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足饭饱后，再登厅堂，气氛就融洽得多。特别李潼，越看娄师德这浓眉大眼的老先生越觉得喜欢，有能力还会烤肉，智商、情商都不错，这才是他想象中良臣该有的风采、素质。
    “方今朝廷仍有余乱不已，诸方俱以拱护皇嗣为功，这也实在可笑。皇嗣之于圣皇，骨肉至亲，武氏诸王或趁邪幸刁难皇嗣于事，但皇嗣长居宫苑、宿卫精良，又岂有杀身之患可供群众争功？朝士以此争论，已经入了邪道！”
    娄师德不仅仅只是方面之才，还曾经坐镇政事堂主持政务，老实说算是到目前为止，李潼所拉拢牌面最大的人物。资望、能力以及功勋，俱有可称。
    所以李潼跟他谈论起来，话题的广阔度就更大，并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眼下神都城中局势纠纷的厌恶。
    娄师德闻言后，也是深有同感的点头答道：“殿下此言，诚是切入根本。臣短留长安之际，也有朝廷使臣叩门来见，所言朝情，阴有妖异之言。圣皇履极，乃海内群众递表劝进，皇嗣亦在群众之中。
    如今圣皇归政，朝士不该穷追不舍，以凌越为功。殿下首义，诛杀国贼，不以旧事为美，慨然西向，志力高蹈于边，风骨彰显，唐家幸得殿下，此臣虽微才但仍勇作投献之因。唐家立业以雄壮，有志者不该拘泥于内情故事、不能自拔。”
    “此邪情乱事不足深论，圣皇恩我、无以复加，小情或得微忤，大事绝不失节！如今暂作退避，播威于边，但若朝情长久不定，也无惧问事国中！”
    他奶奶所使用的这些宰相们，像李昭德、狄仁杰等，各自都有稳定的立场乃至于派系，他们与李潼之间，或能因为一时的利益诉求而暂时联合起来，但远不足以让他们的根本立场发生改变。
    娄师德边功出身，全凭武则天提拔才得以入朝，在朝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王城驿一事更是被关陇勋贵背刺严重，直接功爵俱毁、沦为白身。
    更不巧的是，如今神都政事堂掌权的宰相，对娄师德都不怎么感冒。李昭德恃才傲物，还是单纯的有些看不上娄师德。
    至于狄仁杰，政治上本就趋于保守，感情上天然就厌恶娄师德这种边功出身的人，担心这样的人为相，会加大朝廷在边事上的消耗，出于政见的不同，对娄师德更上升到政治手段的打压。
    所以娄师德对雍王退出朝廷、着重边事的做法发自内心的认同，以及对朝内纷争的厌恶，也是结合了自身处境而深有感触。
    这个话题，在各自表态后便不再进行下去，李潼接着便又说道：“娄公此行归边，对于陇边情势，想必已有所见，若得斧计，直言不妨。”
    娄师德听到这话，便也正色道：“殿下治边之计，发乎前人未有，并不止于权力，囊括农商，搬运妙着，实在是发人深思。臣初得此计，尚在度其精髓，途中所积陈陋之想失于片面，反倒不敢再贸然进言。”
    李潼闻言后便笑起来，老实说，他这一通计略的确不俗，配得上时流的称赞。
    大唐立国以来，军政方面所奉行的仍是府兵制与均田制，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及意义不必多言。但到了现在，两种制度各有崩溃。军事方面，从高宗就开始招募健儿，募兵比例逐年增加。
    但是在田制方面，则就乏于创建。高宗后期，无非休戈罢征、使民休养生息，但对积累下来的弊病，触及不够深刻，甚至就连关中祖业，土地兼并都日趋严重。
    到了武则天时期，加大了扩地编户的力度，并将关中人口大量迁往河洛，到了神龙年间，朝廷所掌户数增长到了615万，较之高宗永徽年间的380万户无疑是一个明显的递增。
    所以说武则天政启开元，也是有最直观的数据作为支撑。如果仅仅只是这老娘们儿不是人，杀人无算，道德败坏，这就是不是正确讨论历史的态度。
    但是相对于户数的增长，朝廷在赋税征集方面的探索，则就显得非常滞后。人口虽然增长起来了，但是人力物力却得不到有效的调度发挥。以往的租庸调制度，已经不再适合管理这样一个庞大帝国。
    这个问题，朝廷当然也意识到了，所以开天时期的名臣中，多有理财高手的身影，包括奸相李林甫。这些人通过各个方面的探索，或开源、或节流，以维持庞大帝国的运作。
    但诸类尝试，收效却并不大，最直观的一个证明，就是开天时期边军节度使的权柄壮大。
    简而言之，朝廷的收入已经匹配不上君王开疆拓土的野心，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更低的模式，节度使大权逐渐揽于一身，并最终爆发、成为纠缠大唐始终的一个毒瘤。
    那么大唐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底蕴国力去维持那种程度的开拓与庞大体量？
    答案是有的，中唐时名臣刘晏、杨炎等在财赋方面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效果显著，对大唐社稷诚有续命中兴之功。杨炎的两税法开辟了整合国力的新思路，为后世税法变革之始，这自不必多说。
    李潼最欣赏，还是刘晏的理财策略，刘晏的理财法其中一个核心就是物流。哪怕在后世，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已经极为发达，物流仍然是社会生产与商业行为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至于唐代这样一个中古时期幅员广阔的大帝国，物流的意义之大更是决定性的。
    如果物流条件不具备，人员、物资不能进行有效的流通与互补，哪怕疆域再广大，整个帝国的潜力仍然不能被激发出来。这就类似一个人肢端肥大，单独看一点非常的壮，但是凑在一起就非常的丑，而且还是一种病，一旦病发，就会要命。
    财如流水，堵不如疏。天宝时期虽然国力鼎盛，但人力物力高度沉淀集中在地方方镇手中，长安政府就像是睡在一群强壮大汉中的孩童，一旦哪一个忍不住捶你一拳，便能让你吐出几口老血。
    李潼在陇右所施行的策略，本质上就是将原本不相干、或者说联系很弱的几个板块加强联系，彼此之间的人力物力产生流通，从而获取到可观的回报，算是对刘晏理财策略的灵活变通。
    李潼问起娄师德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为了听彩虹马屁，因为他这一套策略想要长久维持下去、且继续壮大起来，其中还有一个颇为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陇右的潜力有限。
    “诸胡为我所使，讨伐不恭，掠其人资，由关中贾人输用回哺国中子民。同时贾人在陇右籴谷，以助军事。如此一来，既节省官府物料工序的耗用，也能让陇边沉货上浮。诸胡杀之不尽，即便陇右已无，西域仍有。但当中还有一点，那就是陇右到底积储多少？如今府库输谷不过四十余万斛，诸边粮价已经飙升到了百钱，若因此让民生饥馑，此事仍不可为继。”
    讲到这里，李潼也有一些忧愁。
    娄师德闻言后尚在沉思，另一侧宋霸子起身拱手道：“有关这一节，卑职在市中也有所探。陇右谷价所以飙涨，一则陇边民户尚囤积、轻市易，二则各方行贾贪货利、抢商机，一方封仓惜售，另一方急于搜购，所以物价浮涨，几无节制。”
    宋霸子所言，的确是一个原因。娄师德在听完后，接着便也开口道：“陇右终究不比关内，良田荒芜、小户难耕，若要更益殿下所计，兴垦势在必行！”
    李潼之所以如此看重娄师德，原因就在于此了。他所谓的加强物流，主要还是打通物资流通在人事上的困阻，并不是说能够罔顾运输条件的限制、直接渡越关山，壮大陇右的屯垦规模，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娄师德虽然起于边功，但并不以战功而称，是种田种成的宰相。在这个时代，遍观时流，李潼都找不到比娄师德更适合担当此事的人选。
    “娄公既然已经入府，我准备请娄公先屈任陇右营田大使，军屯、民屯一概领之。此前幕府已有令式颁行，因垦为功，十顷一转，此式要作长行，不只限于一时一地。无论游食贩夫，但能置田为业，聚谷仓中，便是我大唐勋士。”
    说话间，李潼让人在堂中悬挂起一张陇边地图，抬手在一些河谷平川之地圈了一圈，并又说道：“接下来，我会以西河行社陆续摘除这些境域中的内附之胡，大置民屯。届时，还会有大批关内亡户应募而来，都需要娄公负责统筹安置。”
    “臣必不辱使命！”
    娄师德闻言后，便也起身拱手表态道。屯田是他的老本行，积累的经验丰富得很，雍王以此用他，他自然也是充满信心。
    听到娄师德的表态，李潼也满意的点头。他离开神都后，分陕而治于关西，心里便存着潼关以西各地情况。之所以要在长安局面初定之后便入陇，一则是不放心吐蕃这个大敌，二则就是寻找侧面解决核心问题的途径。
    如果还继续留守长安，想要再进行更深刻的改革，无非打土豪、分田地而已。但关陇勋贵上百年盘根错节，很难轻易铲除，而且无论国中还是周边形势，也不允许他如此大动干戈。
    反攻吐蕃、开发陇右，既能争取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还能缓解关中的人地压力。
    如果只抓住关中一个问题正面死磕，不说收效如何，一旦神都局势恢复稳定，他大概率会被洛阳朝廷借着掌控大半个帝国的优势、直接围堵在关中耗死，也不必再说问事国中了。
    与娄师德议论完毕后，湟源大营便有军使入城，不乏激动的禀告道：“昨夜河源游弈向乌岭横堡发起攻势，并在今日午前攻克横堡，赤岭军道已通，大军可以通行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