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4：扮演尴尬角色
    第062章劫后重聚百感交际（他命真好吗？小时候父母请人给他算命后，他还一直深不在意。
    今儿听舒韵一点拨，他倒也相信七、八分了！）当钟景良从县会场到县委宾馆仍边走边想：这从省城来的嘉宾究竟会是谁呢？是昔日的大学同窗，老师，抑或是当年在市档案馆的同事？
    但他屈指算来，凡经常有联系的不过就那么几个人，且多是在业界的人，不可能同地方党政部门有什么挂葛。且听龚科长说：这人还是市县领导的上级；难道还是那位在关键时刻慧眼识珠，救了自己一驾，指名要自己发言稿的，那位省委副书记的秘书吗？但对方究是男士还是女士？他（或她）不惜得罪县里权贵，公开指明重视自己，是真正识马的伯乐，为爱护人才才出面保自己的（这样的好领导现今可不多了，亦算真是难能可贵呢！）？还是原来就同俺有过什么挂葛，亦“是亲三分向”；有好事自当照顾自己的亲朋厚友；这是当今社会虽人人口头上反对，但内心中向往；没有机会便罢，有了机会岂肯轻易放过？若看重俺的当真是原来熟关系倒也不错；虽会担点“开后门”的嫌疑，但按现今社会，多数人都惯用势力对人的角度看，还毕竟利大于弊嘛！
    嗨，俺自己在路上胡乱瞎猜什么哩？这不就是往宾去吗？到那儿一见面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可当钟景良听前面人群熙嚷声，猛一抬头，再想从周边躲时，却已经晚了。原来他此刻也遭遇到了，原前仅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领导或社会名人遭新闻媒体记者包围，说是正面采访，实则净提些乱七八糟东西；似乎他们对正事本不感兴趣，却唯喜“淘”人家的**。这点今天去会场的路上，龚科长就提前警示过自己；可到底还是被自己不幸遭遇。都怪自己刚才一时大意：心想会场离宾馆就凭近点距离，另搭车却多此一举；却未料正因在街上步行，早被嗅觉敏感的记者们尾随了上来。现时后悔早已晚矣，那就审时度势权变应对吧！
    “钟景良先生，我是市电视台记者辛朋。”一位好不容易终于抢到前边的男记者，首先发问道。“我想准问一下：你上午在县扶贫大会上，被费书记推崇为压轴的重磅级发言稿，写得论点鲜明，论据充分，逻辑缜密，语言犀利；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究是你为应付大会，独自在屋里杜撰啊，还是来自于扶贫工作实践呢？”
    “嗨，这还值得怀疑？当然是来自于我和同伴，数月间在扶贫点的工作实践嘛！”钟景良当即反驳过去说。“不信你可亲去我们扶贫点实地考察。距离并不太远——城南距县城60华里的太阳镇，孟家坳村。”
    “本人是市《生活周刊》记者骆旋。”趁男记者尚在思索的时机，另一年轻女记者，却硬挤到前边，随极好奇地问。“请问钟景良先生：您在发言中所指，‘精神扶贫’中的‘心理扶贫’，具体什么内容？也是你具体实践过的吗？”
    “这位女士，若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重新翻翻咱的发言稿；那上面都具体谈的有。”钟景良仍不卑不亢地坦然回答说。“至于你问到‘心理扶贫’，俺是否亲自实践过？这个问题俺拒绝回答；因这牵涉人的**；新《宪法》就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嘛。”
    “钟景良先生——”“钟景良先生——”正当还有其他记者还欲争着发问时，龚科长及时出现在现场救驾。
    “记者先生们，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龚科长挥手大声说。“天都这般时候了，宾馆的饭菜也早准备好了。大家都即时去餐厅用餐吧。吃饱了饭有精神了，再继续提问吧。”边说边将钟景良硬拽出了记者的包围圈。
    当日夜晚。华灯初上。在宾馆二楼舞厅。县领导费、洪二书记、王部长、龚科长等，陪着省、市领导，正在翩翩起舞。原向钟景良提问的市《生活周刊》记者骆旋，正陪钟景良跳舞。钟景良向郝舒韵点头微笑示意。高副书记秘书郝舒韵，陪费书记跳了两曲后，不好意思地说：“费书记，不好意思，俺也得去陪陪老朋友。”
    “应该的，应该的。”费书记谅解地说；随便放手。郝舒韵随向骆旋说：“不好意思骆旋小姐，你们已跳了几曲，能把俺老朋友暂让一会儿吗？”骆旋极不情愿地另找其他舞伴。郝舒韵当即拉上了钟景良，两人配合默契地翩翩起舞。
    “看来那女记者对你还有点意思。”郝舒韵边舞边凑向景良耳上说。“刚才要她让出她还很不情愿哩。”
    “什么意思？是她刚硬挤到前边采访俺，似乎只对我所谓的‘**’感兴趣。但不仅没达到目的，还把她沮呛一顿。”钟景良亦边舞边解释说。“她是不死心，想从我这儿继续挖东西。所以便主动讨好俺，陪我跳舞。”
    “这些女记者也挺不容易；单位自负盈亏，又实行的聘任制。长期完不成采访任务的话，就有可能被解聘。”郝舒韵挺富同情心地说。“你沮呛人家干啥？能满足就满足；不能满足就好言打发。哎，我不听说当年大学毕业后，你不已分到省城一市直部门了嘛，咋又突然杀回津水啦？”
    “唉，一言难尽。待遇空闲俺祥细对你说说。”景良说至此，又突兀地问。“哎，可说哩，你在津水能待多久？”
    “也就是高副书记要来蹲点扶贫哩。就让俺先打个前站，并初步了解些情况。”郝舒韵如实说。“我想明天就随你下乡；具体了解一下你说的那个‘精神扶贫’；尤其那什么‘心——’”“‘心理扶贫’嘛！”景良倒挺直爽地说。“你们女同胞咋都这样，偏对这类事感兴趣？”
    “还有谁对这类事感兴趣？”舒韵又好奇地问。“还能有谁？不就是那市《生活周刊》女记者骆旋嘛。”
    “不仅是我俩，连领导们听后亦挺感兴趣。”舒韵诡秘一笑说。“高副书记就是听了费书记给她汇报的情况后，才决定让俺来打前站，随后便来蹲点的。”
    “噢，原来俺不经意间想出这个点子；没料却歪打正着。”钟景良亦诡秘一笑说。“舒韵，你先别慌点明，让俺猜猜看：那省委高副书记肯定也是女的了。”
    “你这夥真是个人精！”舒韵疼爱地轻打对方一拳说。“哼，算你命好。你的官运来了。”
    时间已是“全县农村扶贫工作阶段性总结表彰会”三天之后。地点是在城南60华里远的太阳镇。在镇街一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上，有两间虽简陋却已被粉刷一新房舍的门外墙上，并排挂着两个木牌；分别是“津水县委驻太阳镇农村扶贫工作队”，和“扶贫工作队精神心理扶贫站”。
    大约上午八、九点钟时候。新任津水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扶贫工作队长钟景良，和省委特派员兼县扶贫工作队顾问郝舒韵，仍在室内清理着垃圾，打扫着卫生，规整安置着简单的家俱。
    “景良啊你知道吗？仅从刚才咱挂在门外那只，‘精神心理扶贫站’的牌子后，暂时并未受到外界干扰或反对的情况看，说明现在社会已进步多了。”舒韵边擦着桌子边无限感慨地说。“这事若放在‘文革’中或‘文革’前，也不说当地党委政府会出面，给你扣上一个破坏社会治安，扰乱社会风气的大帽子，而加以干涉禁止。就是当地那些满咀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卫道士们，亦会明里暗中加以破坏骚扰哩。”
    “舒韵，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咱干这事若不宣传到家的话，即便在改革开放早已深入人心的今天，仍然不会得到人们普遍的理解和支持。”景良亦边擦玻璃边思忖地说。“更加可悲可叹的是：即便那些至今仍处精神和心理贫困的人群，亦会明里出面干涉阻饶，暗中加以破坏的。所以，既然牌子已经挂出来了，咱虽已决心将此有功德的事进行到底，但还得时刻做好被人干涉阻饶的说服宣传工作，和防破坏的应急准备。”
    “所以我想，咱除了联系镇党委，连续召开群众大会普遍动员之外；还需召开不同类型人员小型座谈会，以达到让咱的思路和善举深入人心。”舒韵认真思虑着说。“且还应该深入重点人群中搞好调查研究工作。”
    “嗨呀，舒韵哪，你知道吗？俺这会儿突然觉得自己既聪明又幸福。”景良突兀停下手中活，出神地望定舒韵，满面喜悦地说。“聪明的是能想到，聘你做俺扶贫工作队的顾问；又深感幸福的是，有您在俺身边当顾问，权当是俺又多了颗脑袋多两只眼；既想得深又看得远多了。”
    “就你爱给灌**汤戴高帽；让人总是晕晕乎乎的。”舒韵满意地轻打对方一拳说。“快别净说闲话了，抓紧安置办公室吧。不然一旦牌子打出去，会马上给你来个顾客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