者只是为了说几句真话而被羁押，被吊销证件，在中国并不稀奇。那些媒体的总编、编辑也是顶着压力在做一些敏感的选题。这些记者和编辑总编，随时会被宣传部门这个意识形态野兽部门和谐。每周他们在报选题的时候，都会非常斟酌一番。明明知道一些事是热点，但是有命令，不准采访。如果采访，也可以，要找当地的宣传部门，然后由他们来组织，而且稿子出来发表之前，要由他们审核一番才行，否则不准发。即使不是自己管辖内的，他们也会打报告找上一级主管部门，那些控制新闻采访自由的党棍们，并不觉得他们这样做对这个国家有多么大的危害，他们仅仅是这个庞大怪物的一跟毛发，却耀武扬威的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
    不一会，姜堰市警方有两个人来了，看来事情紧急，他们单位的车当时不在，来不及就打车过来了。下车后，他来到苏惠良他们面前，
    “证件拿出来？”其中一个高大魁梧地警察表情严肃地说道，
    “我没有证件，因为我不是记者。我只是陪记者采访，不行吗？”苏惠良迎上警察的目光。
    “身份证，总应该有吧？”警察轻蔑地问道，
    于是，两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身份证给了警察。
    “走吧……”
    警察要两人跟他们走，蒋秋婷拒绝。苏惠良很坦然。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良民，从来没有犯过罪，过去也清白的。所以苏惠良当时想，要是之前有过不清白的历史，很有可能就不会是单单到分局这样简单了，苏惠良想到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蒋秋婷担心自己被扣押，毕竟她和苏惠良的身份不同，她必须要及时的报告他们单位，那样也许会好些，他们媒体也许会疏通相关的单位，尽快的营救她出来。
    苏惠良他当时抱定的看法就是，自己来见一下受害人家属，出于自己的良心，也是因为自己的不舍弃，为了社会公平公正，为了让黑暗多一些光明。苏惠良想知道更多的线索。假设刁艾青的家和我邻居，自己随便就问问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自己哪里错了？难道相互之间的邻里关心都不行？只是，这个邻居远了点罢了。
    苏惠良并不害怕我会受到严刑拷打，他知道他们没有理由那样对他们。虽然中国的警察总有刑讯逼供的习惯，但是在当时，苏惠良并没有去考虑这一点。
    两个警官好像也很通情达理，他们逼迫记者上车（他们的警车随后赶到了），蒋秋婷拒绝上车，要跟单位联系，可是一直联系不上。他们急着要她上车，后来她有点急了，一个女孩子的任性的样子，着实可爱的很了。表情也可以僵硬了。苏惠良怕她情绪不好，于是笑着跟那几个警察说：她一个女孩子，才24岁，你们别太难为她了，给她点时间，让她联系一下。她是一个记者，有自己的工作，这次来也是领导安排的选题，并不是她个人情愿的，她是有良心的记者，这样的记者在中国已经很少了，比如黑砖窑事件，就是她报道的。
    警方给了她足够的时间，最后她妥协了，一起上了车。
    车后面是一个笼子式的，用来押解犯人的，俩人都没有钻进去。警察也没有要求苏惠良他们进那里面。他俩坐在了前排。那个为首的警官甘心情愿在坐进了后面的笼子里去，给了苏惠良很好的感觉。说明他们还是比较体谅苏惠良他们的。
    到姜堰市城中分局的时候，时间大概是下午四点左右。分局在一巷子里，大门口朝向东。条件看起来并不好。进入后，院子里很清净。警察带着苏惠良他们俩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面有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两边是大排椅。东边是一台电脑。房间里有三四个警察。
    他们让蒋秋婷留在这个房间，然后带苏惠良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苏惠良去的这个房间很杂乱，里面有他们没收来的一些涉嫌赌博用的游戏机，一间被拆卸过。中间是一个四方形的桌子，上面覆盖一张红色的厚塑料，第一眼看上去感觉是用来打麻将用的，拉开方桌的小抽屉，里面是烟蒂和用过的扑克。里面一个隔间，是厨房。墙壁上有规章制度，这个房间看来是吃饭用的，上面有一条规定是这样写的：严禁采购腐烂变质的蔬菜。心想，那不是扯淡吗？这也得写？傻逼！
    房间里面很热，空调没有启动。有两个电风扇，进来一个警员陪着苏惠良，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他问，苏惠良很坦然的回答，然后他带苏惠良来到南面的一座小楼上去，到二楼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感觉超级爽，空调不知道开多久了，连椅子都凉爽的很，国家不是一直号召节约能源的吗?这个温度，害人感冒啊？
    他拿出纸笔，打开电脑，用他那蹩脚的普通话询问着，做着笔录边回答他的提问，边看桌子上面的书籍，一本是《学习笔记》，里面记录了学习共产党三个代表的一些内容。还有一本书是《胡锦涛的讲话》。这些警察并没有去好好学习自己的刑侦业务，而是成天被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武装。作为国家机器最前端，与百姓打交道的警察，他们的思想，已经完全的被这些东西荼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