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政风，尽在“不近情理”中。
    此语虽然突兀，却有两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
    那是汉文帝刘恒一次游玩到皇家公园中的动物园时，旁边跟着上林尉（管理处长），文帝不免问几个问题。谁知十余个问题问过，此公环顾左右，哑口无言，工作态度可以想像。这时，虎圈管理员接上来对答。文帝连着发问，管理员对答如流，不带疙瘩。文帝大为满意，夸奖道：“为吏难道不当如此吗？上林尉太差了！”马上令张释之将管理员封官。张释之道：“陛下以为周勃、张相如何如？”文帝道：“忠厚长者。”张释之道：“二人皆言事不能出口，拙笨老实，岂效法此管理员喋喋不休语词便给哉！秦朝用的，就是这一帮刀笔之吏，万事苛察细求，徒具表形，忽略质实，国家因而土崩。现在陛下因人能言而提拔之，我恐天下之人争为利口而无其实也。”文帝大悟。
    台湾的柏杨先生对此事大为不满，考证出上林尉有强硬后台，人家不敢惹，张释之出来狡猾圆场。我则以为柏杨先生大谬，因为他没有细察“萧规曹随”这一成语。
    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曹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进入丞相的秘书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不治事务。有来提工作建议的，曹参让他坐下先喝酒，灌醉了，就赶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汉惠帝大为不解，以为相国小看自己，但当面责问又嫌无所退步，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悄悄问一下曹参。曹参一听大怒，将儿子打了200鞭。第二天早朝，惠帝说；“那是我让问的。”曹参于是道歉，并针对惠帝的心中疑问说：“陛下自己看着与高帝（刘邦）比谁厉害？”惠帝说：“我怎敢与高帝比？“曹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3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说曹参耽于酒食，不理政务，无疑是小看了千古名臣。那么，说张释之巧言令色，欺上瞒下，当然也低估了他的骨气——张释之便是因几次当面顶撞皇帝和皇太子成名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近情理”地行事，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俩深刻地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的立国基础。
    汉承秦制，少有变更。而秦王朝首次统一中国，有现实上的深刻原因却非经济上的必然要求。当时全国各地的经济没有太多的交往要求，生产与交换大部分局限于较少的地域内，也无任何具体统计数字供国家宏观决策。在此情形下，一个王朝只能以政治与文化理想号召天下，而不能采取较具体的政策或措施。如果有人拿出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的劲头颁布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推广，由于统计基础薄弱及各地情形不一，各地官员自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将令旨任意删削，同时汇报大功告成，因旨意不合实情而认真贯彻造成的疏漏在所难免，如果再碰上一些狼心狗肺者，借机大肆中饱私囊也会发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曹参不改前法，清静无为，以免多事，不失为一种好法子。至于张释之，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认为一国初兴时，必定质胜于文；而文胜于质之际，如天下官员皆是能言善辩、善察上意之辈，则定是国家衰败的开始。因此他一定喜欢质实的官员，宁可他百事不通，至少有不生事的好处。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百姓安居，国家大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