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的诗文我读得不少，印象最早的便是李白脍炙人口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崔颢惊绝于世的《黄鹤楼》，记得是1978年暑假期间，凭着初中同学的母亲在一所地质大学图书室工作的关系，我如获至宝地借阅了《唐诗一百首》，其中就有这两首传诵千古的诗篇。我如今还依稀记得当时的那份激动，在那个图书匮乏文化贫瘠的年代，能看到这样的读物，实在是一件欣喜若狂的事情。
    公元732年烟花三月，李白在黄鹤楼送别老朋友孟浩然去扬州，孤帆远影渐渐消失于水天相接处，诗人仍伫立江岸凝眸远望，似乎要把自己的惜别之情托付在碧空与江水之间，诗中没一个字说到离愁别绪，但字里行间却分明流露出名楼送名士的一丝惆怅；而宦游在外的崔颢登楼临水，遥望晴空下的江汉平原，树木历历，芳草萋萋，见长江苍茫东去，江上烟波浩渺，顿生一种家园何在的乡愁。仙人跨鹤，子虚乌有，诗人以无作有，借楼名起兴，以怀乡作结，情由景生，境由心生，叫人发出世事茫茫之感慨。可以说，我是在文本解读时，才第一次懵懂地从诗的意境中体会到黄鹤楼的魅力。
    第二次的印象应该是在一个相声里，说是乾隆年间，有三个进士一起从京城返乡，一个是河南的，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湖北的。其间他们在酒馆一聚，谈起家乡的名俗景观，均夸口赞叹，河南进士先声夺人：“河南有个开封塔，离天只有一丈八。”四川进士也毫不示弱：“四川有个峨嵋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此时，湖北进士慢悠悠呷了一口酒，然后摇头晃脑地说：“湖北有个黄鹤楼，半截伸在天里头。”就这样，黄鹤楼的高大形象定格在我少年的梦境里，挥之不去。
    黄鹤楼始建于群雄纷争，战火连绵的三国时期（公元223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借荆州却不肯归还，东吴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夺回荆州之后，刘备亲率十几万大军伐吴，孙权知战事不可避免，便一方面向魏帝称臣求和，另一方面厉兵秣马对付刘备，为实现“以武治国而昌”（武昌的名称由此而来）的战略，筑城为守戍，建楼以瞭望，说明白点，它的前身只是一个临江负险的军事哨所。黄鹤楼因何得名？史书载，此楼因建在黄鹤矶上，仙人子安乘黄鹤到此休憩而得名；民间传说是，辛氏在黄鹤山下沽酒为业，虽本小利微，但为人忠厚乐善好施，有一衣着褴褛的道士常来酌饮，辛氏并不索要酒钱，道士临别时，随手用桔皮在墙上画了只黄鹤，告之酒客拍手它即下来起舞助兴，此后酒楼宾客盈门，辛氏也因而累积了巨额财富。十年之后，道士又来到此地，吹起玉笛，跨鹤仙游去了，辛氏为纪念这位仙翁就在山上建了黄鹤楼。这两种说法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且关于仙人的版本不一，我也无从考证，但因为这充满神秘气息的传说，黄鹤楼也变得浪漫起来。
    其实黄鹤楼成为天下名楼是唐代的事。那时候，黄鹤楼虽是荆楚形胜之最，重檐翼舒，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但在全国的知名度却还十分有限，直到一个人的到来，在云蒸霞蔚之中仰面吟诵“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才让斯楼名声大噪——这个人便是崔颢。尔后一代诗仙李白游历此处，极目楚天，诗兴大发，却见崔颢的题诗挥洒壁上，词句巧妙，意韵深远，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而就此搁笔。李白是何等恃才傲物之人，却不敢跟崔颢PK比诗，他这么一搁笔，实际上就等于催波助澜把黄鹤楼“炒”了一把，这般雅事一经渲染，文人墨客无不趋之若鹜荟萃而来，历代名人如白居易、孟浩然、王维、杜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都曾先后登楼作赋，临江抒怀，黄鹤楼俨然成了文人心目中的圣地。
    这段文坛佳话，或许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李白的作品中确有两首摹仿崔诗。其《鹦鹉洲》前四句：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鹦鹉”二字再三出现与崔诗如出一辙；其《登金陵凤凰台》承袭痕迹也很明显：“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尽管该诗在艺术上与《黄鹤楼》难分伯仲，但用韵、题材、气势等方面都稍逊一筹，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也有定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巴陵郡守滕子京在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信里说：“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江南三大名楼莫不如是，岳阳楼因范仲淹字字珠玑的《岳阳楼记》而千古流芳，滕王阁因王勃妙笔生花的《滕王阁序》而蜚声中外，黄鹤楼亦因崔颢旷世之作《黄鹤楼》而名满天下，还有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等都是文以楼名，楼以文彰，或慷慨豪放，或婉转深沉，似乎古人一登楼就妙语连珠才情奔涌，这些文人究竟有何魔力，竟能把楼台亭榭甚至普通的军事哨所，变成令人心驰神往的风景？他们酣畅淋漓的文字里，究竟隐藏着多少神奇的法术呢？
    我这么写似乎有给文人贴金之嫌，其实黄鹤楼同样成就了崔颢。崔颢何许人也？史书记载的不多，只知道他是汴州（今开封）人，开元十一年进士及第，宦海浮沉终不得志，少年为诗流于浮艳，后赴边塞，诗风才渐渐变得粗犷奔放。我可以想像，如果没有《黄鹤楼》一诗，崔颢是不可能在高手如云的唐朝诗人里占重要一席。但我深感蹊跷的是，《旧唐书*崔颢传》里内容简略，连他文学上的成就也只字未提，我查了一下旧版《辞源》，关于崔颢的注释，仅有“唐诗人，有文无行，终司勋员外郎……”寥寥数语，怎么个无行？并无多言。后来我从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找到了一些注解：“（颢）行履稍劣，好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用现在良家女子的眼光看，无异于说崔颢其人年少轻狂，纵情迷性，始乱终弃，这种集赌鬼、酒鬼和色鬼于一身的轻薄儿，难免要留下“有文无行”的骂名。
    尽管如此，武汉人说起崔颢时，感激之情还是溢于言表的，在他们心里，黄鹤楼是乡愁的载体，是这座城市为人瞩目的一张脸，它承载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建筑本体，即使因兵燹战乱，水患火灾而毁于一旦，却屡毁屡建。我从二楼展厅陈列的模型看到它的承革因变：唐楼堂皇富丽，宋楼雄伟浑厚，元楼古朴典雅，明楼明朗隽秀，清楼稳健壮美，而今日之楼以清同治楼为雏形，楼为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集亭楼塔阁造型之一体，金碧辉煌，四望如一，既保持了古朴遗风，又融进了现代的创新和审美元素，一眼望去，斗拱飞檐纵横八极，攒尖铜顶直刺苍穹，形同一顶气势轩然的将军盔帽。它兀立矶头，占尽风流，四周有明朝永乐大钟以来我国铸造的最大铜钟——千禧吉祥钟，高约五米，重达二十一吨；在世纪大钟的前面，有一状如葫芦的清楼铜顶，铜顶的位置就是清楼原址；还有岳飞扶鞍勒马的青铜雕像，青瓦朱楹的白云阁，雅趣横生的搁笔亭，以及西侧的“黄鹤归来”铜雕，灵龟巨蛇驮着两只双鹤，一只伫立远望，一只低头觅食，造型美观，浑然天成。这些布列有序的辅助景观如众星拱月般将主楼烘托得更加巍峨壮丽。
    在奇石馆翠竹掩映处，“米芾拜石”的石雕显得尤为别致，这是一块方型的花岗岩石料，作者仅在石料的一面雕出米芾头像及其抱拳而拜的部分，其他几面都未经雕刻，在其前方一米处，立着一块类似太湖石的天然奇石，玲珑剔透，洞孔相环。对于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米芾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他是北宋著名的大书画家，一生酷爱奇石，每当见到喜爱的奇石，他都会对其抱拳而拜，且口称“石兄”，所以当时人称“石痴”。这件石雕作品将米芾见到奇石后那种如痴如醉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忍俊不禁。据说，米芾曾为黄鹤楼亲笔题写过“天下江山第一楼”匾额，只可惜这块匾额早已不知去向了。
    黄鹤楼是古典与现代、诗情与画意熔铸的精品，它处在山水灵动吐纳的交点，得天地之灵气，沐先楚之恩泽，松绕石护，水纵云横。其外观为五层建筑，高五十余米，里面实际上是九层，中国古代称单数为阳数，双数为阴数，“九”为阳数之首，寓“九五至尊”之意。我穿梭在曲槛游廊之间，如穿梭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空间，几分潇洒，几分沉醉，那层层重檐翘角下挂着的金色风铃，或清脆或浑圆的铃声将我的怀古幽情传至很远……
    及至顶层，一派寥阔，凭栏眺望，但见龟蛇二山隔江对峙，长江汉水在此汇合，江面的舟楫悠哉游哉，对岸的高楼美轮美奂，长江大桥上来往的车辆宛如两条长龙，首尾不见，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尽收眼底，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观怎不使人感慨万分？！我张开双臂，尽情感受八面来风的畅快，遥想当年周公瑾之雄姿英发，李太白之飘逸洒脱，岳武穆之凭栏咏志，毛润之之横渡长江，千古兴亡，江山依旧，心潮随之澎湃不已。唯一遗憾的是，那芳草萋萋的鹦鹉洲已经被江水湮没，但关于鹦鹉洲的故事我是记忆犹新的：东汉末年名士祢衡，是个愤世嫉俗不畏权贵的人，他自视甚高，口无遮拦，一生只结交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孔子的后代孔融，另一位是官宦子弟杨修。孔融把祢衡推荐给曹操，谁知祢衡拒而不见，曹操怀恨在心，罚作鼓吏，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后来干脆穿上丐帮服，拄着打狗棒，一屁股坐在营帐外对曹操破口大骂，每骂一句，打狗棒就重重地朝地上戳一下，曹操反受其辱怒火中烧，因其才气过人，杀之恐遭人说自己无容人之量，于是唤来两名虎贲卫士，将他撂在马上，作为礼物送给荆州牧刘表。刘表及荆州人士早就知道祢衡的大名，把他奉为上宾，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但祢才子的致命弱点是目空一切，没过多久，又得罪了心胸狭窄的刘表，刘表当然明白曹操本意是借刀杀人，但他也不愿担此恶名，于是又如法炮制地把祢衡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了。黄祖是个粗人，因祢衡言语冒犯而杀之并埋于洲上，时年26岁。后人就以祢衡代表作《鹦鹉赋》而将其洲称为鹦鹉洲。
    武汉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熟悉的，1999年我应邀担任某杂志的执行主编，客居江城一年有余，其间曾两次和黄鹤楼有过零距离的接触，也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产生过浓厚兴趣。隋文帝统一南北后，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开始显示出水陆交通枢纽的独特优势，一时樯帆林立，商贾云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或许是职能定位的原因，这样一个东南巨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却从来没有成为过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国民政府分庭抗争期间除外）。我看过某网站对中国各大城市做的印象总结，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火爆热烈的天气、种类繁多的小吃、横冲直撞的武汉话、喧嚣繁杂的汉正街，无不体现它的市民性，武汉女作家池莉在校旱《生活秀》中更是对“市民化”有最真实的诠释。
    我理解这座城市躁动的欲望和身上散发的落寞气息，它既缺少北京西安的厚重，又缺少六朝古都南京的雅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地位与上海天津广州这样的商业都市有些相似，但它们属于沿海城市，很早就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充斥其间，如果说同样都“俗”的话，它们也是一种“洋俗”，而武汉则是地地道道的“土俗”。不过话说回来，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武汉是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再加上黄鹤楼带去了诸多文化的优雅，也给满身“俗”气的城市带去了迥异于市井的品位。
    其实，黄鹤楼就是一首意境高古其味醇厚的诗，如果没有心境的炼化，灵魂的提升，即使把栏杆拍遍，恐怕也不能真正领悟到古人的“登临意”了。我试着像哲人一样，将温热的思绪沉入江底，去触摸历史那些冰冷的石头，在滚滚东逝的浪花淘尽了千古悲喜后，是否还能找回心头沉甸甸的文化遗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