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
    昔者刘氏之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
    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
    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
    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
    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
    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於记诵之间，知所决择，
    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
    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
    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
    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
    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
    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於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
    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
    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
    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
    至於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讬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
    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
    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
    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
    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
    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
    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於理，天也；气能
    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於天，
    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
    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
    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於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人之
    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於阴矣。
    阴阳伏沴之患，乘於血气而入於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於私，似天而
    实蔽於人，发为文辞，至於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於天而参於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於文辞，以为观
    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於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
    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
    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
    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
    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
    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
    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於养也。史迁百三十篇，
    《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
    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
    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於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
    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於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
    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
    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准》之算及商
    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於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
    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
    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
    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
    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於三代之英，而经
    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
    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
    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
    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於《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於名教，而
    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史释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
    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
    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
    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
    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
    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
    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
    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犹太宰司会之於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
    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
    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
    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
    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
    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
    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
    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何
    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
    问礼问官，岂非学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
    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
    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於是文章学问，
    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
    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
    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
    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
    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
    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
    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於学则已，君子苟有志於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於人
    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
    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
    极精能，其无当於实用也审矣。
    孟子曰：“力能举百钧，而不足举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
    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
    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义者也。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
    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
    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於
    一，於是人之学术，不尽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
    於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犹有合於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
    《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
    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
    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
    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
    《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
    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
    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於知时，
    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
    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於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
    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於天下。至於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
    业。（孔子问礼，必於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
    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
    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惲，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
    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
    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
    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
    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
    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
    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
    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於文诰案牍之类
    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
    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於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
    家。后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牴牾复
    沓之弊出。复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
    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
    《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
    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
    挥於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
    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
    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
    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
    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
    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
    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
    於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
    《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
    《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
    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
    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
    昭《后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徵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
    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
    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
    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
    塞责，私门著述，敬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
    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
    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於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於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
    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
    效多於旧，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传记
    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
    《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
    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录人物者，
    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
    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於后世，苟无伤於义理，从众
    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
    《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
    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
    为传而非经，而《易·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后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
    而使之有以别於后儒之传记尔。周末儒者，及於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
    经纶，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於书而
    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盖皆
    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
    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於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后，
    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
    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於古未之前闻。夫后世文字，於古无有，
    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
    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汤、武之事，皆曰：“於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
    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不为经师，
    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文章宗旨，著述
    体裁，称为例义。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於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
    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学，
    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
    为古所愚也。
    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
    必拘拘於正史列传，而始可为传，则虽身居史职，苟非专撰一史，又岂可别自为
    私传耶？若但为应人之请，便与撰传，无以异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
    不得为，己居其官，即可为之，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是将以史官为胥吏，
    而以应人之传，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说尤不可通矣。道听之徒，乃谓此言出
    大兴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持门户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於古人，则不尽然。
    按《三国志》庞淯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烈女传》云：“故黄门
    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
    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
    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
    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
    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
    者，凡数十家。即见於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
    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挟兔园之册，但见昭明《文选》、
    唐宋八家鲜入此体，遂谓天下之书，不复可旁证尔。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人
    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
    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说详本篇《序例》。）其诸史本传，
    悉入《文徵》，以备案检。（所谓三家之学，《文徵》以拟《文选》。）其於撰
    述义例，精而当矣。时有佥人，穷於宦拙，求余荐入书局，无功冒餐给矣。值督
    府左迁，小人涎利构谗，群刺蜂起，当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荐
    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诪张以罔上也。（别有专篇辨
    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选》、《文苑》，《文选》、《文苑》本无传体。
    因举《何蕃》、《李赤》、《毛颖》、《宋清》诸传，出於游戏投赠，不可入正
    传也。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而又阴主其说，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华》
    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
    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
    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
    （杜牧。）合於史家正传例者，凡十馀篇，而谓《文苑》无正传体，真丧心矣！
    宋人编辑《文苑》，类例固有未尽，然非佥人所能知也。即传体之所采，盖
    有排丽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传》之类。）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
    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借名存讽刺者，（《宋
    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
    颖传》之类。）亦次於诸正传中；不如李汉集韩氏文，以《何蕃传》入杂著，以
    《毛颖传》入杂文，义例乃皎然矣。
    ○习固
    辨论乌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间也。乌
    乎极？极於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於
    秋毫，耳力穷乎穴蚁。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
    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
    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极於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
    隐微之所发端也。
    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宝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
    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於无所见是非
    也。
    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
    微而推极之者也。安於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
    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
    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於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
    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
    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於向者之所见，而其
    所云实不异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
    奇者也。
    酤家酿酒而酸，大书酒酸减直於门，以冀速售也。有不知书者，入饮其酒而
    酸，以谓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遗其物，主家追而纳之，又谓主人之厚己也。屏
    人语曰：“君家之酒酸矣，盍减直而急售？”主人闻之而哑然也。故於是非而不
    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於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
    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於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
    犹推始於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
    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
    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尊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
    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陆
    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於
    事物，而不讬於空言也。师儒释理以示后学，惟著之於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
    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
    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
    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
    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治学分而师儒尊知以行闻，自非夫子，其势不能
    不分也。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交
    相为厉也。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
    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於道问学，故
    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於支离；谓陆氏之偏於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
    陆氏之流於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
    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
    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
    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
    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
    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后学之哓哓乎？但门户既分，
    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
    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
    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
    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
    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黄、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则自无暇及
    於门户异同之见，亦自不致随於消长盛衰之风气也。是则朱子之流别，优於陆、
    王也。然而伪陆、王之冒於朱学者，犹且引以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
    受矣。
    传言有美疢，亦有药石焉。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伪陆、
    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朱学之忧也。盖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
    子之学也。求一贯於多学而识，而约礼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诸经解义不能
    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何伤於大礼哉？且传其学者，如黄、蔡、真、
    魏，皆通经服古，躬行实践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从而附会，是亦足
    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弃置一切学问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
    因而斥陆讥王，愤若不共戴天，以谓得朱之传授，是以通贯古今、经纬世宙之朱
    子，而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义不能无得失，考订不能无疏舛，
    自获麟绝笔以来，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陆、王之伪，而自命学朱者，乃曰：墨守
    朱子，虽知有毒，犹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实兼孔子与颜、曾、孟子之所长。噫！
    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忧当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气。”不动心者，不求
    义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权舆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义理，而又
    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如佣力佐斗，知争胜而不知所以争也。故攻人则不遗
    馀力，而诘其所奉者之得失为何如，则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
    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别，以为优於陆、王矣。然则承朱氏之俎豆，必无失
    者乎？曰：奚为而无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
    朱氏为难，学百倍於陆、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
    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
    之号为通人达士者，亦几几乎褰裳以从矣。有识者观之，齐人之饮井相捽也。性
    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於多学而识，寓约礼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
    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
    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
    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
    也。自是以外，文则入於辞章，学则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
    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
    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於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
    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
    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
    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
    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馀也。抑亦后起之智
    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慑一
    世之通人达士，而从其井捽者，气所荡也。其后亦遂居之不疑者，志为气所动也。
    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
    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
    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
    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
    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与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
    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帜以巿之，於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千
    变无穷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夫略所
    短而取其长，遗书具存，强半皆当遵从而不废者也。天下靡然从之，何足忌哉！
    不知其口舌遗厉，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於道也。语云：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於书，
    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
    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谓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
    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於朱也，惧其不类於是人，即不得
    为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实，强半出於《语录》。《语录》出於弟子门人杂记，
    未必无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实与所著之书相表里，则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宣於
    口耳之言。是表里如一者，古人之学也。即以是义责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远
    矣，又何争於文字语言之末也哉。
    【附录】书朱陆篇后（据刘刻《遗书》卷二）
    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
    故余作《朱陆》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馀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
    累。而尊奉太过，至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则亦不免为戴所愚。身后恩怨俱平，
    理宜公论出矣，而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则知德者鲜也。凡戴君所学，深通训
    诂，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
    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於天人
    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戴见时人之识如此，遂离奇其说曰：“余於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
    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
    言虽不为无因，毕竟有伤雅道，然犹激於世无真知己者，因不免於已甚耳，尚未
    害於义也。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於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
    耳。古人学於文辞，求於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
    道，则亦过矣。然此犹自道所见，欲人惟己是从，於说尚未有欺也。
    其於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
    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於习故，妄矜独断。如修《汾州府志》，乃谓僧僚不
    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於古迹。又谓修志贵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则
    识解渐入庸妄，然不过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余尝遇戴君於宁波道署，居停
    代州冯君廷丞，冯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时冯氏诸昆从，又皆循谨敬学，钦戴
    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则故为高论，出入天渊，使人不可测识。人询班、马二史
    优劣，则全袭郑樵讥班之言，以谓己之创见。又有请学古文辞者，则曰：“古文
    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古文辞，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
    覆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为文者，振笔而书，不假
    思索而成，其文即远出《左》、《国》、《史》、《汉》之上。”虽诸冯敬信有
    素，闻此亦颇疑之。盖其意初不过闻大兴朱先生辈论为文辞不可有意求工，而实
    未尝其甘苦。又觉朱先生言平淡无奇，遂恢怪出之，冀耸人听，而不知妄诞至此，
    见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
    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
    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
    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儌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
    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於书者，其於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
    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於顾、阎诸君，则於朱子
    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鲜哉！
    或谓言出於口而无踪，其身既殁，书又无大牴牾，何为必欲摘之以伤厚道？不知
    诵戴遗书而兴起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间，自
    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
    惧也。向在维扬，曾进其说於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
    学问文章，互争不释，姑缓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实精，似浅而实深也。
    戴东原云：“凡人口谈倾倒一席，身后书传，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达之人。”
    此说虽不尽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胜，或致愤
    争伤雅，则知及而仁不能守之为累欤？大约戴氏生平口谈，约有三种：与中朝显
    官负重望者，则多依违其说，间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见锋颖，不肯竟
    其辞也。与及门之士，则授业解惑，实有资益；与钦风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
    则多为慌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终莫能定。故其身后，
    缙绅达者咸曰：“戴君与我同道，我尝定其某书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
    质成於我，我赞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当日特以依违其言，而其所以自立，
    不在此也。及门之士，其英绝者，往往或过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转不甚许
    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后学向慕，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则疑不敢决，
    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而信之过者，遂有超汉、唐、宋儒为孟子后一人之说，
    则皆不为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
    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
    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
    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
    “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
    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
    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
    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
    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
    恕，则知文德矣。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
    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不应陈氏误於先，而司马再误於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於优也。而古
    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於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
    服否邪？陈氏生於西晋，司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於何地？而
    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此说前人已言。）诸
    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
    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
    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
    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於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
    “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夫诸贤论心
    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
    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
    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於
    稼穑也。夫识生於心也，才出於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
    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於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
    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
    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文理
    偶於良宇案间，见《史记》录本，取观之，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反覆
    审之，不解所谓。询之良宇，哑然失笑，以谓己亦厌观之矣。其书云出前明归震
    川氏，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
    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於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
    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
    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
    余幼学於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
    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
    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於是时，力
    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
    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
    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
    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谓闳中肆外，
    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於制
    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
    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於《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
    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
    《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
    中无物，遂不免於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於
    《史记》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
    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
    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
    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
    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
    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
    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
    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
    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於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於文章，亦为学之发挥。
    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生谓记诵为玩物丧志，
    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
    辞气之远於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
    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
    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
    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
    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
    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
    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
    《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
    駴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
    英，而后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论文，多
    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
    於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锺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
    外，其於文辞思过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
    未必出於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
    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
    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
    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
    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於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
    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
    而拘於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於古
    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
    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
    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
    知有法渡。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於古文，当自得之。执
    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
    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
    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
    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
    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
    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
    览，有会於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
    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
    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
    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
    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
    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
    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
    《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
    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
    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
    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
    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
    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
    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
    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
    （《文苑传》始於《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
    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
    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
    《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
    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
    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
    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汎滥横
    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
    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
    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
    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
    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
    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
    （《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
    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
    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
    《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
    志，而介於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
    《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
    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於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
    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
    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
    从狂澜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於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
    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
    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
    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书，一编之
    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后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
    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
    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
    《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
    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
    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
    《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
    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
    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
    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如《雕龙》，《史钞》如
    《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
    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
    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
    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
    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
    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闇，文复
    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
    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
    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
    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
    “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大传》曰：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
    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
    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后世文字繁多，爰有
    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
    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於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
    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
    篇，即为后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
    《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
    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於卷也。
    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
    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后，讫於隋、唐，书
    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
    时变，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后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
    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
    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
    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
    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
    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
    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
    《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
    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馀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馀卷耳。）
    至於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
    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故
    无伤也。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
    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类。）今则再
    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
    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
    后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钜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
    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
    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改易，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卷则限於轴之长短，而并
    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册之能胜而为之界。其好古
    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
    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
    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为一书，孤行於世。盖方策体重，
    不如后世片纸，难为一书也。）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
    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於离合之外，又
    无关於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卷不关於文之
    本数，篇则因文计数者也。故以篇为计，自不忧其有阙卷，以卷为计，不能保其
    无阙篇也。）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
    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崇文》、《宋志》，间有
    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
    使卷册苟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书，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
    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
    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於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
    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
    弊，有所举而诏示於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后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
    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
    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为意必也。
    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譬若《月
    令》中星不可同於《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适当其宜而可矣。
    周公承文、武之后，而身为冢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孔子生於衰世，有
    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士横议之时，故力距杨、墨，
    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
    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
    言乎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
    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
    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
    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
    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环天度数，尽春秋中国
    都邑。夫中国在大地中，东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属之占验，未尝不应，
    此殆不可以理推测，盖人定之胜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皆以六十
    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与时，并不以甲子为纪，古人未尝有是言也。而后
    人既定其法，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岂非人定之胜天乎？《易》曰“先天而天
    弗违”，盖以此也。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理分无极太极，数分先天后天，图
    有《河图》、《洛书》，性分义理气质，圣人之意，后贤以意测之，遂若圣人不
    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说，亦可以希圣，亦可以希天。岂非人定之胜天乎？尊信太
    过，以谓真得圣人之意固非，即辨驳太过，以为诸儒诟詈，亦岂有当哉？
    ○师说
    韩退之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又曰：“师不必贤於弟子，
    弟子不必不如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曰：“巫医百工之人，不耻
    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
    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记》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亲、
    师也。”此为传道言之也。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业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
    且解者之为师，固然矣；然与传道有间矣。巫医百工之相师，亦不可以概视也。
    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知师之说者，其知天
    乎？盖人皆听命於天者也，天无声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
    生，而亲则生之。人皆学於天者也，天不谆谆而诲，而师则教之。然则君子而思
    事天也，亦在谨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则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
    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
    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若夫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经师授受，
    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义例；皆为道体所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
    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
    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
    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
    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讲习经传，旨无取於别裁；斧正文辞，义
    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
    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师也。虽学问文章，亦末艺耳。其所取
    法，无异梓人之惎琢雕，红女之传絺绣，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
    爱敬有加可也。必欲严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义，则责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
    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
    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
    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则观所得
    为何如耳。所争在道，则技曲艺业之长，又何沾沾而较如不如哉？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於古今，
    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
    而於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於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而
    或者乃谓古人行事，不尽可法，不必以是为尸祝也。夫禹必祭鲧，尊所出也。兵
    祭蚩尤，宗创制也。若必选人而宗之，周、孔乃无遗憾矣。人子事其亲，固有论
    功德，而祧祢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论学者，以谓书籍至后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
    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计千年后，书必数倍於今，则
    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或传以为名言也。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必若所言，造
    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
    学问之於身心，犹饥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
    之衣食，非愚则罔也。传曰：“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
    能尽物之性。”人之异於物者，仁义道德之粹，明物察伦之具，参天赞地之能，
    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觉运动，心知血气之禀於天者，与物岂有殊哉？夫质大
    者所用不得小，质小者所资不待人，物各有极也。人亦一物也。鲲鹏之寿十亿，
    虽千年其犹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间，百年为期之物
    也。心知血气，足以周百年之给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人道之极也。人之学
    为圣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闻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长，亦
    有志学之始，与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圣也，质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
    颜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盖痛其不足尽百
    年之究竟也。又曰：“后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
    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终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谓其不足畏者，亦约之以百
    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气之用，固可意计而得也。五十无闻，虽使更千百年，亦犹
    是也。
    神仙长生之说，诚渺茫矣。同类殊能，则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灵之说，或
    有千百中之十一，不尽诬也。然而千岁之神仙，不闻有能胜於百岁之通儒，则假
    年不足懋学之明徵也。禹惜分阴，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又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盖惧不足尽百年之能事，以谓人力可至
    者，而吾有不至焉，则负吾生也。蟪蛄纵得鲲鹏之寿，其能止於啾啾之鸣也。盖
    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是以圣贤爱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谓之尽性
    也。世有童年早慧，诵读兼人之倍蓰而犹不止焉者，宜大异於常人矣。及其成也，
    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画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
    血气，可以理约之明徵也。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
    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
    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
    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
    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枫曰：“叔父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书卷过目辄忘，因自解其不
    学。叔父辄曰：‘君自不善学耳。果其善学，记性断无不足用之理。书卷浩如烟
    海，虽圣人犹不能尽。古人所以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后可与言博耳。盖专
    则成家，成家则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
    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不知专业名家，而泛然求圣人之
    所不能尽，此愚公移公之智，而同斗筲之见也。’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
    斗靡者，下一针砭。故其辞亦庄亦谐，令人自发深省，与向来所语，学者足相证
    也。
    ○感遇
    古者官师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艺其百亩，则饩於庠序，不有恒业，（谓学业。）
    必有恒产，无旷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习於师儒，於是始有失职之士，孟子所
    谓尚志者也。进不得禄享其恒业，退不得耕获其恒产，处世孤危，所由来也。
    （士与公卿大夫，皆谓爵秩，未有不农不秀之间，可称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
    指为官失师分，方有此等品目。）圣贤有志斯世，则有际可公养之仕，三就三去
    之道，遇合之际，盖难言也。夫子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
    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齐，时子致矜式之言，有客进留行
    之说。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则有介绍旁通，维持调护，时势之出於不得不然
    者也。圣贤进也以礼，退也以义，无所撄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无恒产，学也
    禄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馁，势有不暇及也。虽然，三月无君，则死无庙祭，生无
    宴乐，霜露怛心，凄凉相吊，圣贤岂必远於人情哉！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
    诡御，非争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时者，隐居下位。后世下位，
    不可以幸致也。古之不为仕者，躬耕乐道。后世耕地，不可以幸求也。古人廉退
    之境，后世竭贪幸之术而求之，犹不得也。故责古之君子，但欲其明进退之节，
    不苟慕夫荣利而已。责后之君子，必具志士沟壑、勇于丧元之守而后可；圣人处
    遇，固无所谓难易也；大贤以下，必尽责其丧元沟壑而后可，亦人情之难者也。
    商鞅浮尝以帝道，贾生详对於鬼神，或致隐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
    所为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贾操文帝之所难也。韩非致慨
    於《说难》，曼倩讬言於谐隐，盖知非学之难，而所以申其学者难也。然而韩非
    卒死於说，而曼倩尚畜於俳，何也？一则露锷而遭忌，一则韬锋而幸全也。故君
    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而难於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古今时异势殊，不可不辨也。
    古之学术简而易，问其当否而已矣。后之学术曲而难，学术虽当，犹未能用，必
    有用其学术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责其当否，先责其工拙。
    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於当时；工於遇而执持不当，见讥於后世。沟壑之患逼
    於前，而工拙之效驱於后。呜呼！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
    岂不难哉！
    且显晦时也，穷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於人者有所优，一
    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
    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千古以为惜矣。周人学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学文，主又
    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涂，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
    即为上之所求，相须綦亟，而相遇终疏者，则又不可胜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颇、
    牧，而魏尚不免於罚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疏远；则非学术
    之为难，而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良哉其难也。望远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
    不觉也。追往事者，哀乐无端，处其境而不知也。汉武读相如之赋，叹其飘飘凌
    云，恨不得与同时矣；及其既见相如，未闻加於一时侍从诸臣之右也。人固有爱
    其人而不知其学者，亦有爱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党，恶白居易者，
    缄置白氏之作，以谓见则使人生爱，恐变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爱憎也。郑畋
    之女，讽咏罗隐之诗，至欲委身事之；后见罗隐貌寝，因之绝口不道。是於一人
    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爱憎，自出於党私；才貌分去取，则是妇人女子之见也。
    然而世以学术相贵，读古人书，常有生不并时之叹；脱有遇焉，则又牵於党援异
    同之见，甚而效郑畋女子之别择於容貌焉；则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
    其所自得，岂不难哉？
    淳于量饮於斗石，无鬼论相於狗马，所谓赋《关雎》而兴淑女之思，咏《鹿
    鸣》而致嘉宾之意也。有所讬以起兴，将以浅而入深，不特诗人微婉之风，实亦
    世士羔雁之质，欲行其学者，不得不度时人之所喻以渐入也。然而世之观人者，
    闻《关雎》而索河洲，言《鹿鸣》而求苹野，淑女嘉宾则弃置而弗道也。中人之
    情，乐易而畏难，喜同而恶异，听其言而不察其言之所谓者，十常八九也。有贱
    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难也，则又舍其所长，而强其所短，力趋风尚，不必求
    惬於心，风尚岂尽无所取哉？其开之者，尝有所为；而趋之者，但袭其伪也。夫
    雅乐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郑声，郑声工也。良苗不坏於蒿莱，而坏於莠草，莠草
    似也。学术不丧於流俗，而丧於伪学，伪学巧也。天下不知学术，未尝不虚其心
    以有待也。伪学出，而天下不复知有自得之真学焉。此孔子之所以恶乡愿，而孟
    子之所为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为是伪者，自谓所以用其学术耳。昔者夫子未尝
    不猎较，而簿正之法卒不废，兆不足行而后去也。然则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圣
    贤不废也。学术不能随风尚之变，则又不必圣贤，虽梓匠轮舆，亦如是也。是以
    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乎天。昔扬子云早以雕虫获荐，而晚年草玄寂寞；
    刘知几先以词赋知名，而后因述史减誉。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言者心之声，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
    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讬於善也。善观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
    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
    意之所谓诚然也。夫言不由中，如无情之讼，辞穷而情易见，非君子之所患也。
    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咫尺之间，
    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无多也。（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端可尽，故曰言本无多。）
    人则万变不齐者也。以万变不齐之人，而发为无多之言，宜其迹异而言则不得不
    同矣。譬如城止四门，城内之人千万，出门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从出者，
    止四门也。然则趋向虽不同，而当其发轫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袭也，非投东
    而伪西也，势使然也。
    树艺五谷，所以为烝民粒食计也。仪狄曰：“五谷不可不熟也。”问其何为
    而祈熟，则曰：“不熟无以为酒浆也。”教民蚕桑，所以为老者衣帛计也。蚩尤
    曰：“蚕桑不可不植也。”诘其何为而欲植，则曰：“不植无以为旌旗也。”夫
    仪狄、蚩尤，岂不诚然须粟帛哉？然而斯同衣食，不可得而赖矣。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神化神妙之说所由来也。
    夫阴阳不测，不离乎阴阳也。妙万物而为言，不离乎万物也。圣不可知，不离乎
    充实光辉也。然而曰圣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滞於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
    也。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
    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不学无识者，窒於心而无所入，穷於辨而无所
    出，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谓列御寇曰：“人将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
    保也。”然则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则为人所保矣。故天下
    惟中境易别，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
    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
    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讬舍舟车者为同调焉。
    故君了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
    门“一贯”不似。）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
    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
    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
    学问不可以惮烦也。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
    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
    后亦无所期於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
    驰千里，何适於用乎？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於
    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其旨远，其
    辞文。”《书》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
    矣。”《记》曰：“毋剿说，毋雷同，则古昔，称先王。”传曰：“辞达而已矣。”
    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
    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
    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於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
    尔，非无文辞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陆士衡曰：“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荀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盖言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与古人同，便为伤
    廉愆义，虽可爱之甚，必割之也。韩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剿
    袭。”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
    同此理。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无伤者一也。人
    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无意而偶同，则其委折轻重，必有不尽同者，人自得
    而辨之。此无伤者二也。著书宗旨无多，其言则万千而未有已也，偶与古人相同，
    不过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无伤者三也。吾见今之立言者，本无所
    谓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则皆古人所已具也。虽然，此则才弱者
    之所为，人一望而知之，终归覆瓿，於事固无所伤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
    而袭其意焉。同时之人有创论者，申其意而讳所自焉。或闻人言其所得，未笔於
    书，而遽窃其意以为己有；他日其人自著为书，乃反出其后焉。且其私智小慧，
    足以弥缝其隙，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蕴焉。自非为所窃者觌面质之，且穷其所未至，
    其欺未易败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尝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隐始可攻也。然而
    盗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厉矣。而当时之人，且曰某甲之学，不下某氏，某甲之业，
    胜某氏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万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贤者各得其所长，不肖者
    各误於所似。“诲人不倦”，非渎蒙也。“予欲无言”，非绝教也。“好古敏求”，
    非务博也。“一以贯之”，非遗物也。盖一言而可以无所不包，虽夫子之圣，亦
    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贤与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无如何也。
    孟子善学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义，夫子为东周，而孟子王齐、梁；
    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求孔子者，必自孟
    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误於其似
    者，皆曰吾得其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