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12月，北三环双安商场旁的青年公寓。
    “老枪科技”四个大字在顶楼的大厅里格外醒目，在海归4个月后，阿唐的新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阿唐还算是一条敢做敢为的血性汉子，但不是一个头脑一热随意冲动的人。在美国的11个月里，我曾无数次的考虑，如果回中国我要干些什么。
    最后的结论是，做中关村的商品信息传播。
    在93年我出国前半年，中关村出现了一家专营商品信息的公司，招聘了很多农民工四处到公司去徵求刊登商品信息，回来后分类刊出，再分送刊登信息的各个公司。这对于一直以来中关村电脑业界以口耳相传的信息传递模式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一时间成效很大，眼看着最初薄薄的几页纸的商品信息，几个月就变成了厚厚的一本，刊登信息的公司由几十家变成了几百家。刊登一条信息收费是10元，一本差不多有上万条的信息，营业收入就是10万元！
    到美国后，我发现了类似的刊物，经营模式上与中关村有几点相异，一是读者免费赠阅，二是内容丰富，除了单纯的市场信息，还有市场及技术专题评论。
    在第一家公司工作时，我又接触到了Windows下的EXCEL软件，使用极为方便，数据存储量很大。
    这样，我心里就有了一个腹案，回中国做中关村商品信息传媒。具体做法是，1)，数据文件管理(当时我还没有数据库的概念)，2)，读者免费赠阅，3)，中关村市场专题评论，4)，美国市场及技术介绍，5)，图文并茂。
    为此我做了一些准备，甚至还拍下了几乎所有在硅谷的著名公司的门面照片，准备将来用到刊物中。
    在我反复说服阿唐太放我回国的理由之一是，你不让我回去尝试一下我的想法，我会后悔一辈子！
    非常失望的是，94年夏归来后，中关村已经由最早一家做信息传播，变成了N家在做同样的事情，早就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了。甚至有公司把电脑摆在街上，当场可以为顾客查阅所需的商品信息。
    这也是另一个中国特色，一家赚钱，万家跟进，转瞬之间，那个新兴行业就变成了鸡肋！想象力贫乏，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啊！每个人从小就被家长老师灌输了一大堆的“随大流，跟风走，守纪律”的理念。
    我的第一个回归之梦破灭了。
    等到证实路大英和Dennis没有做大的想法和实力，我的第二个回归之梦破灭了。
    有时候勇于承认失败比不屈不挠地抗争，需要更多的勇气。可惜我当时没有面对现实，急流勇退，而是一意孤行，坚持到底。在没有明确经营目标的前提下，还是开始着手进行了新公司的筹办工作。
    面子，纯粹是为了面子。如果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到LP身边，担心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於是咬紧牙关，霸王硬上了弓。
    第一件事是新公司的人员选择。
    技术人选是祝建国。为此，我特意拉着他在94年9月尝试了一次黄花城向东的长城穿越，以便彼此有一个互相深层认识的机会。虽然我对其在大唐一年来的表现不很满意，工资拿了不少，却没有做出像样的东西。不过，一下子很难找到知根知底的技术人员，至少他对皇朝的东西很熟而且也掌握着资源。94年10月，祝建国成为新公司第一个受薪员工，每月1500元。
    管理经营人选颇为周折。第一个考虑的是黄光和兰雪儿，一个有头脑，一个办事认真。两人联手，是最佳组合。黄光先是答应加盟，最后却无声退出；兰雪儿在我回来之后，一直在深圳随小邹扎保险公司的赔款，忙到9月份才回来，答复是，太累了，不想再折腾了。
    直到12月中，第二个人选才落实下来，是祝建国推荐的，他就是当初随黄光从皇朝出走的董强。我没有和董强共过事，缺乏深层的了解。据黄光的哥哥冀晓冬讲，董强其人实为黄光兵变的主谋，此人深不可测，黄光只是那次兵变的名誉首领而已。来自另一位朋友的评价也是极为负面。但我当时从祝建国的角度出发，选择一个他能够接受的搭档作为最主要的衡量因素来考虑，再加上我在中国的时日不多，最后还是落实了这一人选。
    第二件事是新公司的经营常葫选择。
    我选择了青年公寓，与小邹的公司在一层楼上。最顶层，原来是楼层的储存室，紧邻电梯间，两间共三十平米，有一部分机电话，每月1500元。青年公寓地处北三环上，南来北往的交通都很便利，距离中关村也不远。
    第三件事是新公司的注册。
    首先公司名称的命名，连续取了几个常见的名字均有重复，最后是“老枪”这一非常另类的名字入了选。“老枪”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二战时期的电影，取其绝地反击，愈老弥坚，快速准确之意。结果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一名字时流露出的暧昧神色，我才认识到引起了误解。不过，能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次是注册资金的注入。在购置了电脑及办公用品后，我当时手头的现金只有人民币2万多元，对於注册一个有批发经营权的公司有困难，因为该类公司最低的注册资金为50万元。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内神通外鬼，工商局的经办人主动暗示我，只要在手续费之外，多交2千元，他们就将包办一切。据说，这也是一个很赚钱的营生，有人出钱专门用于此一目的，钱放在银行不动，出具一个资金证明，就可以拿到2千元大家分成。
    94年12月底，“老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注册下来，注册资金50万元，法人代表阿唐，营业内容早忘光了，营业常葫是青年公寓。最后的注册花费是近5千元。
    公司采用股份所有制形式。其中阿唐50%，祝建国20%，董强20%，黑子5%，玉敏5%，除阿唐外，其余人都是干股。并且在内部协议上注明，如果企业歇业，除按股分红外，固定资产部分归原投资者阿唐所有。给与黑子玉敏各5%的股份，是因为祝建国曾在大唐旗下做过一段时间的软件，尽管没有什么成果，但也不好一笔抹杀掉大唐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因为祝建国的事情，影响到与黑子玉敏的关系。
    截止到95年2月，阿唐在老枪的投入累计人民币8万元。
    从海归第一天起，在做信息传媒的设想破灭后，我每时每刻地都在构想下一步的经营方向。那一段时间阿唐的脑细胞的死亡一定很快。
    首先，我想做科技书刊的翻译出版。
    为此联系了在出版社工作的馨儿，她帮我和他们出版社出版处的处长牵上了线，大家碰头一谈，发现难度很大，主要是两个问题：侵权和风险。前者要想获得国外作者的无偿或低价的翻译再版授权，在短时间里几乎不可能，正式出版社不敢冒未有授权的风险出版。后者是对于非畅销性类的科技书出版，出版社采用的是作者垫支樱孩费用或自我负责樱孩的办法，一句话，我出版社只卖给你一个书号，剩下的工作和风险都是你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尝试，按祝建国的想法，我让阿唐太寄了一本有关VB的书。我们三个协力翻译完了第一章后，意外地发现这是一本普及类的书，并不是我们希望的用于编程的工具书。
    此前，中关村出版的科技翻译书刊，大都是未经原作者授权的。等到我们想做的时候，大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利於此等行为，一句话，太晚了。阿唐也是犯了跟风的错误。
    其次，我想到了抢注商标的办法。
    我当时预料到了国际著名公司很快就要全部进入中国市场，如果能在此前抢先在中国注册其商标，届时可以大赚一笔！
    联络了XX学院的小白，他北大法律系的同学就在国家商标局工作。尝试的结果是此路不通，大意是，凡属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即没有明确的市场行为的商标注册，如果日后与海外原商标持有者冲突，中国不保护境内的第一注册者。到底这是中国法律上的定义还是人为的行为，我一直不清楚。这个中国特色倒是应该向世界推荐。
    再次，我对GPS车载定位产生了兴趣。
    我的一个本科同学在航天部某院做GPS定位的研究，已经有了原型机。我们设想了将其小型化后，装在汽车上做为导航，定位，搜索，交通控制及防盗的用途。为此，我们把那台原型机装上了车，我驾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整整一天，来帮助我同学测试其精度及稳定性。
    此事的难度在于市场和技术两个方面。技术上的问题是定位精度不够，当时是用美国的24颗定位卫星的公开资源来定位，精度只能达到100米，这对于城市街道定位是不够的。市场上的难度是触及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权限，如果不是与公安部门联手研发共同推广，恐怕就是搞出来也不会允许你销售。
    对于94年的阿唐而言，这基本上也是一个有限资源试图做无限事业的范例。
    今天GPS的车载导航定位已经完全商业化了，这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和技术上的关系并不大。
    又次，我和祝建国的同学探讨了在北京昌平做货仓式销售的可能性。这一想法是来自于美国的自选商场，如COSTCO。
    设想是联锁店，电脑管理，非门面营业常葫。利润点除开本店商品销售收入，也包括联锁扩张的概念销售收入，即你出钱，我帮你照我的样子建起来，你要付我转让费。在95年，如果我能够在中国静下心来做一年，这一想法也不是不可能做大的。当然，2000年我回国时，货仓式销售已经遍地开花，但这并不能说明走在前面的几个赚不到钱。
    在尝试过所有我不熟悉的领域之后，我们最后又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领域——技术贸易，准备引进来走出去。
    走出去做的还不错。在拿到营业执照的第一时间里，我和董强赶到北大新天地签署了代理销售“中文之星”的协议。95年，大概在新马和北美等地卖了有一二百个正版拷贝。
    引进来则全无成效，除了几本编程类的书籍之外，再无其它的东西可言。
    我当时的想法是，贸易收入应该负担起公司日常营业的支出，今后的发展还是要靠产品的开发。因此除开在贸易领域打转转外，我也对产品开发倾注了精力。
    当年从天翔率先出走的金晓光，已经从深圳回到了北京，仍然在9403的技术开发部。这些年，金晓光一直活跃在软件技术开发的前沿。我约见了他，请教在当时中国的软件市场，还可以做些什么？
    他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还能做什么，你把国外的软件拿来卖就好了！”
    这就是当时中国顶尖的软件开发人员的想法。也就是说，软件产品的开发环境和方法上，我们距离国外的先进水平相去甚远，尤其是软件的系统设计。自己关起门来搞的，无非是闭门造车的低水平自我重复，意义实在不大。在国外软件的冲击下，最后一定会一败涂地。
    当时，阿唐对金晓光的言论体会并不深刻，今天再看回去，才得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这一现象。应用软件的发展，是依附于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的，系统运作的商业模式和信息化的普及程度，对应用软件开发的影响远远大於技术手段发展的影响，说这是本与末的关系也不为过。一个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模式，一定是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这在当前地球村的大趋势下，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即使以中国曾经如此封闭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也逐渐向发达国家模式接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试图保持自己的软件信息产业独立发展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或许，与印度一样，变成世界软件的加工厂，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祝建国自己有一个很朦胧的想法，做管理信息系统。实际上，这一想法已经离后几年大行其道的的数据库管理相去不远了。限於技术水平和视野的限制，这一设想最终也没有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产品上。
    在近两年的老枪史上，经营的重点始终放在技术贸易之上，原来设想的技术开发，没有真正地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