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庶愣住了:“为什么这是最大的矛盾呢?!”
    虽然徐庶是寒庶子弟出身,但他接受的教育一直告诉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从来不觉得这有神马矛盾可言。
    吕布一脸严肃道:“元直,你之前曾说过,世家不灭,大汉不兴,当时你对大汉的判断便是最大的矛盾集中在世家大族与朝廷之间,可当朝廷能真正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时候,你说矛盾转化成了什么?”
    徐庶迟疑道:“世家与民众的矛盾?!”
    吕布又问道:“世家究竟是什么?!”
    徐庶不假思索道:“世代为官的大家族!”
    徐庶刚刚说出那句话便恍然大悟道:“世家不可根除,是因为人人都想做官,都想光宗耀祖,都想壮大家族,他们有了权力以后,势力便越来越膨胀,形成世家,世家凌驾在民众头上,若无朝廷法度严格监控,又无道德约束,官吏们滥用权力侵占民利,矛盾便迎刃而生。”
    吕布点头笑道:“元直,你分析得很对,确实如此。什么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还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无产者跟有产者之间的矛盾,都只是表象而已,归根结底都是有权者跟无权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官与民的矛盾。”
    吕布见徐庶又有所悟的样子,心里甚是欣慰,继续启发道:“以先帝年间来论,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外戚,还是宦官。都是有权力者,都是官,那些世家大族掌握舆论,便说黄巾暴乱是宦官占贫民土地而诱发的,其实世家与外戚霸占贫民的良田不逊于宦官,更有甚者。”
    徐庶静思片刻,脸上露出惆怅的表情:“千载而下,历朝历代。无不都是官僚与民众之间的利益之争。”
    徐庶说得很对,不只是东汉时期,这个国度上下五千年,除了晋末遭遇的五胡乱华、北宋末遭受的女真金国入侵、南宋末遭遇的蒙元入侵、明末遭遇的满清入侵、民国遭遇的倭国入侵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里,最大的矛盾都是官与民的矛盾。
    归根结底,每个朝代的社会里最主要的矛盾都不是生产力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日益觉醒的平民百姓与道德日益下滑的官员集团之间的矛盾。
    吕布又启发道:“元直,以你来看,如何解决官民矛盾?”
    徐庶稍微想了一下,迟疑道:“方法有二,一是加强律法,二是加强教化。”
    吕布轻蔑一笑道:“元直。何必沿用那些权贵们用烂的方法,什么加强律法,无非是加强严刑峻法,残酷镇压,无情打击。这一招在秦代用过,结果秦朝二世即亡;什么加强教化。无非是加强愚民政策,让民众接受现有的秩序,让他们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事实证明,若是教化有效,就不会有黄巾暴乱了。”
    徐庶赧然道:“主公,以您之见,该如何是好?”
    吕布很想把后来西方议院制度搬过来,却也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在民众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之际,在官员们都还没有认清权力是把双刃剑之际,在全社会都没有完全被“天神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这三个平等观念说服之际,议院制度乃至君主立宪制度都是不现实的。
    吕布便道:“首先要满足官与民的基本需求,人生在世,无非吃穿住用行五字,要好好地发展农牧工商各个产业,让民众富裕起来,当民众富裕起来,国家收上来的赋税多起来了,官员的薪俸也会多起来,最终官民的基本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徐庶笑道:“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不就天下太平,相安无事了吗,还会有什么矛盾?”
    吕布摇摇头道:“元直,你还太年轻了,还要多观察人性。这人呢,手里一旦掌握了不被监控不被约束的权力,他们的**就会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就会得陇望蜀、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便是兼并土地,官员的家庭依仗着官员的权力,肆无忌惮地霸占周边自耕农的田地,而这些官员霸占了良田后,却可以依仗着权力欺瞒朝廷,不向朝廷缴纳赋税,而朝廷要养活这么多官僚,就要征收赋税,官员家庭都不缴纳赋税,沉重的赋税便积压在穷苦百姓头上,官员的家族不断地霸占贫苦百姓的良田,同时又在不断地增加官员编制,官员越来越多,他们的薪俸越来越高,而穷苦百姓的田地越来越少,但赋税压力越来越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越演越烈,到最后导致自耕农没有立锥之地,或者被迫沦为那官员的佃农,或者被迫沦为官员家里的奴仆,或者因为没有立锥之地而在灾荒年活不下去落草为寇,最后一种选择是最多的。”
    吕布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悲愤,在官本位的国度里,除了官员,其他任何人群是不具有政治地位的群体,同时其他人群也始终被边缘化,就连经济地位较高的商人也被剥夺了任何实质的政治权力,这样一边独大的政治权力分配,让官僚阶层无限制地膨胀,直至成为国家肌体上的毒瘤,看历朝历代的灭亡,除了皇室的昏聩之外,更致命的原因便是整个官僚集团自上而下的**。
    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每个朝代的改革都是注重给官府捞钱,却没有正视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反而在回避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遑论解决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同时也缺乏真正解决矛盾和问题的真诚意愿和有效措施。封建王朝的中下层官僚,无论是对公共事件还是个别事件,都千方百计从言论上、行动上予以压制,而并非是寻找它们背后的矛盾和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解决,由此导致社会矛盾越发激化,群体**件一触即发,到最后大规模的民变起来,掀翻了那个王朝。
    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一部分跟着开国皇帝先富起来了,除了极少数的草根幸运者,大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首先是掌握了社会优势资源乃至国家权力的少数人,他们利用占据的权力和资源,或者利用靠近这些权力和资源的优势,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并和他们所依傍的这些人一起,成为王朝更替的受益者,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将权力和资源转化为财富,而多数人只能得到他们的残羹剩饭,维持基本的生存,但多数人却要承担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的巨负,可以说,少数人的安逸生活,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
    吕布心中哀叹道,封建官本位体制决定着,历代王朝的官僚都彷佛都坐在一个火药桶上,一件小小的事端,就会引发民众激烈的反弹,民众的心中已经积郁了太多的愤怒和不满,只要有宣泄的渠道,它们就会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吕布说什么也不能让一代代蔓延的糟糕情形在他这一世重演,所以他要遏制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权力。
    世家是世代做官的大家族,反世家其实是在反大官僚,反世家归根结底就是要抑制官僚阶层的世袭近亲繁殖,以防止官僚阶层的无限膨胀对整个国家利益的侵蚀。
    如果继续那种保障**的体制,大官僚大贪,小官僚小贪,可以说是无官不贪,这样的情况下,纵然吕布一统天下,又对天下万民有何益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吕布下面的阶层分布为武将集团、良善世家、寒庶地主、自耕农,其中商人、文士都分别隶属于良善世家、寒庶地主、自耕农三者,那些大商人、大文士通常都是世家大族出身,那些中小商人则多半是从寒庶地主、自耕农转化而来的。吕布能够依赖的就是这些阶层,用从那些邪恶反动世家身上查抄来的利益、海外贸易的利益、对外征战的利益来满足这些阶层的需求,以求建立起自己稳定的统治。
    这些阶层需要一个平衡,平衡着他们都往中间收入的阶层涌去,而不能分化到两级,不能出现上可威胁皇权的庞大世家,下面出现大批嗷嗷待哺的草民,同时遏制官僚集团的膨胀,做到权力资源分配的合理化,以维持大汉的长治久安。
    吕布胸有成竹地对徐庶说道:“本公有五**宝,可维持大汉的长治久安。”
    第一就是枪杆子,就是军队,吕布拥有了唯他命是从的强大的中央军以及遍布天下的郡县兵。
    军队是拥有社会动荡时期强行分配政治权力的力量,也是决定政治权力分配的核心动力,只有在军事胜利后文人才能拥有社会稳定时期政治权力分配合理性的解释权-道德。所以吕布即便以后推行君主立宪制度,也要让皇室牢牢地控制军权,军队是平衡阶级矛盾的法宝,军队不能沦落成为上层阶层镇压下层的工具。
    第二就是笔杆子,就是宣传,就是舆论,宣传舆论影响的是道德评判,吕布控制了大部分的印刷场、造纸场和报社,控制了大部分的舆论,所以他说什么是白,就不能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