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
    史之有纪，肇於《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
    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后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
    而方州之志，则多惑於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
    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国自
    有史书；然正月必系周王，鲁史必称周典，（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
    谓《周礼》尽在於鲁是也。）盖著承禀所由始也。后世郡县，虽在万里之外，制
    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门次类，略无规矩章程，岂有当於《周官》外史之义欤？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於四方。此见列国之书，不得自擅，必禀
    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则撰志诸家，不明史学之过也。
    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
    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穀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
    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其定名则仿
    《世本》之旧称。）班固不达其意，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然则表传之不加本称
    者，特以表称年表，传称列传，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单名，故强配其
    数，而不知其有害於经纪纬传之义也。（古人配字双单，往往有之，如《七略》
    之方称经方，《淮南子》论称书论之类，不一而足。惟无害於文义，乃可为之耳。）
    至於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如亦从史而称本纪，则名实混
    淆，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诗文，有关当代人君行事，其文
    本非纪体，而亦称恭纪以致尊崇，於义固无害也。若称本纪，则无是理矣。是则
    方志所谓纪者，临本书之表传，则体为轻，对国史之本纪，则又为纬矣。是以著
    纪而不得称本焉。
    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至
    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
    於师《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纪，所以备外史之拾遗，存一方之祗奉，所谓循
    堂楹而测太阳之照，处牖隙而窥天光之通，期於慎辑详志，无所取於《春秋》书
    事之例也。是以恭录皇言，冠於首简；与史家之例，互相经纬，不可执一例以相
    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书》；王言如丝，出於《礼记》。盖三代天子称王，所
    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据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
    之爵；凡称天子诏诰亦为王言，此则拘於泥古，未见其能从时者也。夫《尚书》
    之文，臣子自称为朕，所言亦可称诰。后世尊称，既定於一，则文辞必当名实相
    符，岂得拘执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旧文，称皇言之鸿号，庶几事从其
    质，而名实不淆。
    敕天之歌，载於谟典；而后史本纪，惟录诏诰。盖诗歌抒发性情，而诏诰施
    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当也。至於方志之体，义在崇奉所尊，於例不当别择。
    前总督李卫所修《畿辅通志》，首列诏谕宸章二门，於义较为允协。至永清一县，
    密迩畿南，固无特颁诏谕。若牵连诸府州县，及统该直隶全部，则当载入通志，
    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遂冒录以入书。如有恩赐蠲逋赈恤，则事实恭登恩泽之
    纪，而诏谕所该者广，是亦未敢越界而书。惟是覃恩恺泽，褒赠貤封，固家乘之
    光辉，亦邑书之弁冕，是以辑而纪之。御制诗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
    卷帙，恭录诏谕之后，以志云汉光华云尔。
    ○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
    古者左史纪言，右史纪事，朱子以谓言为《尚书》之属，事为《春秋》之属，
    其说似矣。顾《尚书》之例，非尽纪言；而所谓纪事之法，亦不尽於春王正月一
    体也。《周官》五史之法，详且尽矣；而记注之书，后代不可尽详。盖自《书》
    与《春秋》而外，可参考者，《汲冢周书》似《尚书》，《竹书纪年》似《春秋》
    而已。然而《穆天子传》，独近起居之注。其书虽若不可尽信，要亦古者记载之
    法，经纬表里，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书》、《春秋》二体，而即谓法备於是，
    亦可知矣。三代而后，细为宫史，若《汉武禁中起居注》，马后《显宗起居注》，
    是也。大为时政，若唐《贞观政要》，《周显德日历》，是也。以时记录，历朝
    起居注，是也。薈粹全书，梁太清以下实录，是也。盖人君之德如天，晷计躔测，
    玑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无所阙遗。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详其义，而
    《礼》言左史右史之职，诚废一而不可者也。
    纪之与传，古人所以分别经纬，初非区辨崇卑。是以迁《史》中有无年之纪，
    刘子玄首以为讥，班《书》自叙，称十二纪为春秋考纪，意可知矣。自班、马而
    后，列史相仍，皆以纪为尊称，而传乃专属臣下，则无以解於《穆天子传》，与
    《高祖》、《孝文》诸传也。今即列史诸帝有纪无传之弊论之。如人君行迹，不
    如臣下之详，篇首叙其灵徵，篇终断其大略；其馀年编月次，但有政事，以为志
    传之纲领；而文势不能更及於他，则以一经一纬，体自不可相兼故也。诚以《春
    秋》大旨断之，则本纪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经大法，足为事目，於义惬矣。人
    君行事，当参以传体，详载生平，冠於后妃列传之上。是亦左氏之传，以惠公元
    妃数语，先经起事，即属隐公题下传文，可互证也。但纪传崇卑，分别已久；君
    臣一例，事理未安；则莫若一帝纪终，即以一帝之传次其纪后。如郑氏《易》之
    以《象传》、《彖辞》，附於本卦之后之例，且崇其名曰大传，而不混列传；则
    名实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纪载，则分别事言，统名以纪，盖所以备外
    史之是正，初无师法《春秋》之义例，以是不可议更张耳。
    ○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
    职官选举，入於方志，皆表体也。而今之编方志者，则曰史有百官志与选举
    志，是以法古为例，定以鸿名，而皆编为志，斯则迂疏而寡当者矣。夫忠志之文，
    职官详其制度，选举明其典则，其文或仿《周官》之经，或杂记传之体，编之为
    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书，乃是历官岁月，与夫科举甲庚，年经事纬，足以
    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编书志之体，乃以知县、典史、
    教谕、训导之属，分类相从，遂使乾隆知县，居於顺治典史之前；康熙训导，次
    诸雍正教谕之后。其有时事后先，须资检阅，及同僚共事，欲考岁年；使人反覆
    披寻，难为究竟，虚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如斯也！夫人编列
    传，史部鸿裁，方志载笔，不闻有所规从；至於职官选举，实异名同，乃欲巧为
    附依，此永州铁炉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数其现在之官位”，则官职姓名，
    於古盖有其书矣。三百六十之官属，而以从政记数之登书，窃意亦必有法焉。周
    谱经纬之凡例，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归於术数。
    而司马迁之称周谱，则非术数之书也。疑古人於累计之法，多用谱体。）班固
    《百官公卿表》，叙例全为志体，而不以志名者，知历官之须乎谱法也。以《周
    官》之体为经，而以汉表之法为纬，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见矣。
    东京以还，仅有职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辅表，亦谓百职卿尹之不可胜
    收也。至於专门之书，官仪簿状，自两汉以还，代有其编，而列表编年，宋世始
    多其籍；（司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类。）亦见历官纪数之书，每以无
    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记载，唐宋厅壁题名，与时湮没，其图经古制，不复类聚
    官人，非阙典欤？元明以来，州县志书，往往存其历任，而又以记载无法，致易
    混淆，此则不可不为釐正者也。或谓职官列表，仅可施於三公宰辅，与州县方志；
    一则体尊而例严，一则官少而易约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职繁多，而尺幅难竟，
    如皆表之，恐其易经而难纬也。（上方年月为经，首行官阶为纬，官多布格无容
    处也。）夫立例不精，而徒争於纪载之难约，此马、班以后，所以书繁而事阙也。
    班史《百官》之表，卷帙无多，而所载详及九卿；唐宋宰辅之表，卷帙倍增，而
    所载止画於丞弼。非为古书事简，而后史例繁也，盖以班分类附之法，不行於年
    经事纬之中，宜其进退失据，难於执简而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
    一十四级，或以沿革，并注首篇，（相国、丞相、奉常、太常之类。）或以官联，
    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鸿胪同格，左冯翊、京兆尹同格之类。）篇幅简而易省，
    事类从而易明，故能使流览者，按简而无复遗逸也。苟为统部列表，则督抚提镇
    之属，共为一格。布按巡守之属，共为一格。其馀以府州画格，府属官吏，同编
    一格之中，固无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县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阙遗。是则
    历官著表，断无穷於无例可通，况县志之固可一官自为一格欤？
    姓名之下，注其乡贯科甲，盖其人不尽收於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传文
    也。无者阙之。至於金石纪载，他有所徵，而补收於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
    复更详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势之无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
    其姓名者，则於经纬列表之终，横列以存其目，亦阙疑俟后意云尔。
    ○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
    选举之表，即古人贤书之遗也。古者取士，不立专科，兴贤出长，兴能出治；
    举才即见於用，用人即见於事。两汉贤良、孝、秀，与夫州郡辞署，事亦见於纪
    传，不必更求选举之书也。隋唐以来，选举既专，资格愈重。科条繁委，故事相
    传，选举之书，累然充栋。则举而不必尽用，用而不必尽见於事。旧章故典，不
    可求之纪传之中，而选举之文，乃为史志之专篇矣。
    志家之载选举，不解年经事纬之法，率以进士、举人、贡生、武选，各分门
    类，又以进士冠首，而举贡以次编於后。於是一人之由贡获举而成进士者，先见
    进士科年，再搜乡举时代，终篇而始明其入贡年甲焉。於事为倒置，而文岂非复
    沓乎？间有经纬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实。以列传之体而作年表，
    乃元人撰《辽》、《金史》之弊法，虚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识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传之叙目。名列於表，而传无其人者，乃无德可称，而书事
    从略者也。其有立传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纪，而用特书之例也。今撰志者，选
    举、职官之下，往往杂书一二事实；至其人之生平大节，又用总括大略，编於人
    物名宦条中；然后更取传志全篇，载於艺文之内；此云详见某项，彼云已列某条，
    一人之事，复见叠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传之文，何其扰
    而不精之甚欤！
    表有有经纬者，亦有不可以经纬者。如永清岁贡，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
    七十七人，载之无格可归，删之於理未惬，则列叙其名於嘉靖选举之前，殿於正
    德选举之末，是《春秋》归馀於终，而《易》卦终於《未济》之义也。史迁《三
    代世表》，於夏泄而下，无可经纬，则列叙而不复纵横其体，是亦古法之可通者
    矣。
    ○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
    方志之表土族，盖出古法，非创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
    杜子春注：“系世若诸侯卿大夫系本之属”是也。《书》曰：“平章百姓。”郑
    康成曰：“百姓谓群臣之父子兄弟。”平章及辨别而章明之也。先王锡土分姓，
    所以尊人治而明伦叙者，莫不由此。故欲协和万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土亦民也，详士族而略民姓，亦犹行古之道也。《周官》乡大夫“以岁时登
    夫家之众寡”，三年以大比兴一乡之贤能。夫民贱而士贵，故夫家众寡，仅登其
    数；而贤能为卿大夫者，乃详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户口之书，其明徵也。
    近代方志，无不详书户口，而世系之载，阒尔无闻，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
    夫合人而为家，合家而为国，合国而为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为家始也。
    家不可以悉数，是以贵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齐民，以州县领世族，以司府领州县，
    以部院领司府，则执简驭繁，天下可以运於掌也。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
    有乔木也，有世臣之谓也。”州县之书，苟能部次世族，因以达於司府部院，则
    伦叙有所联，而治化有所属矣。今修志者，往往留连故迹，附会桑梓，而谱牒之
    辑阙然，是则所谓重乔木而轻世家矣。
    谱牒掌之於官，则事有统会，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势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
    南，人文称盛，习尚或近浮华。私门谱牒，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
    大河以北，风俗简朴，其人率多椎鲁无文。谱牒之学，阙焉不备，往往子孙不志
    高曾名字，间有所录，荒略难稽，其失则陋。夫何地无人，何人无祖，而偏诬偏
    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谱牒不掌於官，而史权无统之故也。
    或谓古人重世家，而其后流弊，至於争门第。魏晋而后，王、谢、崔、卢动
    以流品相倾轧；而门户风声，贤者亦不免於存轩轾，何可为训耶？此非然也。吏
    部选格，州郡中正，不当执门阀而定铨衡，斯为得矣。若其谱牒，掌於曹郎令史，
    则固所以防散佚而杜伪讬，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谱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则
    清门钜族，无贤可以出长，无能可以出治者，将激劝而争於自见矣。是亦鼓舞贤
    才之一道也。
    史迁世表，但纪三五之渊源；而《春秋》氏族，仅存杜预之世谱，於是史家
    不知氏族矣。欧阳《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几之寓言；（《史通·书志》篇，
    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刘本旨。）第邓州韩氏，不为宰相，以退之之故，
    而著於篇，是亦创例而不纯者也。魏收《官氏》与郑樵《氏族》，则但纪姓氏源
    流，不为条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仅见於欧阳，而后人又不为宗法，毋亦有
    鉴於欧阳之为例不纯乎？窃惟网罗一代，典籍浩繁，所贵持大体，而明断足以决
    去取，乃为不刊之典尔。世系不必尽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声望与国相终始者，
    纂次为表，篇帙亦自无多也。标题但署为世族，又何至於为例不纯欤？刘歆曰：
    “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其是之谓矣。
    正史既存大体，而部府州县之志，以渐加详焉。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州县博收，乃所以备正史之约取也。或曰：州县有大小，而陋邑未必尽可备谱系。
    则一县之内，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计户口，而士自不虞无系也。或又曰；生员
    以上，皆曰士矣。文献大邦，惧其不可胜收也。是则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宽严焉。
    或以举贡为律，或以进士为律，至於部府之志，则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为律，
    亦自不患其芜也。夫志之载事，如鉴之示影也。径寸之鉴，体具而微，盈尺以上，
    形之舒展亦称是矣。未有至於穷而无所置其影者也。
    州县之志，尽勒谱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贯可稽检也，争为人后之狱讼可平反
    也，私门不经之纪载可勘正也，官府谱牒之讹误（谱牒之在官者。）可借雠也。
    （借私家之谱校官谱，借他县之谱校本县，皆可也。）清浊流品可分也，姻睦孝
    友可劝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赐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尝以人著地哉？封建罢，而人不土著矣。然六
    朝郡望，问谢而知为阳夏，问崔而知为清河，是则人户以籍为定，而坊表都里，
    不为虚设也。至於梅里、郑乡，则又人伦之望，而乡里以人为隐显者也。是以氏
    族之表，一以所居之乡里为次焉。
    先城中，一县所主之地也。次东，次南，而后西乡焉，北则无而阙之，记其
    实也。城内先北街而后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乡先东南
    而后西北，《禹贡》先青、兖，次扬、荆，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为定例，
    就一县之形势，无不可也。
    凡为士者，皆得立表，而无谱系者阙之。子孙无为士者不入，而昆弟则非士
    亦书，所以定其行次也。为人后者，录於所后之下，不复详其所生；志文从略，
    家谱自可详也。寥寥数人，亦与入谱；先世失考，亦著於篇；盖私书易失，官谱
    易存，急为录之，庶后来可以详定，兹所谓先示之例焉耳。
    私谱自叙官阶封赠，讹谬甚多。如同知通判称分府，守备称守府，犹徇流俗
    所称也。锦衣千户，则称冠带将军，或御前将军，或称金吾，则鄙倍已甚，使人
    不解果为何官也。今并与较明更正。又谱中多称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号，今仍
    之，而不入总计官数云。
    ○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
    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
    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昔司马氏创定百三十篇，
    但知本周谱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为图；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
    世之形势名象，无能踪迹；此则学《春秋》而得其谱历之义，未知溯《易象》而
    得其图书之通也。夫列传之需表而整齐，犹书志之待图而明显也。先儒尝谓表阙
    而列传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图阙而书志不得不冗也。呜呼！马、班以来，二千年
    矣，曾无创其例者，此则穷源竟委，深为百三十篇惜矣。
    郑樵《图谱》之略，自谓独得之学；此特为著录书目，表章部次之法尔。其
    实史部鸿裁，兼收博采，并存家学，以备遗忘，樵亦未能见及此也。且如《通志》，
    纪传悉仍古人。反表为谱，改志称略，体亦可为备矣。如何但知收录图谱之目，
    而不知自创图体，以补前史之所无；以此而傲汉唐诸儒所不得闻，宁不愧欤？又
    樵录图谱，自谓部次，专则易存，分则易失，其说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
    检前代之图，其流亡散失，正复与前不甚相远。然则专家之学，不可不入史氏鸿
    编，非仅区区著於部录，便能保使无失也。司马迁有表，而周谱遗法，至今犹存；
    任宏录图，（郑樵云：任宏校兵书，有书有图，其法可谓善矣。）而汉家仪制，
    魏晋已不可考；则争於著录之功小，创定史体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於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
    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图之要义，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
    之学，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贵其心领而神会也。至於图象之学，又非口耳之所能
    授者，贵其目击而道存也。以郑康成之学，而凭文字以求，则娑尊诂为凤舞；至
    於凿背之犠既出，而王肃之义长矣。以孔颖达之学，而就文义以解，江源出自岷
    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缅志》之流远矣。此无他，一则困於三代图亡，一则
    困於班固《地理》无图学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专责之。）虽有好学深
    思之士，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书，多以图经为号，而地理统图，起於萧何之收图籍。是图之
    存於古者，代有其书，而特以史部不收，则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为体也，
    无文辞可以诵习，非纂辑可以约收；事存专家之学，业非文士所能；史部不与编
    摩，则再传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辅黄图》，《无和图志》，今俱存书亡图，是
    岂一朝一夕故耶？盖古无镌木印书，图学难以摩画；而竹帛之体繁重，则又难家
    有其编。马、班专门之学，不为裁定其体，而后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为也。
    解经多舛，而读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图，而不闻可以为典则者，其弊有二：一则逐於景物，而
    山水摩画，工其绘事，则无当於史裁也。一则厕於序目凡例，而视同弁髦，不为
    系说命名，釐定篇次，则不可以立体也。夫表有经纬而无辞说，图有形象而无经
    纬，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而流俗相沿，苟为悦人耳目之具矣。则传之既久，欲
    望如《三辅黄图》、《元和图志》之犹存文字，且不可得，而况能补马、班之不
    逮，成史部之大观也哉！
    图体无经纬，而地理之图则亦略存经纬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
    《释名》曰：“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地理之求经纬尚已。今之州县舆图，往
    往即楮幅之广狭，为图体之舒缩；此则丹青绘事之故习，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
    也。今以开方计里为经，而以县乡村落为纬；使后之阅者，按格而稽，不爽铢黍，
    此图经之义也。
    ○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后世《三辅黄图》及《洛阳宫殿》之图，则
    都邑宫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宫千门万户，张华遂能历举其名；郑樵以为观图之效，
    而非读书之效，是则建制之图，所系岂不重欤？朱子尝著《仪礼释宫》，以为不
    得其制，则仪节度数，无所附著。盖古今宫室异宜，学者求於文辞，而不得其解，
    则图阙而书亦从而废置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城邑衙廨，坛壝祠庙，典
    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为慎著其图，则后人观志，亦不知所向往矣。迁、
    固以还，史无建置之图；是则元、成而后，明堂太庙，所以纷纷多异说也。
    邵子曰：“天道见乎南，而潜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后也。”夫万物
    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绘图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广袤，
    列之於图，犹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庙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
    而南上，则檐额门扉，不复有所安处矣。华亭黄氏之隽，执八卦之图，乾南居上，
    坤北居下，因谓凡图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后天图》，至宋始著，误
    认为古物也。且理数之本质，从无形而立象体，当適适如其本位也。山川宫室，
    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从有象而入图，必当作对面观而始肖也。且如绘人观八卦
    图，其人南面而坐，观者当北面矣。是八卦图，则必南下北上，此则物情之极致
    也。无形之理，如日临檐，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鉴照影，对面则互易也，
    是图绘必然之势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则亦不可以论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则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迹，
    则古迹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观，则寺观不足为建置也。旧志之图，不详经制，
    而绘八景之图，其目有曰：南桥秋水，三塔春虹，韩城留角，汉庙西风，西山叠
    翠，通镇鸣钟，灵泉鼓韵，雁口声<口雝>。命名庸陋，构意勉强，无所取材；故志
    中一切削去，不留题咏，所以严史体也。且如风月天所自有，春秋时之必然，而
    强叶景物，附会支离，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内，晓霞夕照，旭日清风，东西南
    北，触类可名，亦复何取？而今之好为题咏，喜竞时名，日异月新，逐狂罔觉，
    亦可已矣。
    ○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
    史迁为《河渠书》，班固为《沟洫志》，盖以地理为经，而水道为纬。地理
    有定，而水则迁徙无常，此班氏之所以别《沟洫》於《地理》也。顾河自天设，
    而渠则人为，迁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险人工之义；而固之命名《沟洫》，则
    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浍畎所为，专隶於匠人也。不识四尺为洫，倍洫为沟，果有
    当於瓠子决河、碣石入海之义否乎？然则诸史标题，仍马而不依班，非无故矣。
    河为一渎之名，与江、汉、淮、济等耳。迁书之目《河渠》，盖汉代治河之
    法，与郑、白诸渠缀合而名，未尝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为独蒙以河号也。
    《宋》、《元》诸史，概举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闸，皆存其
    制，而其目亦为《河渠》，且取北条诸水，而悉命为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
    曰洛而曰洛河之类，不一而足。）则几於饮水而忘其源矣。（《水经》称诸水，
    无以河字作统名者。）夫以一渎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罗陂闸，虽曰命名
    从古，未免失所变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为统名，而
    道存制度，标题入志，称为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圣祖所锡；浑河、芦沟，
    古已云然；题为河渠，是固宜矣；然减水、哑吧诸水，未尝悉入一河，则标以
    《水道》，而全县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书，略有三例，沿革、形势、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势水利之体
    宜图，俱不可以求之文辞者也。迁、固以来，但为书志，而不绘其图，是使读者
    记诵，以备发策决科之用尔。天下大势，读者了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论
    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岂非徇文辞而不求实用之过欤？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则不可表治也。盖表所以齐名目，
    而不可以齐形象也。图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则非图之所得概焉。是以随
    其形象之沿革，而各为之图，所以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贡》之纪地理，
    以山川为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后儒遂谓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
    则举其大体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屡徙，往往不三数年，而形势即改旧观，以此定
    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为经，而开方计里，著为定法，河形之变易，即於村落
    方里表其所经，此则古人互证之义也。
    志为一县而作，水之不隶於永清者，亦总於图，此何义耶？所以明水之源委，
    而见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记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贡》、
    《周官》。亦见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开方计里之法，沿革变迁之故，止详於永
    清，而不复及於全河之形势，是主宾轻重之义。滨河州县，皆仿是而为之，则修
    永定河道之掌故，盖秩如焉。
    ○永清县志六书例议
    史家书志一体，古人官《礼》之遗也。周礼在鲁，而《左氏春秋》，典章灿
    著，不能复备全官，则以依经编年，随时错见，势使然也。自司马八书，孟坚十
    志，师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难以纲纪。后史因之，而详略弃
    取，无所折衷，则弊之由来，盖已久矣。
    郑樵尝谓书志之原，出於《尔雅》。彼固特著《六书》、《七音》、《昆虫
    草木》之属，欲使经史相为经纬，此则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论制作，备乎官
    《礼》，则其所谓《六书》、《七音》，名物训诂，皆本司徒之属，所谓师氏保
    氏之官，是其职矣。而大经大法，所以纲纪天人而敷张王道者，《尔雅》之义，
    何足以尽之？官《礼》之义，大则书志，不得系之《尔雅》，其理易见者也。
    宇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虽不尽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
    弘、刘煦之徒，不知挈其纲领，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会要》、《会典》之书，
    不能与史家之书志合而为一，此则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古今载籍，合则易存，分则难恃。如谓掌故备於《会要》、《会典》，而史
    中书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则《汉志》不用汉官为纲领，而应劭之仪，残阙不备；
    《晋志》不取晋官为纲领，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晋官品》。）亡逸无存，
    其中大经大法，因是而不可窥其全体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难
    为典则。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极，则立官建制，圣人且
    不以天下为己私也；而载笔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见为详略耶？
    书志之体宜画一，而史家以参差失之。列传之体本参差，而史家以画一失之。
    典章制度，一本官《礼》，体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无《地理》，或分
    《礼》、《乐》而合兵《刑》，不知以当代人官为纲纪，其失则散。列传本乎
    《春秋》，原无定式，裁於司马，略示区分。抑扬咏叹，予夺分合，其中有《春
    秋》之直笔，亦兼诗人之微婉，难以一概绳也。后史分别门类，整齐先后，执泥
    官阀，锱铢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则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县修志，古者侯封一国之书也。吏户兵刑之事，具体而微焉。今无其官而
    有吏，是亦职守之所在，掌故莫备於是，治法莫备於是矣。且府史之属，《周官》
    具书其数，《会典》亦存其制，而所职一县之典章，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惟其
    人微而缙绅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问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
    以书吏为令史，首领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之史也，可以得
    修志之要义矣。
    今之州县，繁简异势，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尽皆吏户兵刑之六曹也。
    然就一县而志其事，即以一县之制定其书，且举其凡目，而愈可以见一县之事势
    矣。案牍簿籍无文章，而一县之文章，则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为
    挈其纲领，修明其书，使之因书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职掌，於是修其业而传
    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谓书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谓掌故之书，各守专官，连床架屋，书志之体所不能该，是以存之会典会
    要，而史志别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纲，而仪礼
    三千，不闻全入春官；《司马法》六篇，不闻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马之职掌，
    而礼兵要义，可以指掌而谈也。且如马作《天官》，而太初历象，不尽见於篇籍
    也。班著《艺文》；而刘歆《七略》，不尽存其论说也。史家约取掌故，以为学
    者之要删，其与专门成书，不可一律求详，亦其势也。既不求详，而又无纲纪以
    统摄之，则是散漫而无法也。以散漫无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难矣！
    或谓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户兵刑为纲领，则纪表图书之体，不可复分也。
    如选举之表，当入吏书，河道之图，当入工书，充类之尽，则一志但存六书而已
    矣，何以复分诸体也？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古人著书，各有义类；义类既分，
    不可强合也。司马氏本周谱而作表，然谱历之书，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体，
    不闻杂入六典之中。盖图谱各有专书，而书志一体，专重典章与制度，自宜一代
    人官为统纪耳。非谓专门别为体例之作，皆杂其中，乃称隐括也。且如六艺皆周
    官所掌，而《易》不载於太卜，《诗》不载於太师，然三《易》之名，未尝不见
    於太卜；而四《诗》之目，则又未尝不著於太师也，是其义矣。
    六卿联事，交互见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县因地制宜，尤
    无一成之法，如丁口为户房所领，而编户烟册，乃属刑房；以烟册非赋丁，而立
    意在诘奸也。武生武举隶兵部，而承办乃在礼房；以生员不分文武，皆在学校，
    而学校通於贡举也。分合详略之间，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学问耶？
    ○永清县志政略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为纲，而名宦、乡贤、流寓诸条，标分为目，其例盖创於
    元明之一统志。而部府州县之国别为书，亦用统志类纂之法，可谓失其体矣。夫
    人物之不当类纂，义例详於例传首篇；名宦之不当收於人物，则未达乎著述体裁，
    而因昧於权衡义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国自具春秋，（羊舌肸《晋春秋》，
    墨子所引《燕春秋》。）则君临封内，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罢而郡县，守
    令承奉诏条，万里之外，亦如畿内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马、
    班《循吏》之传，所以与时为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专书，古有作者，义
    例非无可绎。梁元帝有《丹阳尹传》，（《隋志》凡十卷。）贺氏有《会稽太守
    赞》，（《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记》，（《唐志》凡二卷，起贞
    元，讫咸通。）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迹。其书别出，初不与《广陵烈士传》
    （华隔撰，见《隋志》。）《会稽先贤传》（谢承撰，见《隋志》。）《益部耆
    旧传》（陈寿撰，见《隋志》。）猥杂登书。是则棠阴长吏，与夫梓里名流，初
    非类附云龙，固亦事同风马者也。叙次名宦，不可与乡贤同为列传，非第客主异
    形，抑亦详略殊体也。长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兴利除弊，遗德在民，
    即当尸而祝之。否则学类颜、曾，行同连、惠，於县无补，志笔不能越境而书，
    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乡评未允，去官之后，晚节不终，苟为一时循良，便
    纪一方善政。吴起杀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当追既往也。黄霸为相，而誉减颍
    川，於志不逆其将来也。以政为重，而他事皆在所轻；岂与斯土之人，原始要终，
    而编为列传者，可同其体制欤？
    旧志於职官条下，备书政迹，而名宦仅占虚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详
    前而已。是不但宾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贬去取，全失《春秋》之据事直书也。
    夫选举为人物之纲目，犹职官为名宦之纲目也。选举职官之不计贤否，犹名宦人
    物之不计崇卑，例不相侔而义实相资也。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
    略无志，观者依检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
    列传之体缛而文，政略之体直而简，非载笔有殊致，盖事理有宜然也。列传
    包罗钜细，品藻人物，有类从如族，有分部如井；变化不拘，《易》之象也；敷
    道陈谟，《书》之质也；抑扬咏叹，《诗》之旨也；繁曲委折，《礼》之伦也；
    比事属辞，《春秋》之本义也。具人伦之鉴，尽事物之理，怀千古之志，撷经传
    之腴，发为文章，不可方物。故马、班之才，不尽於本纪表志，而尽於列传也。
    至於政略之体，义取谨严，意存补救，时世拘於先后，纪述要於经纶。盖将峻洁
    其体，可以临莅邦人，冠冕列传，经纬错综，主在枢纽，是固难为文士言也。
    古人有经无纬之书，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约《宋书》，而编年称略，
    亦其例也。而刘知几讥裴氏之书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达於古人之旨。《黄
    石》、《淮南》，（《黄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诸子之篇也。张温、
    鱼豢（张温《三史略》、鱼豢《典略》。）史册之文也。其中亦有谟略之意，何
    尝尽取节文为义欤？
    循吏之迹，难於志乡贤也。治有赏罚，赏罚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齐，其难
    一也。事有废兴，废兴异而难易殊，今昔之互视，其难二也。官有去留，非若乡
    人之子姓具在，则迹远者易湮，其难三也。循吏悃愊无华，巧宦善於缘饰，去
    思之碑，半是愧辞，颂祝之言，难徵实迹，其难四也。擢当要路，载笔不敢直道，
    移治邻封，瞻顾岂遂无情？其难五也。世法本多顾忌，人情成败论才，偶遭罣误
    弹章，便谓其人不善，其难六也。旧志纪载无法，风尘金石易湮，纵能粗举大凡，
    岁月首趾莫考，其难七也。知其难，而不敢不即闻见以存其涯略，所以穷於无可
    如何，而益致其慎尔。
    列传首标姓名，次叙宫阀，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标首，非惟宾主之理
    宜然，抑亦顾名思义之旨，不可忽尔。旧志以知县县丞之属，分类编次，不以历
    官先后为序，非政略之意，故无足责也。
    ○永清县志列传序例
    传者对经之称，所以转授训诂，演绎义蕴，不得已而笔之於书者也。左氏汇
    萃宝书，详具《春秋》终始，而司马氏以人别为篇，标传称列，所由名矣。经旨
    简严，而传文华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无经之传，则唐宋文集之中，
    所以纷纷多传体也。近人有谓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传。夫以绎经之题，逐
    末遗本，折以法度，彼实无辞。而乃称说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讥，以谓
    公穀非鲁太史，何以亦有传文？则其人当无说以自解也。且使身为史官，未有本
    纪，岂遽可以为列传耶？此传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无经之传，文人之集也。无传之经，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艳而诬，方志失
    之短而俗矣。自获麟绝笔以来，史官不知百国宝书之义。州郡掌故，名曰图经；
    历世既久，图亡而经孤，传体不详，其书遂成瓠落矣。乐史《寰宇记》，袭用
    《元和志》体，而名胜故迹，略存於点缀。其后元明《一统志》，遂以人物、列
    女、名宦、流寓诸目，与山川、祠墓，分类相次焉。此则地理专门，略具类纂之
    意，以供词章家之应时取给尔，初不以是为重轻者也。（阎若璩欲去《一统志》
    之人物门，此说似是。其实此等亦自无伤，古人亦不尽废也。盖此等此，原不关
    正史体裁也。）州县之志，本具一国之史裁，而撰述者转用一统类纂之标目，岂
    曰博收以备国史之约取乎？
    列传之有题目，盖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为施、孟、
    梁邱、龚、黄、卓、鲁诸人而设也。其馀人类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万？必
    欲尽以二字为标题，夫子亦云方人，我则不暇矣。欧阳《五代》一史，尽人皆署
    其品目，岂所语於《春秋》经世，圣人所以议而不断哉？方州之志，删取事略，
    区类以编，观者索然，如窥点鬼之簿。至於名贤列女，别有状志传铭，又为分裂
    篇章，别著艺文之下。於是无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详见某卷，彼云已列某条，
    复见叠出，使人披阅为劳，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也！此又志家列传之不可不深长
    思者也。
    近代之人，据所见闻，编次列传，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详前史，录其史
    传正文，无所更易，抑亦马、班递相删述，而不肯擅作聪明之旨也。虽然，列史
    作传，一书之中，互为详略，观者可以周览而知也。是以《陈馀传》中，并详张
    耳之迹，管晏政事，备於太公之篇，其明验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犹仍列传原文，
    而不采史文之互见，是何以异於锲彼舟痕，而求我故剑也？
    史文有讹谬，而志家订正之，则必证明其故，而见我之改易，初非出於得已
    也。是亦时势使然，故司马氏《通鉴考异》，不得同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
    史文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采其长而讳所短，
    则不如勿用其文，犹得相忘於不觉也。志家选史传以入艺文，题曰某史某人列传
    矣。按传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删所节之故，而又无所证也，是则欲讳所短，
    而不知适以暴之矣。
    史传之先后，约略以代次；否则屈贾、老庄之别有命意也。比事属辞，《春
    秋》之教也，比兴於是存焉尔；疏通知远，《尚书》之教也，象变亦有会焉尔。
    为列传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则为人作自陈年甲状而已矣。
    ○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
    列女之传，传其幸也。史家标题署目之传，儒林、文苑、忠义、循良，及於
    列女之篇，莫不以类相次，盖自蔚宗、伯起以还，率由无改者也。第儒林、文苑，
    自有传家，忠义、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数见，见非一端，太史搜罗，易
    为识也。贞女节妇，人微迹隐，而纲维大义，冠冕人伦；地不乏人，人不乏事，
    輶轩远而难采，舆论习而为常。不幸不值其时，或值其时而讬之非人，虽有高行
    奇节，归於草木同萎，岂不惜哉！永清旧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实莫
    考，则讬非其人之效也。旧志留青而后，新编未辑以前，中数十年，略无可纪，
    则值非其时之效也。今兹博采广询，备详行实，其得与於列传，兹非其幸欤？幸
    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刘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学，使为丈夫，则儒林之选也。
    蔡琰著其才，使为丈夫，则文苑之材也。刘知几讥范史之传蔡琰，其说甚谬；而
    后史奉为科律，专书节烈一门。然则充其义例，史书男子，但具忠臣一传足矣；
    是之谓不知类也。永清列女，固无文苑儒林之选，然而夫死在三十内，行年历五
    十外，中间嫠处，亦必满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须十五年后，与夫四十岁外，律
    令不得不如是尔。妇德之贤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岁前；
    杞梁妻亡，未必去战莒十五年后也。以此推求，但覈真伪，不复拘岁年也。州县
    之书，密迩而易於徵实，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迁、固之书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叙於《货殖》，文君附著《相如》，
    唐山之入《艺文》，缇萦之见《刑志》，或节或孝，或学或文，磊落相望；不特
    杨敞之有智妻，买臣之有愚妇也。盖马、班法简，尚存《左》、《国》馀风，不
    屑屑为区分类别；亦犹四皓、君平之不标隐逸，邹、枚、严、乐之不署文苑也。
    李延寿《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题，特著《列女》；
    《南史》因无列女原题，乃以萧矫妻羊以下，杂次《孝义》之篇；遂使一卷之中，
    男女无所区别，又非别有取义，是直谓之缪乱而已，不得妄讬於马、班之例也。
    至於类族之篇，亦是世家遗意，若王、谢、崔、卢孙曾支属，越代同篇；（王、
    谢、崔、卢，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为一处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长，不可以
    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义例。其牵连而及者，或威姑年迈而
    有懿德，或子妇齿稚而著芳型，并援刘向之例。（刘向之例，列女乃罗列女行，
    不拘拘为节烈也。姑妇相附，又世家遗意也。）一并联编，所谓人弃而我取者也。
    其或事系三从，行详一族，虽是贞节正文，亦为别出门类；（如刘氏守节，而归
    义门列传之类。）庶几事有统贯，义无枝离，不拘拘以标题为绳，犹得《春秋》
    家法，是又所谓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传之体，人自为篇，篇各为论，全失马、班合传，师法《春秋》之比
    事属辞也。（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汉
    书》於简帙繁重之处，宁分上中下而仍为一篇，不肯分其篇为一二三也。）至於
    《列女》一篇，叙例明云不专一操矣。（《自叙》云：“录其高秀，不专一操”
    而已。）乃杂次为编，不为分别置论，（他传往往一人事毕，便立论断，破坏体
    裁。此处当分，反无论断。）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误耶？今志中列传，不敢妄意分
    合，破体而作论赞。惟兹《列女》一篇，参用刘向遗意。（列传不拘一操，每人
    各为之赞。）各为论列，抑亦诗人咏叹之义云尔。其事属平恒，义无特著，则不
    复缀述焉。太史标题，不拘绳尺，（传首直称张廷尉、李将军之类。）盖春秋诸
    子以意命篇之遗旨也。至班氏列传，而名称无假借矣。范史列传，皆用班传书法；
    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
    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义矣。（当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
    不当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称，揭於其上，
    何蔚宗之不惮烦也？篇首既标列女，曹昭不闻署贤母也，蔡琰不闻署才女也，皇
    甫不闻称烈妇也，庞氏不闻称孝妇也，是则娥、雄之加藻饰，又岂《春秋》据事
    直书，善恶自见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叙次列女之行事，不书姓氏，而直以贞
    女节妇二字代姓名者，何以异於科举制义，破题人不称名，而称圣人、大贤、贤
    者、时人之例乎？是则蔚宗实阶之厉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
    且详书其村落，以为后此分乡析县之考徵。其贞烈节孝之事，观文自悉，不复强
    裂题目，俾览者得以详焉。（妇人称姓曰张曰李可也。今人不称节妇贞女，即称
    之曰氏，古人无此例也。称其节妇贞女，是破题也。称之谓氏，是呈状式也。）
    先后略以时代为次。其出於一族者，合为一处；时代不可详者，亦约略而附
    焉。
    无事可叙，亦必详其婚姻岁月，及其见存之年岁者，其所以不与人人同面目，
    惟此区区焉耳。噫！人且以是为不惮烦也。（其有不载年岁者，询之而不得耳。）
    ○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
    史家阙文之义，备於《春秋》。两汉以还，伏、郑传经，马、班著史；经守
    师说，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艺有阙简之文，而三传无互存之例矣。（《公》、
    《穀》异闻，不著於《左氏》；《左氏》别见，不存於《公》、《穀》。）夫经
    尊而传别其文，故入主出奴，体不妨於并载；史直而语统於一，则因削明笔，例
    不可以兼存，固其势也。司马氏肇法《春秋》，创为纪传，其於传闻异辞，折衷
    去取，可谓慎矣。顾石室金匮，方策留遗，名山大川，见闻增益。其叙例所谓疑
    者阙之，与夫古文乖异，以及书阙有间，其轶时时见於他说云云者，但著所取，
    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为阙，而不存阙之之说；是则厕足而致之黄泉，容足之外，
    皆弃物矣。夫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闻欲多而疑存其阙，慎之至也。
    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访，是直所谓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复何阙之
    有哉？
    阙疑之例有三：有一事两传而难为衷一者，《春秋》书陈侯鲍卒，并存甲戌
    己丑之文是也。有旧著其文而今亡其说者，《春秋》书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
    书闻见而不自为解者，《春秋》书恒星不见，而不言恒星之陨是也。韩非《储说》，
    比次春秋时事，凡有异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则甲戌己丑之例也。
    孟子言献子五友，而仅著二人，则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书马惊败绩，而不
    书马中流矢，是恒星不见之例也。马、班以还，书闻见而示意者，盖有之矣；一
    事两书，以及空存事目者，绝无闻焉。如谓经文得传而明，史笔不便於自著而自
    释，则别存篇目，而明著阙疑以俟访，未见体裁之有害也。
    史无阙访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见，折衷群说，稍有失中，后人无由辨正，
    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义难割爱，猥杂登书，有妨史体，削而不录，又
    阙情文，其弊二也。传闻必有异同，势难尽灭其迹，不为叙列大凡，则稗说丛言，
    起而淆乱，其弊三也。初因事实未详，暂置不录，后遂阙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
    其弊四也。载籍易散难聚，不为存证崖略，则一时之书，遂与篇目俱亡，后人虽
    欲考求，渊源无目，其弊五也。一时就所见闻，易为存录，后代<虫连>蜷补缀，辞
    费心劳，且又难以得实，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马、班有专家之学，
    史宗久失，难以期之马氏外孙，班门女弟，不存阙访，遂致心事难明，其弊七也。
    史传之立意命篇，如《老庄》、《屈贾》是也；标题类叙，如《循吏》、《儒林》
    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断无可缀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详，疑而难决
    之事，不存阙访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内，类例不清，文辞难称粹洁，其弊
    八也。开局修书，是非哄起，子孙欲表扬其祖父，朋党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
    无徵，传闻难信，不立阙访，以杜请谒，（如云事实尚阙，而所言既有如此，谨
    存其略，而容后此之参访，则虽有惼心之人，亦无从起争端也。）无以谢绝一
    偏之言，其弊九也。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别识心裁，不以阙访存
    其补救，则才非素王，笔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谓史至马、班极矣，未闻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远例《春秋》，而近祧
    《史》、《汉》，后代史家亦有见及於此者乎？答曰：后史皆宗《史》、《汉》。
    《史》、《汉》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创之，大率近於类聚之书，皆马、班之吐弃
    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趋马、班，犹恐不及，况能创意以救马、班之失乎？然有窥
    见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尽诬也。陈寿《蜀志》，以诸葛不立史官，蜀
    事穷於搜访，因於十五列传之末，独取杨戏《季汉辅臣赞》，与《益部耆旧杂记》
    以补之。常璩《华阳国志》，以汉中士女有名贤贞节，历久相传，而遗言轶事，
    无所考见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无所笔削。此则似有会於多闻阙疑之
    旨者。惜其未能发凡起例，特著专篇；后人不暇搜其义蕴，遂使独断之学，与比
    类之书，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县志书，例编人物一门，厕於山川祠墓、方物土产之间，而前史列传
    之体，不复致思焉。其有丰功伟绩，与夫潜德幽光，皆约束於盈寸之节略，排纂
    比次，略如类书；其体既亵，所收亦猥滥而无度矣。旧志所载，人物寥寥，而称
    许之间，漫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史。且其
    文字之体，尤不可通，或如应酬肤语，或如案牍文移，泛填排偶之辞，閒杂帖括
    之句，循名按实，开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乡人庸行，请讬滥收；或是当日名
    流，失传事实；削之则九原负屈，编之则传例难归。又如一事两说，参差异同，
    偏主则褒贬悬殊，并载则抑扬无主，欲求名实无憾，位置良难。至於近代之人，
    开送事迹，俱为详询端末，纤悉无遗，具编列传之中，曾无时世之限；其间亦有
    姓氏可闻，实行莫著，滥收比类之册，或可奄藏，入诸史氏体裁，难相假借。今
    为别裁阙访，同占列传之篇，各为标目，可与正载诸传，互相发明。是用叙其义
    例，以待后来者之知所审定云尔。
    ○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
    自也。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犹是庄生之叙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
    司马迁《十二诸侯表叙》，则於吕览、虞卿、铎椒、左丘明诸家，所为《春秋》
    家言，反覆推明著书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迁绍述《春秋》，
    即虞、吕、铎、左之意，人讥其僣妄非也。）班固作迁列传，范氏作固列传，家
    学具存。至沈约之传范氏，姚氏之传沈约，不以史事专篇为重，於是史家不复有
    祖述渊源之法矣。今兹修志，而不为前志作传，是直攘人所有而没其姓名，又甚
    於沈、姚之不存家学也。盖州县旧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书之力能自寿也。
    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
    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
    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
    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
    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专传，
    弊已如是，况州县之书，迹微易隐，而可无专录乎？
    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於《世本》、《国策》，固书之资於冯
    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惲之布迁书，马融之受汉史，是
    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广、崔骃之注马，服虔、应劭之释班，是也。
    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马、班而后，家学渐衰，（世传之家学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
    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
    一十八家，是也。同纪一朝之迹，而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不
    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
    也。
    六代以还，名家复歇，（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而集众修书
    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晋书》，元人之修《宋》、《辽》、《金》三史，是也。
    监修大臣，著名简端，而编纂校勘之官，则隐显不一。即或偶著其人与修史事，
    而某纪某表编之谁氏，某志某传辑自何人，孰为草创规条，孰为润色文采，不为
    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
    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若夫日历起居之法，延阁广内之藏，投牒议谥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传
    首叙例，详明其制；或於传终论述，推说其由，无施不可。亦犹儒林传叙，申明
    学制，表立学官之遗意也。诚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犹患史学不举，史道不明，未
    之闻也。
    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
    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新编告成，而旧书覆瓮，未必新书皆优，而旧志
    尽劣也。旧志所有，新志重复载之，其笔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旧志所未及载，
    新志必有增益，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后起之书，易
    於攻摘。每见修志诸家，创定凡例，不曰旧书荒陋，则云前人无稽，后复攻前，
    效尤无已。其实狙公颠倒三四，本无大相径庭；但前人已往，质证无由，则旧志
    之易为厌弃者二矣。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其有特事搜罗，
    旁资稽索，不过因此证彼，初非耽悦本书。新旧二本，杂陈於前，其翻阅者，犹
    如科举之士，购求程墨，阴阳之家，检视宪书，取新弃旧，理势固然，本非有所
    特择，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夫索绥《春秋》，（索绥撰《前凉春秋》。）
    端资边浏；（浏承张骏之命，集凉内外事。）常璩《国志》，（《华阳国志》也。）
    半袭谯周。（《华阳国志》载李氏始末。其刘氏二志，大率取裁谯周《蜀本纪》。）
    是则一方之书，不能无藉於一方之纪载，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岂非得鱼忘筌，
    习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书，放失难考耶？
    主修之官，与载笔之士，撰著文辞，不分名实；前志之难传，一也。序跋虚
    设，於书无所发明；前志之难传，二也。（如有发明，则如马、班之录《自序》，
    可以作传矣。）作志之人，行业不详；前志之难传，三也。书之取裁，不标所目；
    前志之难传，四也。志当递续，非万不得已，不当迭改；迭改之书，而欲并存，
    繁重难胜；前志之难传，五也。於难传之中，而为之作传，盖不得已而存之，推
    明其故，以为后人例也。
    ○永清县志文徵序例
    《永清县志》告成，区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定著二十五篇，
    篇各有例。又取一时徵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
    类相从，别为奏议、徵实、论说、诗赋，各为一卷，总四卷。卷为叙录如左，而
    总叙大指，以冠其编。
    叙曰：古人有专守之官，即有专掌之故；有专门之学，即有专家之言；未有
    博采诸家，汇辑众体，如后世文选之所为也。官失学废，文采愈繁。以意所尚，
    采掇名隽，若萧氏《文选》，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达於治道，
    《宋文之鉴》是也。相质披文，进而欲为史翼，《元文之类》是也。是数子之用
    心，可谓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以及晋乘、楚梼杌、与
    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在昔非无其例也。
    唐刘知几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於纪
    传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书，相辅益章之义矣。第窥古人之书，《国语》载言，
    必叙事之终始；《春秋》义授左氏，《诗》有国史之叙，故事去千载，读者洞然
    无疑。后代选文诸家，掇取文辞，不复具其始末，如奏议可观，而不载报可，寄
    言有讬，而不述时世，诗歌寓意，而不缀事由，则读者无从委决，於史事复奚裨
    乎？《文选》、《文粹》，固无足责；《文鉴》、《文类》，见不及斯，岂非尺
    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
    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釐
    正，别具《文徵》，仍於诗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阙之。聊於叙例，
    申明其旨云尔。
    △奏议叙录
    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萧统选文，
    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
    家言，本无当於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於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
    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
    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
    史家之取奏议，如《尚书》之载训诰，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裁入书志之篇；
    其关於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纪传篇幅，各有限断，一代奏牍，文
    字繁多，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按班氏《汉书》，备详书奏，然覆
    检《艺文志》内，石渠奏议之属，《高祖》、《孝文》论述册诏之传，未尝不於
    正史之外，别有专书。然则奏议之编，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前人编
    《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皆体严用钜，不若文士选文之例，而不知
    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别为礼议二十馀卷，不必其言之见用与
    否，而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而
    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专门之书，自为裁制，或删或节，固无不可。史志
    之体，各有识职，徵文以补书志之阙，则录而不叙，自由旧章。今采得奏议四篇，
    咨详禀帖三篇，亦附录之，为其官府文书，近於奏议，故类入焉。其先后一以年
    月为次，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
    △徵实叙录
    徵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
    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
    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
    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
    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
    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
    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
    可徵史裁，由於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徵实之体，自记事而外，又有数典之文，考据之家，所以别於叙述之文也。
    以史法例之，记事乃纪传之馀，数典为书志之裔，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记事之
    源，出於《春秋》，而数典之源，本乎官《礼》，其大端矣。数典之文，古来亦
    具专家，《戴记》而后，若班氏《白虎通议》，应氏《风俗通议》，蔡氏《独断》
    之类，不可胜数。而文人入集，则自隋唐以前，此体尤所未见者也。至於专门学
    衰，而文士偶据所得，笔为考辨，著为述议，成书则不足，削弃又可惜，於是无
    可如何，编入文集之中，与诗赋书表之属，分占一体，此后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
    也。
    徵实之文，与本书纪事，尤相表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其传状之文，有与
    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以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而笔削之善否工拙，
    可以听后人之别择审定焉，不敢自据为私也。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
    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实也。仍於篇后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
    △论说叙录
    论说之文，其原出於《论语》。郑氏《易》云：“云电屯，君子以经纶。言
    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盖当其用，则为典谟训诰；当其未用，则为论撰说议，
    圣人制作，其用虽异，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诸子，各守专家，虽其学有醇驳，
    语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则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於书，而非有意为文
    章华美之观；是论说之本体也。自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於是文人撰集，说议
    繁多。其中一得之见，与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
    卓，或诸体杂出，自致参差；或先后汇观，竟成复沓；此文集中之论说，所以异
    於诸子一家之言也。唐马总撰《意林》，裁节诸子，标其名隽，此亦弃短取长之
    意也。今兹选文，存其论之合者，亦撰述之通义也。
    《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
    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与唐宋诸论，名同实异。然《养生》、
    《博弈》诸篇，则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诸子风衰之会也。萧氏不察，同
    编一类，非其质矣。
    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劄记，则宋人有志於学，而为返
    朴还淳之会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习气，而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
    造逢源。遍阅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馀，取其偶然所得，一时未能
    结撰者，劄而记之，积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义理率多可观，而宗旨终难究索
    也。
    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约存一首，聊以备体，非敢谓有合於
    古人也。
    △诗赋叙录
    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於司乐，篇什
    叙於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
    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於是声诗之道，
    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
    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唐宋以后，虽
    云文士所业，而作者继起，发挥微隐，敷陈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
    选文至於诗赋，能不坠於文人绮语之习，斯庶几矣。
    刘氏《七略》，以封禅仪记入《礼经》，秦官奏议、《太史公书》入《春秋》，
    而《诗赋》自为一略，不隶《诗经》；则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为部次也。惜其
    叙例，不能申明原委，致开后世诗赋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赋乃六义
    之一，其体诵而不歌。而刘《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诗，於是以赋冠前，而诗歌
    杂体，反附於后，以致萧《选》以下，奉为一定章程，可谓失所轻重者矣。又其
    诗赋区为五种，若杂赋一门，皆无专主名氏，体如后世总集之异於别集。诗歌一
    门，自为一类，虽无叙例，观者犹可以意辨之，知所类别。至屈原以下二十家，
    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孙卿以下二十五家，门类既分为三，当日必有其说；而叙例
    阙如，（如诸子之目后叙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与诸子
    之书，同申原委；此诗赋一略，后人所为欲究遗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县文徵，选辑诗赋，古者《国风》之遗意也。旧志八景诸诗，颇染文士习
    气，故悉删之，所以严史例也。文丞相词与《祭漯河文》，非诗赋而并录之者，
    有韵之文，如铭箴颂诔，皆古诗之遗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
    班固《古今人表》，为世诟詈久矣。由今观之，断代之书，或可无需人表；
    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也。固以断代为书，承迁有作，凡迁史所阙门类，固则补
    之；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但画西京为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贡》、
    《周官》，《五行》罗列春秋战国；人表之例，可类推矣。人表之失，不当以九
    格定人，强分位置，而圣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刘知几
    摘其有古无今，名与实舛，说亦良允。其馀纷纷议其不当作者，皆不足为班氏病
    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与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或以都分
    国别异有标题，横列为经，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以为之纬；且明著其说曰，
    取补迁书，作列传之稽检。则其立例，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岂至反为
    人诟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众毁之馀，而无有精史裁者，为之救其弊而
    善所用也。近代马氏《绎史》，盖尝用其例矣。然马氏之书，本属纂类，不为著
    作。推其用意，不过三代去今日久，事文杂出，茫无端绪，列为人表，则一经传
    姓名考耳。且犹贬置班表，不解可为迁书补隙；又不解扩其义类，可为史氏通裁；
    顾曰人表，若为《绎史》而作，则亦未为知类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书事迹，多取简编故实；非如当代纪载，得於耳闻目见，虚
    实可以互参。而既为著作，自命专家，则列传去取，必有别识心裁，成其家言；
    而不能尽类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势也。（即如《左传》中事，收入《史记》。
    而子产、叔向诸人，不能皆编列传。《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杂见传
    记，姓名隐显，不无详略异同。列传裁断所馀，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则略者致讥
    挂漏，详者被谤偏徇，即后人读我之书，亦觉阙然少绳检矣。故班氏之《人表》，
    於古盖有所受，不可以轻议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断代之史，子言或可无需人表，或之云者，未
    定辞也。断代无需徵古，何当有人表欤？曰：断代书不一类，约计盖有三门，然
    皆不可无人表也。较於通史，自稍缓耳；有之，斯为美矣。史之有列传也，犹
    《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经而次年月，列传分人而著标题，其体稍
    异；而其为用，则皆取足以备经（《春秋》。）纪（本纪。）之本末而已矣。治
    《左氏》者，尝有列国《公子谱》矣。治断代纪传之文者，仅有班《书》、《人
    表》，甫著录而已为丛诟所加，孰敢再议人物之条贯欤？夫《春秋》、《公子》、
    《谥族》诸谱，（杜预等。）《名字异同》诸录，（冯继先等。）治编年者，如
    彼其详。而纪传之史，仅一列传目录，而列传数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仅著王
    侯将相，势自不能兼该人物，类别区分。是以学者论世知人，与夫检寻史传去取
    义例，大抵渺然难知；则人表之不可阙也，信矣。
    顾氏炎武曰：“史无年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列传既多，则文繁而事反遗漏。”
    因谓其失始於陈寿，而范、沈、姚、李诸家，咸短於此。顾氏之说，可谓知一而
    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废；然王公将相，范、沈、姚、李诸史，所占篇幅几何？
    唐宋之史，复立年表，而列传之繁，乃数倍於范沈诸书，年表何救於列传之多欤？
    夫不立人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年表犹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为史家怪笑，不敢
    复犯，宜其纷纷著传，如填户版，而难为决断，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纪载，简册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迁史之待补於固，
    未为晚也。断代之史，或取裁於簿书记注，或得之於耳目见闻，势必不能尽类而
    书，而又不能必其事之无有，牵联而及；则纵揽人名，区类为表，亦足以自见凡
    例，且严列传通裁，岂可更待后之人乎？夫断代之史，上者如班、陈之专门名家，
    次者如晋唐之集众所长，下者如宋元之强分抑配。专门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
    明其独断别裁；集众所长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强分抑配之史，非
    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棼。故曰，断代之史，约计三门，皆不可无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谓必欲仿乎史也，而
    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无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
    反类人物表焉，而更无所谓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盖方志之弊也久矣！史
    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
    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
    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翦裁。
    至於品皆曾、史，治尽报、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
    固等於自郐无讥，存而不论可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
    讬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味通裁达识；所谓似
    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弊久矣。是以国史宁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也，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
    兴。离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虽曰一方之志，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今为人物
    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纪，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义未安；削
    而不载，又似阙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讼纷然，而私智穿凿之流，往往节录本纪，
    巧更名目，辗转位置，终无确当。今於传删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
    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
    通裁。然既举事文，归於其义，则简册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类纂也。
    兹於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
    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详於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於乡党自好，家庭小
    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
    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
    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艺，明其条贯，天下示诸掌乎？夫《书》道政事，典、谟、
    贡、范，可以为经要矣。而《周官》器数，不入四代之书。夏礼、殷礼，夫子能
    言，而今已不存其籍。盖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
    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也。司马迁氏绍法《春秋》，著为十
    二本纪，其年表列传，次第为篇，足以备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经纬
    人伦，纲维世宙之具，别为八书，以讨论之。班氏广为十志，后史因之，互有损
    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昔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鲁。
    左氏综纪《春秋》，多称礼经。书志之原，盖出官《礼》。《天官》未改天文，
    《平准》未改食货，犹存《汉书》一二名义，可想见也。郑樵乃云：“志之大原，
    出於《尔雅》”，非其质矣。然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
    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
    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
    “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
    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
    《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
    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
    不必分经为六矣。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管子》、《吕览》、
    《鸿烈》诸家，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采掇制数，运以心裁，勒成一家之
    言，其所仿也。马、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於一家
    之言，曲折求备耳。如欲曲折求备，则文必繁芜，例必庞杂，而事或反晦而不显
    矣。惟夫经生策括，类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该，便於寻检，此则猥陋
    无足责耳。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
    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中
    簿书纤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张本，后世又无由而知，则欲考古制
    而得其详，其道何从？曰：叔孙章程，韩信军法，萧何律令，皆汉初经要之书，
    犹《周官》之六典也。《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宫府，
    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
    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藉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
    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
    倍汉，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胜矣。万物之情，各有所极。倘后人再倍《唐》、
    《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
    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数哉？
    然则前代章程故事，将遂听其亡欤？曰：史学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
    欧阳《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窥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刘氏有《政
    典》，杜氏有《通典》，并仿《周官》六典，包罗典章，钜细兼收，书盈百帙。
    未尝不曰君臣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於赅备，故修之至汲汲也。至
    於宋初王氏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其后徐氏更为《两汉会要》，则补苴
    前古，括代为书。虽与刘、杜之典，同源异流，要皆综核典章，别於史志，义例
    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为典要，既已如彼；后人修唐宋书，即以其法，纪纲
    唐宋制度，使与纪传之史，相辅而行；则《春秋》、《周礼》，并接源流。弈世
    遵行，不亦善乎？何欧阳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数，而猥
    加罗列，则亦不善度乎时矣。”或谓《通典》、《会要》之书，较马、班书志之
    体为加详耳。其於器物名数，亦复不能甄综赅备，故考古者不能不参质他书，此
    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虽户版之籍，市井泉货之簿，未始不可备考证也。
    如欲皆存而无裁制，则岱岳不足供藏书，沧海不足为墨渖也。故为史学计其长策，
    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
    有条贯，以存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礼》。百官具於朝廷，则惟国史书志，得而撷其要，国
    家会典会要之书，得而备其物与数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与掌故乎？曰：部寺
    卿监之志，即掌故也；拟於《周官》，犹夏官之有《司马法》，冬官之有《考工
    记》也。部府州县之志，乃国史之分体，拟於周制，犹晋《乘》、楚《梼杌》、
    与鲁《春秋》也。郡县异於封建，则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职掌，在上颁
    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较之国史，具体而微。志与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
    溷也。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於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
    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
    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名胜大邦，与荒僻陋邑，无以异也。故求於今日之
    志，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故
    曰：礼失求诸野也。夫治国史者，因推国史以及掌故，盖史法未亡，而掌故之义
    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转从掌故而正方志；盖志义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坠；
    修其掌故，则志义转可明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志义欲
    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
    简略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识也。但知详备为掌故，则胥史优为之，
    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约之道者
    此也。而或误以并省事迹，删削文字，谓之简也；其去古人，不亦远乎？夫名家
    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详人之所略，或弃人之所取，初无一成之法。要
    读之者，美爱传久，而恍然见义於事文间，斯乃有关於名教也。然不整齐掌故，
    别为专书，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