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辨伪的工作尚未成功，接着又出现了一批一批的伪今文。有的由于自己已经成名，或者是为要有更多量的作品罢，便用低价收买未名作者的稿子，装上自己的名字，再高价的卖出。有的由于自己接近编辑先生，把朋友的没有出路的稿子，增删一次，便算为自己的创作。
    “文剪”“文抄”的谥法，在现在看来，究竟还有点冤枉的。章实斋说：“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这是文与史的分别，也是述与作的分别。无论什么，赝品是不在此列的。
    作伪一事，也许就是中国人的创作罢，远些可看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近些顾颉刚曾有辑录《辨伪丛刊》的企图。
    不过古时的伪书和现在的赝品，却也有个分别。古时的伪书，都以自己的作品算是前人的作品，为的是想“托古重言”。现在则都以同时别人的作品派为自己的作品。这固然是古今的一大变革，给“人心不古”论者以强有力的佐证，同时也可看到今人作伪的技术，实在不及古人的巧妙，而是每况愈下了。因为古人援引前人，已死去的前人，死人是不会讲话的；而今人则抹杀同时的今人，今人没有古心，他是会提起诉讼的。可见要想作伪，也得取法乎古。首先就要涵养一颗古心。
    不过古人的作伪虽巧妙，但因古人在当时毕竟也是个生人，所以书中往往吐露生气，而被后人发觉出来，指摘为伪，这在作伪者是意料不到的。
    另一方面，既然不能根本废名，则辨伪的工作，还是要的，而且，辨伪究意是一件不经济的事，与其麻烦于后，不如及早做一番今文辨伪的工作。
    原载《人间世》1934年5月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