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人的事不了了之。联社对铆常尾大不掉正无可奈何，有人冲杀在前，求之不得。苦主的上级都是如此态度，和平宾馆自然乐得清闲。
    街道办事处在公安机关的地位很高，说话极有份量。一次，我在街上骑车违规被警察抓到，一听是东X街道的，二话没说，立刻放行。常等即使报案，公安也是先上街道了解情况，然后还是会责成双方单位自行解决，至少在1988年还是如此。
    小玉再也没有来过公司，后来听说去了澳大利亚，不知近况如何，是否还是那样瘦。
    二柳之争已经转移到区里，一时公司里倒也相安无事。
    常仍然继续执掌着公司的运营，财务科的甲坐镇会计，小誉和小青一起站柜台，大权一直没有露面，小鱼偶尔还来公司坐坐。他的养性功夫在年轻人里真是一流，我认识小鱼很多年，从没见他发过火。他来之后，一如既往地上楼找常聊聊天，有时还和小通下下棋，就跟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或许是柳始交待过常，也可能是常也认识到不可能忽视我的存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反倒比以前融洽了一些，至少他不再象从前那样故意漠视我的存在了。
    我又动了调走的心思，既然东X街道已经未能兑现当初的承诺，我也没必要吊死在这一棵树上。
    我又与中国XX器材公司联络，告诉人事处长我已是自由之身。处长在电话里干笑了一声，说，晚了，现在所有中央各部委直属单位，包括机关，企业和公司一律不再进新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已经进来的也要下放到下面锻炼一段时间。原因是87年底的北京，合肥等地的学潮，中央感觉到目前大学生的思想品质方面要加强教育，宁缺勿滥。
    我如同被当头浇下一桶凉水，真TM是船破偏遇顶头风啊！
    接下来的日子，我又参加了北京市举办的一些人才招聘会，也真奇怪，那一段时间招人的多是中关村的一些小公司，我是既无经验又要人家给我安排住处，谁会待见这号的？＃葫以，一一落选。
    我和少林越走越近，也不象从前那样顾忌常师傅一伙人的想法了。
    我们会在早晨上班前先骑车跑到什刹海去游泳，那水是绿萦萦的。几年后，一次路过什刹海碰巧看到一住户随手把脏水倒进湖里，立时感到浑身一阵不舒服。
    我们俩有时会躲在我的小屋里下棋，我从让9子开始教他，他学得很快，往往让我很吃惊。少林为此很得意，他说他曾经得过北京市少年象棋比赛的名次，棋与棋之间道理是相通的。我相信他说的，因为我跟他下象棋，他让我一个马，我也赢不了他。
    在3个月里，他的棋力就长到了我只能让他两子了。然后他每天偷偷跑到文化宫去下棋，那里的棋手大都是野路子，力战型，少林在那儿练了半年我就不是他对手了，明知他无理，就是拿不祝蝴。94年少林找我去玩，我特意让我一个有二段弱的同学和他下，也是拿他不下。
    少林毕竟是读书不多，有时就喜欢和糙人们混在一起。在文化宫学了棋也学了乌七糟八的盘外招，下棋时总喜欢现场评价，连唱带说，什么“巨龙巨龙你擦亮眼(差两眼)”，“还走啊，先手死”，“养肥了再杀”，“接上”说成“焊上”等等。那次和我同学下的棋，本来开始我同学占优势，叫他一搅糊，就动了气去杀棋，结果正中少林下怀。
    7月底，女友来京，她考上了北京某研究院的研究生。
    我们俩实在是很不一样，我喜欢呼朋唤友，她喜欢恬静淡漠；我入世，她出世；我爱没事看所有带字的东西，她从没有完整看完一本非专业的书籍；我愿意到山野里大川上去陶冶去放逐，她宁可在家睡懒觉。嘿嘿，可能让很多现代年轻人笑掉大牙的是，我们彼此是对方的第一个男女朋友。有一次在太座公司的聚会上提起此事，别人看着我们就象是天方夜谭里的人物一样。
    8月份，我们一起回到我在天津的父母家，通过老爸的单位领取了结婚证，日子就填上了一个好记的日子——1988年8月1日，我24岁，她22岁。因为是早婚，所以要走后门拿结婚证。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老爸把送结婚证的人硬留下吃了一顿饭，算是见证吧。结婚证上的照片是黑白的，那是阿唐最后一张还有浓密头发的照片。按太座的说法是，老婆一骗到手，头发就稀里哗啦地掉光了。
    一时平静，我的心思又回到如何做生意上面。
    那时候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的经商高氵朝时期，京城里的商业信息漫天飞舞。连看门的老头都能信口来上一段“盘条麻袋老玉米豆”的顺口溜。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内外的价格有很大差异。而计划内外的划分是人为的，这样就形成物资流向的人为可调性，如有条子就能将计划内的商品调出来，在计划外销售，从而获得很大的利润差。从理论上讲，这种物资流向在经济总量上占有的比重不会很大，本不应该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当初计划的制定者可能忽略了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商品计划内外的划分是人，计划内外的调拨是人，计划内外的认定也是人，於是人性中的逐利本能，使每一个有上述三种权力的人，潜意识里都有将计划内的商品拿到计划外销售的冲动，而且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一时间批条子就成了一本万利的事情，形形色色的官倒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应时而生，权力和金钱在这里赤裸裸地结合在一起，钱赚的委实容易。这种来自执政集团内部的示范作用，经社会各阶层的层层放大，终於造成公司遍地，信息满街。真真假假的商品信息充斥于耳，每个人似乎都能有机会一日致富。
    双轨制的另一副作用是造成了物价上涨。计划外的商品经层层转手，价格节节升高。当时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虽然基本上以生产资料为主，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必然最终带来生活资料的上涨，从而引发了1988年秋到1989年春的“抢购”风潮。
    官倒和涨价无疑是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事件的直接导因。
    呵呵，还是说阿唐学着当倒爷的事吧。我就象当时很多人一样，手里成天攥着一个记事本，上面记满了各种信息，如钢材啦，原木成木啦，纸张纸浆啦，汽车啦，化工原料啦，什么到岸价是多少，离岸价多少，返还中间人多少。到什么岸，如广安门货场还是东郊的东货站。
    我不能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即使是真的，经层层传递过滤后，其时效其价格也早已失去了可操作性，更不用说那些子虚乌有的信息。
    忘了有一次是谁给了我一个消息，一辆二手丰田待售，包上牌照，年头数若干，公里数若干，售价若干。我打电话给上家，那斯信誓旦旦说绝对现货，连什么颜色，轮胎新旧都说得清清楚楚。我马上就开始张罗找下家，很快就真找到了。谁啊，将台乡的丙副乡！
    那时节，京郊的农村由於国家征地补偿，现金很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掌握在乡一级政府手中，有钱买车而上不了牌照，所以一拍即合。丙副乡一再让我核对真伪，如属实则第一时间联络他。
    我当即与上家联络，仍然是信誓旦旦，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车。我当即转述丙副乡，几经往返，双方约定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门前看车。
    那天，我提前了一会儿赶到中日友好医院，意外地发现丙副乡已和几个人乘一辆同样型号的丰田等在那里了。我上前去打招呼，问为何来的如此之早，丙副乡说，有备无患，早一点来可以观察一下情况，连车都借了一辆一样的，免得被骗。
    等到约定时间也没见另一辆车来，我正要去打电话，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向我们走过来，装束正如电话里讲定的那样。我迎上前去，核对上了彼此的身份。问车在哪里，那人说车子今天不得空，来不了，最好买家能付5000块钱定金，再约个时间去看。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愣了半晌，只好回头找丙副乡过来两人直接谈。
    丙副乡一听5000元定金，立刻摇头，说，看车验货，半价付款，牌照一上，立付全款。这就是他们的原则，其它方式一概不行。那所谓上家还要罗嗦，丙副乡一摆手说，他该说的，今天都说了，有事情再找阿唐联络。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就象一跟木头一样戳在那儿目睹着他离开。
    丙副乡进到车里，摇下窗户示意我过去。
    我走过去，丙副乡温和地对我说，“阿唐，这不是你走的路，一不小心就会被这种人给涮进去的。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吧。”挥了挥手，车就驶走了。
    我当时羞愧地无地自容，恨不能地上有一个缝一头钻进去。
    正是丙副乡的一番话，让我从醉心于一口吃个胖子的大生意中醒了过来，开始塌塌实实地从周围的小生意入手努力。我开始向我所有能联系上的同学发消息，告诉他们如果上北京来采购东西，一定要来找我。
    不久，我做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单生意，我的一个同学来买一批电子器材，他知道上家在哪儿，价格如何，只是通过我这里走个帐。营业额不大，赚的也不多，税前2千多元。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为公司赚了钱，自己腰杆也硬了许多。
    到了10月份，二柳之争终於有了分晓，XX公司在沉寂了3个月后，再一次震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