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树德现在急需摸一摸定难军的家底。
    国朝财税体系，大体分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即两税三分的格局。
    上供部分，每个藩镇都要交，即便是素来跋扈的河北诸镇都不能免，或多或少而已。靠着这套体系，元和年间朝廷收到了总计三千五百余万缗的赋税（实物亦折算在内），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三至四倍。
    黄巢入长安之后，各镇上供都暂停了，或许未来会陆陆续续交。嗯，已经有一些恭顺的藩镇开始上供长安了，虽然皇帝还在蜀中。
    中和四年，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发展，绥州户口渐丰，垦田日多，全年地税共收得粟麦杂粮万斛，户税得绢68480匹、钱12750缗；银州地税万斛，户税绢57920匹、钱11313缗；夏州地税万斛，户税绢20960匹、钱4094缗。
    值得一提的是，国朝实行的是量出为入的财税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钱，然后设定一个目标值，依照这个值来收取赋税。天下诸镇基本也是这个路数，去年打了两场仗，缴获实在太多，邵树德便没收太重的税，让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气，不再处于严重饥饿状态了，甚至还有余力买牲畜回去饲养。
    邵树德怕收得狠了，会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亩少的百姓。毕竟国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数量也太少，与宋朝那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规模完全不好比，收税太依赖地方了。
    夏、绥、银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护，不能涸泽而渔。这几年间，三州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有关中移民、有军士家属、有草原妇孺俘虏、有编户齐民的党项小部落、有外州陆陆续续迁过来的人，三州十二县的户口黄册大体上还是靠谱的，毕竟都是新录入的户口，隐户其实很少。也正因为如此，收税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不可再过多压榨。
    这个正税（不算杂捐），其实是低于此时全国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绥粮价折合成钱的话，户均八缗有余，而建中元年全国平均就已经十余缗了，此时过去百年，只会更高。
    定难军衙军、州兵一年粮赐60多万斛，战死或伤残军士抚恤两万多斛，在营军士粮食日常消耗二十余万斛，三者相加，一年就是九十多万斛，更别说还有钱帛赏赐了。
    唔，我们也不能忘了治下的二十余万蕃民啊。邵大帅也给他们摊派了，一年献大牲畜四万头、小牲畜十六万头，外加皮革、药材、蜂蜜、蜡、驼毛等特产若干，总价值大概有二十余万缗的样子。但今年收不到这么多，因为有些部落被劫掠得厉害，人丁损失也不少，邵大帅特准他们今年不用课税。
    草原蕃民的贡赋，在弥补军费开支缺口后，还可以完全覆盖州中官员俸禄、各种事务开支，总体而言甚至还有不少盈余。
    所以，还是需要发展商业。夏绥四州的钱——特指铜钱和承担部分货币职能的绢帛——严重不足，总体财富倒是够了，但不好变现，这个问题急需解决。
    “大帅既有吩咐，吾等便立刻去办。”吴廉二人说道。
    “此事关大略，焉能轻忽？这便告辞了。”
    定难军的体制，在如今天下诸镇中还是比较稳定的。自从宣宗朝开始出现教练使这个职务以来，藩镇大将的权力就一步步受到了削弱。出外镇守的军将还好，自己掌握着军队，一言不合就能够造反，但衙将们确实被压得死死的。
    乾符年间，邵树德尚在河东征讨李国昌父子，那会河东的供需使是李劭、都教练使是张彦球，衙将张锴、郭朏要作乱，都得逼节帅李侃派他们出征，授予兵权才行。不然就只能借着削减赏赐等由头，寄希望于煽动军士作乱达成目的。
    定难军在州中的衙将基本就是上元节那晚宴请的一帮人。邵树德想了想，决定将杨亮从绥州调来，担任夏州兵马使，管两千州兵，甄诩调任银州兵马使，三木和尚管绥州州兵。
    义从军尽快扩编。草原、横山诸部的四千人还没过来，很好，让他们再增派一些，将总兵力扩充到八千，跟着大军一起出发。邵树德不指望他们发挥多大作用，能够帮忙押运粮草，看守俘虏，少许精锐能够陷阵便算合格了。
    计议完毕，各将带着亲兵下部队熟悉部伍。军械开始加班加点赶至，粮草则提前往宥州运输。这些事情，争取在三月底之前完成。而在此之前，就得看朝堂上给不给力了，总之先不能给韩朗、康元诚二人名义，不能让他们名正言顺地控制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