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常与秦始皇及唐宗宋祖相提并论，出现于诗词文赋和我们的习常记忆中。人们通常认为汉武帝代表了中国文明的光辉灿烂，但在我看来，还不如说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的千古疑团更为恰当。班固称颂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胆有识选拔人才，还有“兴大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雄才大略，司马光却说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两者对在一起，不知者很难会认为同指一人。前人常有盖棺论定之说，其实盖棺哪能论定？汉武帝是千古一帝还是汉世罪人，足使后人颇费思量了。
    问题远不止于此。汉武帝一朝长达54年，还留下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说，《汉书》将张释之与汲黯合传，张释之因为据理力争、奋抗文帝而成为千古名臣，与他相仿有时敢于怒批逆鳞的汲黯为什么却总是让人觉得有点戆头戆脑？比如说，有人以为飞将军李广生不逢时，如果他生在汉高祖时，“万户侯何足道哉”，但是为什么与李广同时的卫青、霍去病又能以不为人所重的外戚身份大破匈奴，立下不世军功？比如说，当时外族的压力并不重于前朝，为什么武帝又要对四方频繁用兵，甘冒耗空国库的危险？比如说，汉朝初年一直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为什么汉武帝突然改弦更张，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所尊崇的又真是孔孟之道吗？概而言之，从汉初的无言不为到武帝的好事扰民，这个似乎是明显不智的巨大转折的发生，又有着怎样的依据？它究竟是武帝本人的偶然冲动，还是他深思熟虑后的举措？
    刘彻即皇帝位时，年方16，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他正处于青春躁动期，干点普通的小坏事正是他成长过程中一种必要的刺激。史书明载，他19岁时，开始常常微服出游，却并非到民间访贫问苦，而是聚集一批无赖子弟，逐兔射鹿，远游嘻闹。一个秋夜，他召集众人到殿门集合，喧哗出发，天明时，已到终南山下，骑射豕狐，手格熊罴。长满庄稼的田亩，他们肆意践踏，百姓看了，无不切齿痛骂，因为刘彻盗用了姐夫平阳侯的身份，当地地方长官前往劝阻，骑士甚至想鞭击他们。这些官员大怒，率人将几位恶少扣留。无奈之余，刘彻亮出皇帝的信物，才得以脱身。还有一次也是夜出昼还，后来越跑越远，一夜竟闯到离都城350里的柏谷，投宿小客店，向店主人讨汤水喝。店主人答道：“没有水喝，小便倒是有的。”并疑心这一帮人为盗贼，纠集少年准备攻击。还是老板娘看见刘彻容貌，心知有异，想法将丈夫灌醉，取绳捆上，散去少年，杀鸡作食，供应这一彪人马。此外，武帝还喜欢在打猎时与熊、野猪肉搏。相比之下，在他以前的皇帝，文帝在地方上长大，22岁即位，景帝31岁登基，皆比他成熟有经验。所以，从纯粹个人的角度看，刘彻不满清静无为，喜好多事，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单凭射猎行为就断定汉武帝刘彻不谙政事，幼稚莫名，不免低估了他的水平。17岁，他提拔一代大儒董仲舒，同时罢去研习法家、纵横家之言的贤良；18岁，他有意收回原来在他奶奶（太皇太后）手中的权力，用儒家的旧制尊崇天子（此事虽然失败，可也见出刘彻的深刻用心）。这时他与皇后也合不来，但他母亲告诫他年轻初即位，大臣未服，又已得罪皇太后，如果再得罪皇后，事情就太不妙了，女人家何况是最好哄的。刘彻从此按捺自己真性情，故作欢颜，以待皇后。就看这几桩事，足证他决非等闲。
    而武帝将列祖列宗的清静无为一改为多事扰民，后代虽有不少史家大儒加以批评，但时隔2000多年的我们，假如潜心揣摩当时的情景，甚至会说武帝所为大有道理，远非那些文人学士所能及，至少我个人大为惊诧，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竟能看透大汉帝国的底蕴，知晓前朝的积弊。自汉高祖至景帝，一直遵从黄老之学，信奉清静无为，其利前人已经谈透，在于使百姓休养生息，其弊倒极少有人涉及。而在我看来，思想路线也好，政策也好，思潮也好，恐怕很难说有本然正确、可以亘古不变遵循的，历史上更常见的倒是一种思潮、倾向流行一段时间后，与它相反的另一思潮或倾向取而代之，以纠正前面的积弊。清静无为的政策实际上同样带来很多危害。试想当日境况，如一般官吏通常不会被罢免（连稀里糊涂的上林尉也可以原谅），他们代代相传甚至有的以工作为姓，那么即使上代恪守职责，继承者难免也会有玩忽职守之事；如各级政府都重在富民，那么总有一些先富起来的豪杰，凭借权力鱼肉乡里，造成兼并；如中央政府重在无为，那么一些地方经济实力强劲之后，多少会有些自说自话、自作主张以展现其活力而不服中央管制的情况发生；而更为要命的是，中央政府在清静无为的思想路线下很难扯出旗帜使各地霍然归一。所以，《资治通鉴》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座而衰，固其变也。”
    前朝积弊肯定需要整肃，难的是如何整肃。我们早已说过，大汉帝国是早熟的帝国，依据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以及统计学的水平，皇帝断不能在经济上切实控制天下。如此要整顿朝纲、收拾民心，势必诉诸于政治文化理想。既然无从切实地掌握民情作有计划的发展，那只有诉诸运动，借声势来代替日常组织的不足。所以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董仲舒式）讲的是大一统和皇权至尊；所以汉武帝要屡次出兵攻击匈奴，因为对外发动战争是增强国内凝聚力的最佳和常用手段。至于屡次巡游及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等繁琐举动，更成为增强威势及文化上统制的必要因素。所以汉武帝一朝威名远扬，内部平安，不能不说他针对时势选择了必要的对策。至于由此而耗空国库，引起民怨，那也是无可奈何。即使今人对传统政治的积弊已然洞若观火，但假设通过时间机器再回到2000年前，怕也无更妥善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