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这是张治中最初的目标，也是他最终的愿望。
    在张治中奉命以后，对于湖南这个被称为“中国普鲁土”的省区，深怀着历史上的爱慕。他憧憬革命先命谭、唐、黄、蔡的遗风余韵，他崇尚湖南人讲骨格，敢担当，说真话，做实事的精神。他想，在这一个地方，无论讲人力，讲资源，讲民风士气，都是最有可为，最能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所在。
    他就想要以一片至诚，来把这可爱的湖南，很有作为的湖南，造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湖南！张治中在武汉至长沙途中的火车上，就在思考和描绘着新湖南的蓝图。
    刚到长沙，张治中便接到一位湖南籍前辈的电报，勉励他：要“奋发有为，为湘民造福”，这使他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
    在张治中到达三日前，敌机首次空袭了长沙，在东车站附近留下了一笔血债。市井谣言说：这是敌人追踪张主席来向他送礼的！一种严重的感觉，一种职责上的重大启示，伴着这样可笑离奇的传说，使他深感时艰任重。
    这样的蓝图，以一个过去办学、练兵、打仗，对于地方政治太少研究，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打算过的人，又如何绘起呢？然而张治中以一个军人，一个军事教育者的理解，习惯地觉得要依循两个原则，以作经纬：一个是“军事第一”，一个是“风气为先”。
    他想要树立一种新风气，来培育护持新政治的力量，即以这一新政治的力量来支持抗战，奠定复兴民族国家之基础。这就是以后他揭示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意义。
    就职时，张治中就把他考虑决定的“廉正勇勤”四个字提了出来，希望作为湖南的“省训”，并加以阐明。
    他希望湖南要有一个“省训”，所以提出这四个字，不仅希望全省公务人员做好人，而且都要做好事。他解释“廉”是做人做事的基础；“正”是做人做事的态度，能廉方能正；“勇”是做人做事的精神，能廉，能正方能勇；最后加上一个“勤”字来实行“廉”，“正”，“勇”，否则虽廉，虽正，虽勇，也不能成事。所以这四个字还有它的一贯性。
    那天在张治中就职典礼完毕以后，中央通讯社记者来访问他的施政方针，他扼要地说明了以军事第一为基点的政见，兼及个精神的守则：
    一、在抗战阶段内，所有政治设施，当以适应战时需要为主；
    二、因此决定以“寓国防建设于地方政治建设”，“寓军事于政治”为施政之总目标，使军事政治齐头并进，互作支援；
    三、为适应战时需要，兼顾地方情况，对于中央的希望，人民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要加以适宜之斟酌，以期止于至当至善；
    四、对于地方兴革以及非常时其之兴革事宜，当以“调剂盈虚，不增人民负担”为基本原则；
    五、用人一秉“至公至正不倚不偏”之旨。
    他记得在湖南是没有举行宣誓式的，但在总理遗像之前，在三千万人民注视之前，他心中暗暗作过以下誓言：如果我不是为国家民族来奋斗牺牲，不是为湖南人民来奋斗牺牲，自己就不配站在这一个地方，不配担当这个责任，也就对不起国家民族，对不起湖南人民。
    处理伤兵问题成为张治中到任后的第一件事。
    到长沙以后，目击着那样混敌的情形，他没有想到，从前方浴血归来的战士，是处在那样可怜而又可恼的情况之中。
    所有长沙各商号、各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占住了，很少幸免的也谨慎地收起了招牌。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作为威吓的武器，从早到晚，在那里横冲直撞。伤兵滋事的案件，每天有数十起。就是省政府门口，也常常拥集了新到的伤兵，示威咆哮，长沙确实成了一个“伤兵世界”。近万的伤兵便成了使这个拥有55万人口的省会感到严重一个因素。
    这许多负伤同志，有不少是和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袍泽，他们的痛苦，也就是他的痛苦；而地方人民天天担心着的治安和秩序问题，又为他身为地方长官应该负责解决的事件。为了开导伤兵，表明太度，他颁布了“告伤兵书”，同他们“约法三章”；同时他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愿望，出了一张取缔伤兵滋事维护治安的布告。
    在那年11月30日举行的第一次省府委员会议席上，他提出了改进管理伤兵的办法，原则上是：先以适宜之安顿，继以相当之禁制，而终以严格之处理。
    通过这个办法以后，就从解决伤兵的生活着手：使他们有吃、有穿、有住、有用、有医疗、有娱乐。那时中央饷款还没有汇到，他们就设法垫发，总额超过了100万元；并且购办了卧床、棉被、棉衣裤、衬衣各三万套，在省会和各县搭篷供3万人收容之用。
    因此第一步便是将占住各商店各旅馆的伤兵，迁移到特别设置的医院、休养院和收容所去，使这些曾经为国家流过血的伤兵，在生活上感到安顿和满足，没有一点怨言。第二步，入院以后，便施行军事管理，严禁外出；同时将留居归队，或者编成荣誉团。第三步，如果还有不听约束或者仍有不法行为的，那就予以军纪军法制裁。
    在长沙有一部分占住某一旅馆的伤兵，在警察的催促下，还不肯入院。商民推了几个代表来向张治中请愿，要求派得力部队去强制执行。张治中说：“如果他这样办，一次流血的惨剧或许是不能避免的。这一招，不到万不得已时，他是不能办的，最好还是你们向伤兵请愿去。”
    当天，有许多商民集合起来，很礼貌地向住在旅馆的伤兵“请愿”。良心被唤起了，伤兵们以很好的行例，随着警察的先导，走进了四十九标—休养院的所在地去。
    张治中记得在他接事的一天，就有一位县长赶到省里来请示说：他县里驻了某师的一个补充团，这位团长向地方借款，第一次要借七千，借了三千，第二次又要借壹万，县长没有法子，便从县仓里拨给他壹仟二百石谷。可是第三次又来借了，县长这才赶到省里来，要他想办法。
    张治中对他说：你最初应该很正大地告诉他：地方上绝对没有钱可借，而且即使有钱，没有上峰的许可，也不能随便借给你。你这样拒绝他，他能造反吗？他能把你杀掉不成？
    可是，这个县长实在没有一点勇气，张治中要求把他免职，甚至撤职都可以，允许他不要回到县城。
    逐渐地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使以后在保卫武汉战役中，从南北各线交代长沙承纳的大量负伤战士，在适当的收容和迅速的移转之下，没有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那时，和伤兵问题成为兄弟问题的是兵役问题。
    因为抓丁的威胁，很多地方的壮丁，在一天天辛苦以后，连一夜应得的休眠时间都没有，而必须摸到山林中去“避难”。举一个例子：在某一个乡镇的小客店里，有些小工小贩，在那里过夜，还没有到“难鸣早看天”的时候，便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如同犯人一样，被绳子捆起押着走了。
    普遍的恐慌造成了下面几个结果：一、壮丁大量逃避到城市里来，严重影响春耕；二、强悍的壮丁不愿意被捉当兵，而宁原流为土匪，于是草泽山林，成了捕逃渊薮；三、民间流传了许多所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因为“买放”，善良的风化和安宁的生活都以极大的速度被败坏。
    自由招兵的弊害也是不可胜言。在湘南耒阳，某一个部队因为要弥补逃兵的缺额，就自动搜捕壮丁。某师一个团长，竟然严厉地命令一个县长说：你如果不能在一定限期内，解缴300名兵额，就要把你捆到团部处办。
    将伤兵问题布置就绪以后，12月中旬，就召集了第一次兵役会议，决定了两个办法：
    一，为了统一事权，杜绝纷扰，以加强役政效率，减轻民困起见，呈请中央将各部队在湖南的八十余个招募机关一律撤销；
    第二，中央每月需要湖南补充多少兵额，由湖南役政机关负责尽力征集，送请中同统筹分配，以裕兵源。
    决定了这两个原则后，就呈报中央核定。中央采纳了这两个办法，并且认为这两个办法很好，参照他们的意见，制定“战时募兵统制办法”，通令各省施行。
    经过了这样的统制征募以后，役政总算初步走上了轨道。以后中央规定湖南每月应摊兵额18000名，湖南全省，一共有38000千保，按比例说，每一保每两月才出一个兵。假使役征能够办到公平妥善，一切无谓的纷扰恐怖，原是可以化作无影无形的。然而由于基层机构的不健全，由于不肖的乡镇保甲人员的作崇，役政的彻底改进，仍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1938年3月下旬，第二次兵役会议举行的时候，那时军管区已经成立，研究的中心是“如何可以彻底解除在役政进行中人民所感到的切身痛苦？当时的情况部分地反映在他的闭幕词里：
    ……现在人民感到一些什么痛苦呢？第一是土匪，第二是兵役，第三是伤兵，所以匪患、兵役、伤兵成为湖南人民的三大问题。伤兵问题到现在已经大致解决了，所余的就是土匪与兵役问题。
    张治中还听说：在某一个地方，一对夫妻感情很好，夫虽及龄，但抽签未中，本可暂免，但役政人员依旧多方要挟恐吓，他的妻子无法，愿等百凶以敬。经几日奔走，始得五十元，其余五十元还没有筹措起来。结果竟然因‘限期的紧逼，被迫把他的妻子，短期作质’。张治中听到这种情形，不禁为之全身发颤，感到自己实在没有面目可以对人民！
    于是，他惩办了几个渎职的役政人员，并且在法令上、在制度上加以多方的部勒，役政是渐见起色的。后来为了杜绝弊端，安定民心，又订定征集国民总抽签办法，从10月起施行。
    如果把湖南人民所忍受的三大问题——土匪、伤兵、兵役加以研究，伤兵问题和兵役问题，可以说是急性的病症，而匪患实在是慢性的沉疴。这个慢性的沉疴，那时正以急性发作的姿态表现在湘西。
    在张治中到任前不久，有龙云飞部发动的“乾城事变”，有吴恒良部的“革屯军”在记绥一带的骚动。由于这些异动而破坏的地方秩序，在他到任以后，还不曾恢复起来。加以不少小股的跳梁，使整个湘西都受着骚动的影响。善良民众普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田不能耕，有家不能归，甚至有路不能行。
    当时在湘西、湘南领导土匪的人物，都是所谓在乡军人，是许多退伍的军人。时局每一次的变化，军队每一次的编遣，总有一些军官被编余了。有队伍的就拖着几杆枪上山去；没有队伍的或者没有路可走的，也可以去找绿林豪杰。野心小一点的相信时势可以造英雄，野心大一点的就相信英雄可以造时势；
    所以做匪不但成了一条退路，而且还成为一条出路。山林草泽成了冒险者的乐园，成了在乡军人的根据地。这样现象的由来，有许多人把它归根于风气，其实风气之所以酿成，正是应该归咎于政治之失修，社会组织之松懈。
    1937年12月7日举行的第二次省府委员会议，决定了设置湘西绥靖处，想以军事政治的力量协同改进地方。到了次年三月初旬，为了想进一步地安定并开发湘西，决定设置省府沅陵行署，并经省府委员会推定陈渠珍担任首届主任。
    张治中和陈渠珍在长沙初次会谈时，陈纵论湘西一般情况，从他的谈吐中，张治中发现了耿直忠诚的气质。陈讲到他在湘西二十三年的历史以及其中不少的曲折艰难和委屈，归结到“怨尤丛集”，但他一再讲起良心，这里面自然是含蓄了一种精神上的苦楚。
    张治中当时想：要是现在能把这一位有着历史、地理、人事渊源的“老统领”请回去，对于糜烂的湘西，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吧？张治中后来征询他的意见，他的意思是：离开了湘西以后，不愿再回到湘西去。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为深痛的。然而他们以直诚相见，三个月后，在张治中的敦促之下，在湘西人民的盼望之下，陈渠珍接受了省府的任命。
    1937年12月初旬，刚刚对伤兵问题找出解决办法的时候，一天下午，有几十个高中男女学生要求见他，张治中会见了这些穿着青布制服的湖南青年。
    一位学生代表首先向他在淞沪战役中的劳绩深致慰劳，接着申述他们对于他来到湖南的愿望，请示关于今后学生运动的方针，而后提出“实施战时教育分配战时服务”的要求。他说：这就是今天代表多数同学的意见，要向主席请愿的。
    张治中看出了同学们不甘放弃他们应负的责任，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掀起的热情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经过几小时的谈话后，他送别了他们，他说：你们回去对各同学说，现在赶快预备。只要你们能够吃苦，能够耐劳，能够努力，就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一定负责指示你们学生运动应走的道路，并且负责领导你们！
    当天夜里，张治中把他正在考虑的问题加以确定。他认为当时的乡镇长，他们的品格，他们的智识能力如何，姑且不论；他们是不是够得上担负这非常时期训练民众的责任，也姑且不论；他们只看他们终日要应付征兵、征工、筹捐等问题，已经够他们忙碌了，哪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呢？
    因此他决定把集合乡镇长来长沙受训的命令撤销，趁此机会展开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发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造成新知识分子，新青年和农民的结合。他想第一批便遣派这些高中以上的学生，这些有着自发情绪、自献精神的青年男女，去做“开路先锋”。
    张治中把他的意思先和教育厅长朱经农商量，后来又提到省府会议上去讨论，大家都同意了，于是决定了实施的办法：
    12月下旬，4000个男女学生，离开了学校课堂，受短期训练，张治中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受训结束后，在讨论学生分派以及其他问题的集会上，那天是一个寒冷阴沉的日子，在教育会坪集合的这些具有大胆天真性格的青年，他和他们作了以下问答：
    学生问：赤手空拳，到农村去，训练一些什么呢？
    张治中答：这次训练民众，不仅仅限于有形的武器。他们不一定使每一个人手里都拿上一杆枪，拿一杆梭镖也是一样。而更要紧的是要训练到每一个农民心理上、精神上、行动上都有现代化的武装，都有一种无形的武器！
    学生问：假使我们工作还没有做好，而战局起了特殊的变化，甚至湖南也成了战场，那怎么办？
    张治中答：我不会把你们当作一把豆子，撤出去就算了的。我一定在适当的地方指挥你们作战。
    学生问：究竟同谁去作战呢，在乡村作战的时候，究竟是代表农民的利益，还是代表土豪劣绅的利益呢？
    张治中答：土豪劣绅够不上做你们的敌人，他们是依附于那个敌人的。你们的敌人是一种广大的也可以说是无形的旧的势力、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习惯！
    学生问：那么假使不幸冲突起来，有什么保障没有呢？
    张治中答：在我的责任上，一定要尽力保障你们，你们在工作中，也能以群众的力量来保障你们自己。只要你们能够努力干下去，乡村就是你们的世界，绝对用不着踌躇，怀疑，怯惧。你们尽管大胆地去吧！
    临别时，张治中除了提出“敬智勇毅”四个字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外，并且郑重叮咛：你们现在是打前锋，接着还有4万余人的后援大队，马上要把整个湖南的革命风潮鼓动起来，要把湖南的革命风气提倡起来！他们有5万个生龙活虎的力量，分配到全省各地，所有旧的势力、旧的制度、旧的习惯，还怕推翻不了吗？
    张治中的这个宣言，被一张报纸评为“简直是一把烈火”湖南正需要一个革命的领导者，要勇敢，要负责，要以救亡为前提而摧毁一切黑暗势力，以奠救亡复兴新社会的基础。
    诚然，这个办法是被很多人评为“太大胆的”，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荒唐”。
    张治中利用学生到农村去开展运动，这很有点像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样，毛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场知识青年下乡的波澜壮阔的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也留下了许多问题。
    善意的顾虑，总以为这些“学生伢子”下乡，一般农民未必能对他们产生信仰，他们的能力也不够克服必然遭遇的困难，这样一定要大大影响到民训的开展与成功。恶意的想法，认为这样办法是含有充分危险性的。这一派人担心青年“恶化”：十年前旧事会不会重见于今日？
    三个月以后，所作第一阶段的考查，证实了这些年青人的能力。他们在穷乡僻壤树立了与人民不可分解的感情，广泛地扩展了革新运动的影响——这些先头部队已经初步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心！在六个月以后，在这些青年教育训练下具备了现代国民的基础知识与精神的民众是70万人组成了卫国卫乡的武力。
    从1937年12月中旬起，他们开始了两大方案的研究。这两大方案就是次年一月下旬颁布的《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前者是目标，是理论，后者是方法，是行动。
    在研究这两个方案时，张治中实在费了不少的心思。一个星期两次的谈话会，总是在晚上举行，每到夜深人散，有时竟是通宵达旦。有一件事留在他的心中，是特别值得回味的。
    记得在一月中旬，那时草案已经完全决定，就要送请战时设计委员会各位专家分组审查了，在十五日夜间将全案做最后一次研究时，直达通宵，所有参加者都在晨光熹微中才离开二府坪——当时张治中的住处。过了两天，他接到教育厅长朱经农和他的夫人联名的请贴，他准时赴宴，朱夫人一见他就说：
    “主席，今天我要向你抗议哩！”
    “朱夫人！你有什么事要向我抗议呀？但是，公事可以向我抗议，私事我是管不了的！”
    她说：这件事表面上是私，但实在是公，而且不仅我要向你抗议，恐怕今天在座的各位夫人都要向你抗议。
    她继续说：自从主席来到湖南以后，经农就常常深夜不归。譬如最近一次，他在十五号晚上八点钟出去，一直到第二早上五点钟才回来，这在我们生活中还是第一次哩！
    张治中说：这可怪不得我！这是大家的共同行动，也是大家的兴趣所在。假使你不信，你也可以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厅长、委员呀！
    朱夫人的抗议也消灭在来宾的笑语中。所以，在战时设计委员会大会席上报告制定两个方案的经过时，张治中很郑重很诚实地说明：这两个方案，不是草率订出来的，而是我们以十万分的诚心，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多少交的讨论，然后才决定下来。
    两个方案颁布以后，每每想起“对于本省政治、经济、文化之一切组织、制度、人事彻底改进”这一句话，觉得诚然是很痛快、很坚决了，但是仔细地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闭门造车“？是不是主观想像？在客观方面、实际方面是不是有这一需要？他想：应该要有一个实地的考察、实地的证验才行。
    二月初旬，张治中和省宾步程从沙出发，经过衡山、衡阳、耒阳、安仁、攸县、醴陵、浏阳七县，作了一度短期的秘密旅行。
    沿途他以某师长的名义买食民间，闲话田园，到处听到农民叫穷叫苦的呼声。出发的一天，正当农历新年。当他在湘潭、衡山间一个乡村休息的时候和农民开始闲谈。他问：你们过年，为什么不贴门对子呢？一个简截了当的回答是：没有闲钱！到了醴陵乡间，他看见好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曾进学校，他又问起：
    “为什么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读书呀？
    一个简截了当的回答是：“没有钱呀！”
    再看到有一个地方，很多老百姓的牙齿都是黄的，也许是吃了某种烟草的关系，但问起他们所以如此情形，一个简截了当的回答是：我们没有钱买牙粉、牙刷。
    在从耒阳到安仁途中的乡下——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他和一些男女老少的农民又作了一次较长的谈话。问起他们有什么捐款，他们首先提到伤兵捐款太繁太重了：第一，伤兵捐，每保就要摊派四十元；第二，棉被捐，每保要摊棉被两条，每条五元五角，就是十一元；此外又有什么医药费，每保要摊十五元。总共三项捐费，每保要出六七十元。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
    张治中问他们还有什么捐，他们说：捐多得很呀！
    于是举出什么修路捐、枕大捐，还有什么谷仓捐等，至于无名的非法摊派，那是不容易举的。
    一个保负担的数目如此之大，如此之多，怎能不让人民叫苦呢？张治中当时深深感觉，政府实在对不起人民。而人民也是不能忍受这样的负担的。
    怎样才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呢？一种炽热的愿望燃烧在他的心头。
    有一天，到达一个县政府，直走到县长寝室的门前，这位县长还不知道。那时已经上午十点多钟了，他还酣睡未起，借口生病，派了一个秘书接待。张治中一行在会客室里等了好一会儿，称病的县长才出来。
    张治中以后接连地看见了在礼堂里保留了两年前就职典礼秩序单的警察局长，房间里高悬钟馗像的警佐；到任半年还不确知全县学校和教师数字的教育局长；头戴睡帽、颈围围巾、脚踏火炉、瑟缩在办公桌上的公务人员；以及头戴黄色军帽、上着青布学生装、下穿草黄色西裤、脚踏牛皮钉鞋、手执红缨大刀的门卫……。
    到处都是破落户气的“衙门”，仿佛象征着国家倒霉的样子，污秽紊乱的外表，十足反映了污秽紊乱的内容。张治中还到过一个县政府，进了二堂，看见男男女女还有小孩，偷偷在那里嬉笑张望。他觉得太奇怪了，一问才知道是些职员眷属。
    以后他还看到很多地方都是采取家庭与机关“合一”的办法，甚至还有一个警察局总务科长的房间，前面是办公室，后面就是内室、厨房，真所谓包罗万象。还有破衣、破袜与卷宗纷然并列的管卷室，被降格为晾衣场所的大礼堂，积了一层厚厚灰尘的办公桌，所谓“整齐清洁”的要求，简直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在张治中的记忆中，总留下了一位带着通光眼镜的“老书记”的影子。这是在一个县警察局的书记室里，他看见这位老先生按着一张警察调查表，在凭他的臆想去填。
    这原是一件很重要的公文，是他们预备整理警察的一个步骤。然而这一件重要公文，却从县长、局长、秘书、科长、科员逐层逐次推到这位“老书记”身上，到达了“公事大旅行”的终点。一切重要公文，重要法令，尽管它与国计民生有极大的关联，它所得到的待遇大概都是一样——推了以后，归进了拉杂散乱的档案之中，只配与破裤破鞋同腐，如他在某县府管卷室所看到的一样。那一次，他很生气地把那些破裤破鞋抽出来扔掉了。
    初到湖南，和几位父老乡贤接触，谈到政治风气一层，他们总是沉重地摇头说：今非昔比了！固有的勤劳、诚朴、笃实，等等善良的风气日益衰微，而贫黩、营私、萎靡、偷惰之风，日甚一日。“古道不存，人心陷溺”，每一位老者的灵上，都罩上了一层忧国忧时的悒郁！
    长沙赌风盛行，打牌成为公务人员“调剂精神的经常娱乐”，社会上亦复以豪赌作为正当的社交。在这样恶劣的风气中，正不知隐藏了多少罪恶。为了肃正官箴，他在一月中旬颁布了严禁公务人员赌博令，指出“沉迷赌局，不唯贻误要公，甚或流于贪黩。有些人举出在他到任前所发生的省银行出纳员戴运鸿卷逃22万元巨款案，作为实例说明。因为当时盛传这个案件正是在赌局中串演起来的，案中的主角。是一个以“神仙”称号活跃于长沙上层社会，具有相当政治潜势力的巨骗周仲评。
    在张治中出巡湘东南的前一日——农历除夕，他下令省警备司令部，将在押的周仲评，以“邪术诈财，贪污极恶”的罪状，处以死刑，人心称快。
    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张治中怀着沉痛的心情说：我们湖南民风向来很好，民性民情也是很勤朴、很诚笃、很勇敢，但是到了现在，这些良好的风气，已经不容易见到。而目前这一种冷淡，这一种消沉，实在是深为忧虑。这一种冷淡消沉的情况，如果只表现在农村方面，只要各级政府领导很法，一般农民的素质原是优良，良好风气不难树立。
    最坏的还是在县城方面，那风气之腐败、淫靡、偷惰，真是不能想像。他们接到很多的视察报告，知道各个大大小小的县城里，大大小小的旅馆里，都住了不少的娼妓，甚至一个很小的县城里，也有一二百名妓女，少一点也有几十个。一般公务人员公然在旅馆开房间，叫条子，打麻将，恬不知耻，这是一种什么风气！
    公务人员的风气——也就是官场风气的好坏，与社会风气有重大的关联。当然，官场风气只是社会风气的一部分，然而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所以社会风气之坏，总从官场风气坏起。单就一般从政人员服官心理说，实在是不堪闻问。他之想做官，绝对不是想替国家尽力，想为人民服务，所谓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一些话，根本谈不到。
    一般人是怎样想的呢？他想当一个县长，当一个局长，他唯一的心思，就是想趁此机会捞一把钱，就想去刮地皮。所以他在事先就多方打听某一个缺是不是肥缺，某一个地方是不是好弄钱，完全以做买卖、发洋财的打算来做官。
    照这样情形，倘使没有一种新风气的形成，来改变公务人员以及领导社会的士绅的心理，进一步转移人民的视听，彻上彻下彻头彻尾显示一种与会更始的精神，如何可以谈到政治的社会革新运动呢？
    张治中的话，深深打动了与会者，很多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作为惩治贪污开始的，是新化税务局赋税主任车衡占公款枉法贪污一案。1938年3月18日张治中批示将车衡处以死刑。也许车衡是可以不死的吧？原来他在任内侵占了经征应缴的团款6100余元，这也许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案发以后，有人替他请求开脱，提出：这一笔‘欠款’可否用押追手续归案清偿？
    在处决车衡一星期以后，1938年3月26日，他在十四次省府委员会常会上提出了惩治贪污的单行法令，通过后加以公布。
    6月，他在巡视湘西途次，将办理征工事务收贿舞弊供证确凿的监工员唐立成枪决，以平民愤。七月，将卸任华容财政局长张作典被控案审查终结，处以死刑。
    张作典一案，案情的大概如罪状中所述：张作典就任华容财政局长，26年6月1日交卸；移交手续，延至9月方始办竣，仍将大部现金以及摊款存银抗匿不缴，经县民呈诉到府，饬县组织清算委员会，清算报省，呈送卷证前来。复经本府派员审讯，实查得该张作典，在其任内侵占公款与应负责追还之数，多至 23546.15元，又谷一百零五石六斗，尚有该县九期摊款存根，张作典竟敢抗不移交，数达11.2万余元，以致无从彻底清算。
    复查张作典派员征收摊款之时，屡有无故拘压人民暴行胁迫之举，经本府先后两度派员前赴该县及乡中私访密查，据报华容豪劣狼狈为奸，被害人民既不敢言，又不敢怒。张作典恣横暴戾，尤为贪污之魁，其恃势欺凌，蹂躏人民之处，凶恶万端，人民恨之入骨等情。该张作典肆行贪污，作恶殃民，滥权营私，侵占公谷，浮收征款，捏造账目，隐匿文书，实属罪无可逭，着即枪决，以昭炯戒！
    一个地方的财政局长，就任二年，他所侵蚀的国帑，榨取的民财，竟达到这样一个数额，真是骇人听闻。
    对于张作典一案的案情，起初张治中也不很明了，后来看到一个刊物上所记载的《洞庭湖上的风波》以及两度派往华容乡间私访人员的报告，他才了然于这样的秕政。
    和车衡贪污伏法案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是省公路局长周凤九的撤职查办案。这时“积玩之下振之以猛”的要求，是整饬纪纲的实践。
    1938年2月间，长城先生有一次西南公路的旅行，通讯中曾说：谈到湖南的公路，也真难令人满意，路局的上级职员姑暂不论，就以记者沿途观察所得，下级路员好的固然很多，不称职的也很不少。他提出了许多目击的事件，认为“中国许多官办事业吃了‘官办’的亏，结果是官而不办，湖南公路局也是犯了这种老毛病。……深望负责当局能在最短期内彻底改良。
    四月间，他接到和他有“一面之雅”的王毓祥先生来信，他首先说，自勋座治湘以来，整饬吏治，壁垒一新，贪惰之流，皆为寒胆，三湘民众，感戴曷极！但特地附了一篇《长晃旅行回忆》给他，叙述他“道出湘黔公路中途所见”，为老百姓所不易上陈，而为汽车阶级所不获亲身接触的管理废驰情形。
    为政若此，国亡无日，殊堪痛心！再查此次该局于两日内，连续发生惨案，系经本府饬查始行具报，其他肇祸情事，据报该路局汽车一月份各段出险计21 次之多，殊属骇人听闻。复查各公路以前关于修补例用石子，近则仅用沙土敷衍，以致路面日坏，烦怨纷至，足见该路局管理腐败，愈趋愈下，其内容不实不尽，可以推知。若不从严查究，何以维路致，更何以对人民？该公路局局长周凤九着即撤职，听候查办！
    张治中这个军人出身的省主席，充满了对国家、对湖南、对人民的热爱，牢记清廉为政，身体力行，恪守职责，心掛苍生，以泼辣豪爽的性格，一上任就大刀阔斧的进行吏政革新，使三湘大地春雷起蛰，民风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