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
    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
    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
    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
    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观台沼并
    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民，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人为虑。好行幸不
    息，人所不堪。昔诗人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小东大东，杼轴其空。’
    正谓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隋氏倾覆者，岂惟其
    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
    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司空长孙无忌奏言：
    “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
    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与卿
    等承其馀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徵等曰：“隋炀帝承文帝馀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
    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
    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
    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
    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於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侍中
    魏徵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
    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
    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
    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
    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
    前列，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
    不足，万倍於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
    庶几无如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