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上的嘉靖皇帝却没有江峰在华州那种安逸快乐的在真是完全的沉浸在道教方术之中。
    三个边镇的裁撤在户部侍郎司马泰突然猝死于家中之后，完全的终止了，内阁六部的大臣们都是有些害怕，心想这莫非是皇帝的手段，或者是边军听到被裁撤这个消息激起的反弹。所以很是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不过嘉靖的势力依旧虚弱，很容易就是可以判断出来，没有用太长的时间，朝中的局势依然如故，只不过没有人提起裁撤这个话题了。
    嘉靖皇帝还在兴献王府的时候，对于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自有一番判断，刘瑾和八虎的独揽大权，还有江彬，钱宁这些武官近臣的作乱，都是深刻的教训。文人们也是这样说，说就是因为正德皇帝亲信宦官和武人，才搞得天下民不聊生。
    所以在他登基之后，尽管跟他作对的都是文官，从一开始的大礼案，到后来的朝服案，圣人案，都是文人文官在那里大唱反调，甚至政令和国策都因为争论这些东西根本无法实行下去，到最后还是在太监和武官的支持下，才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不过他依旧是有自己的想法，嘉靖皇帝对最亲信的黄锦和陆炳心里面的都是有些提防，虽然给这两个人很多的肥缺，并且对他们很是宽容，却没有什么要害的东西被这些人掌握，反倒是一直反对他的内阁六部，皇帝一直很是信任，甚至在‘检地案’没有发生之前，内阁六部的决议他基本没有驳回过。
    对宦官和武人的提防和不信任，导致他发现了自己被人阻塞言路，并不能顺畅的发布旨意的时候，嘉靖皇帝立刻心中惊惧，并且有所提防，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了亲近自己的势力和人手。调兵入京。结果是黄锦被砍了脑袋，陆炳被软禁了起来。宦官和内卫武官再也没有什么参与政事的能力了。
    这一来，不管是文武百官还是天下间的文人清流，都是大力地颂扬皇帝改革弊政，乃是千古仁义之君，嘉靖皇帝尽管城府很深，可是在当时很是有些飘飘然的感觉，私下里面也是想过，大明立国这么多年。前面的皇帝们头脑手腕比自己成熟的也有几个，为什么这些人却没有把宦官和内卫武官清除呢？
    答案很快就得到了，文官的势力在失去了制约之后。迅速的膨胀了起来，天下政事都是被他们操控在手中，虽然说的是很好听，说什么代天牧民，让天子做一个垂拱之君。只需决断就是了。
    实际上是皇帝轻松到连决断都不需要，文官们包办了一切，现在倒是没有人阻碍皇帝视听了，不过嘉靖心里面却也是知道，他所看到所听到的东西，都是文官集团们让他听到。让他看到的。事实上，如果不是皇宫地一名禁卫回乡之后看到见到些巨大的变化，回来和嘉靖说起，嘉靖皇帝甚至连自己一直是被蒙蔽的这件事情都发现不了。
    如果说是那种耽于享乐，不愿劳碌地皇帝，对于眼前这样的局面倒也么有什么在乎的，反倒是落个清闲，少操很多的心思。但是对于嘉靖皇帝这种控制欲和权力欲很重的皇帝来说，眼下地局面实在是太让人痛苦了。
    嘉靖皇帝每天在早朝上根本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只是露面一次，然后匆匆的回到皇宫里面，炼丹念经，做些道士的法事，在正德年间开始，在京中的王公大臣们，就喜欢信封道教。
    虽然说嘉靖皇帝好道术这件事情把文武官员们的爱好广大了，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别地考虑。这年头白莲教，弥勒教造反的事情特别的多。都是假托佛经佛祖的名义，谁要是去信了佛，被政敌扣上个勾结邪教的罪名那可就是不好了。
    道家则不需要那么多的忌讳，本身也就是讲究清静无为，在历朝的皇帝眼里面，这才是华夏的正统，大臣们需要信仰地纷纷是靠近道教，没有信教的都是用道士和皇帝搭桥凑趣。大臣们在朝堂上都是为自己代表的那一些人和利益团体摇旗呐喊，可在信仰上还是道士作为供养的对象，意见倒是非常的一致。
    所以不管是南北还是东西的大臣，家中总是有些道士供奉在家中，已经算是一种时髦和风尚的东西了，嘉靖皇帝喜好道教，所以经常是把这些道士请进皇宫之中，交流些道法和炼丹的心得。
    大家都是对皇帝的这个举动习以为常，如果是谁家的供奉被请进皇宫，这家人往往还感觉面子上颇有荣光。
    对于道教地爱好是一回事，内阁六部的官员们依旧是在那里为了所代表地利益集团的不同，彼此的攻讦和辩论也是没有停下来过，在‘检地案’之后，不管是东厂还是锦衣卫，他们的情报和监视的职能都是大幅度的弱化了，原本厂卫乃是皇帝的耳目，现在丝毫作用也是发挥不出来。
    皇帝的情报来源已经是被完全的断掉了，不过，这里面却也有个问题，东厂和锦衣卫虽然名义上属于大明皇帝的直辖，但他们却也坐着情报机关侦缉和刺探的工作，并不是只有皇帝才享用厂卫的情报。
    把厂卫的作用大幅度的弱化，实际上文官们获取情报的途径也是少了许多，尽管他们也豢养了些锦衣卫和东厂的人员，但是这些私人的效用，
    比不上官方机构的统合和效率，有很多发生的事情他道的。
    比如说，皇帝宣召那些道士进入皇宫的时候，是各个官员府上的供奉道长都有，这些道士如果是给皇帝宣扬道法和经典，炼丹之类的心得，让嘉靖皇帝高兴了，就会有金银的赏赐和道官的封号。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有些道士在出宫的时候是不是身上带着东西，特别是那些陕西，四川和云贵一带出身的官员家的供奉们。
    川陕西南的各个省份出身的官员们，在各个衙门里面的地位并不算是太高，川陕西南自然是比不上自古文人辈出地江南，也比不上亲贵故旧很多的北方。在朝中没有什么关系和背景，也就不会做到太大的官职。
    现在使用农奴劳动的农垦庄园，蓬勃发展的工商业，还有日进斗金的海贸，都在朝堂上有自己的代言人，不管是北方的那些棉绅还是南方的那些工商业主们，这些人为了朝廷中枢所出台地政策对他们有利，都是十分的舍得花钱。
    相对来说，陕西除了西安府。四川除了成都府之外，还真是没有什么工商发达的城市，地方上因为不适合种植棉花之类地经济作物。所以他们的经济结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沿海一带逐渐变得富庶，川陕云贵也没有在这个上面赚到什么便宜，反倒是因为南洋和关外便宜粮食的冲击，每年的收入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是缩水了不少。更不用说，沿海地那些手工工场对于川陕云贵这几个省的小作坊毁灭性的冲击。
    而且，因为沿海各省对于人手的缺乏，北三省棉绅对于农奴的需要，川陕云贵的劳力还不断地外流，四省的地主乡绅。经济上的支柱产业就是农业，种地就是靠着人力，人不断的向沿海迁徙，种地的人手逐渐的减少，直接就是导致的收入的减少。
    所以在朝堂之中，每次都是高喊着祖宗之法不可荒废，此时天下圣人法统崩溃，长此以往必将危及社稷乾坤地。都是川陕云贵的出身的官员，这些人对于把持朝政的那些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侍郎们，怨气极大。
    这些官员们的收入可远远的不如其他派系的丰厚，原本也是养不起什么供奉的道士，不过很多人都是被隐讳的点拨过，说是家宅中有个道士，会有很大的好处，许多人都是将信将疑地请来了湖北某地的道观地道士，请来之后，才知道好处是什么。
    当年皇帝还是兴献王的时候。他所在的荆楚之地，本就是道教最为繁盛的区域。嘉靖皇帝本人虔诚的信封道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的兴献王府和许多附近的道观都有很深的关系。
    兴献王变成嘉靖皇帝的时候，很多道观都是来到了京城走上层的路线，这些可以行走在高官显宦府第中的出家人，传递某些东西特别的方便，而且不容易被发觉。嘉靖一直是在小心翼翼的做着，把那些对保持朝政的那些大臣不满的官员组织起来，而那些内阁六部的官员们则是觉得，天下已经是操持于他们手中，志得意满，已经是大意了。
    嘉靖二十年的冬天，江峰收到了来自大明京师的急报：明皇重掌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