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歆、王朗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官吏,请求御史大夫田丰的帮助,从御史台、吏部派出许多观察使,分赴各地,观察使的汇报一到,庸官的姓名就从簿册上勾掉。
    田丰见华歆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华歆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郡县的人哭好些!”
    吕布觉得田丰、华歆的对话很耳熟,仔细一想,竟然类如宋朝范仲淹跟富弼的对话。
    吕布突然发现,自己最近趁着四边平静的机会,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竟然跟当年范仲淹搞过的很像。
    吕布回顾一下当年范仲淹改革的各项措施,因为那次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更在于宋仁宗的短视与退缩,宋仁宗如此,他儿子宋神宗也如此断送王安石的变法改革。
    其实宋仁宗、宋神宗那样的人物,在很多时代都屡见不鲜,口口声声地说要改革、要改革,实际上是稍微有点阻力,就放弃了那些绝对利国利民的好措施。
    明朝张居正的改革绝对是对的,可惜又被短视愚蠢的万历皇帝给推翻了。
    戊戌变法也是对的,又被慈禧太后推翻了。
    此后的若干改革,特别是涉及到官僚权力约束监督的体制改革,都是嘴边泡影。
    吕布若是任由官僚权力像怪兽一样无限膨胀,然后伤害民众。然后葬送一个国家,他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所以他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各项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
    改革的阻力都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东汉如此,北宋如此,某个朝代亦如此。
    吕布就以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引以为鉴,更加坚定了自己改革的勇气和信心。
    北宋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其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这一点,某个朝代貌似做到了,但很多政绩是带血、带灰尘的,吕布在这东汉末年要求各地官吏的政绩必须要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而不只是上级的认可,这一点,可能要付诸于后来的议会制度来帮忙把关。
    其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北宋时期,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这一点,东汉末年最为严重,若不是吕布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可能东汉官场真的就只是世家子弟的天下,而放在某个朝代,亦是如此,从上面到下面,真正实权部门头脑几乎都是官二代,贫二代只有为他们垫脚的份了。这一点,在某个朝代几乎改革不动了,但在东汉末年,吕布不认输。
    其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宋朝、明朝乃至清朝,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吕布寄予希望的东汉末年,在他的铁腕下,随之而来的科举当以实际治政能力测试为一大考点,诗赋、儒家经典只是参考。
    其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地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其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其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其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其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地方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地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政令不出某某地的传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范仲淹这项改革可是千古而下都有深意的。你懂的。
    其九,重命令,其十,减徭役,无需赘叙。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
    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
    吕布当年看了范仲淹这些改革,发现没有一条是错误的,若能按照这样去搞,至少能让北宋延长一百年的寿命,可惜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太强大了,连宋仁宗都抵抗不住。
    吕布想到某个朝代连搞个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搞了好多年搞不成,某些人挂在嘴边的体制改革都流于空谈,足见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很显然,在东汉末年,亦复如是。
    还好吕布现在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可以如某些铁腕政治人物一样杀伐果断,锐意推行自己的政治改革。
    不过眼下袁绍、袁术、陶谦、刘璋、刘备、曹操尚未剪除,大敌当前,并不适合推出太激进的改革。
    吕布让华歆、王朗、田丰谨慎行事,只把那些中小世家的冗官庸吏子弟清除出去,那些会引起巨大反弹影响稳定的暂时搁置不处理,等外敌剪除干净了再动手不迟。
    再说杀鸡给猴看,除了那些中小世家子弟,也会让那些大世家的子弟们老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