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站设在村中的药王洞里。
    入春之后，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公社指示各村都必须建立“合作医疗站”。大队长召集了大队干部和各小队长开会，议题是为医疗站选址，看设在那个小队合适。“狼剩饭”说了：“叫大家来，是要按照公社指示精神建立起咱马跑泉村合作医疗站的事。公社要求：医疗站要通风、要能充分见到阳光。全村五个队，大家想想，看把医疗站设在啥地方好。人家赵家、大泉还有查田村都动起来了；马跑泉可是前公社所在地，不能落到人后头。至于建立医疗站的经费——还是老办法：各队均摊。公社领导认为：一个看得过眼的医疗站最少要有三间房。一间门诊，一间药房，另外一间是检查室。”
    望着有炕不坐、却偏偏蹲在地上木然抽旱烟的大小队干部，“狼剩饭”深深感到作一个基层中的夹层干部的艰难。讨论给地里下什么种子、啥时候浇水，这些人一个个踊跃发言，能的赛过武功农学院的教授。但要涉及到出劳、出钱，却都噤若寒蝉，个个人的脸都拉的像驴。对付这些人是不能讲什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的，这些人都是夹瓤核桃——天生砸着吃的东西！“狼剩饭”早就掌握了一套对付他们行之有效的办法。
    “建立医疗站既是个利民的好事，也是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没有退路，非盖不可。一二三四五，那个队都不许哭穷！不但各队要出劳力，钱也要一次到位。”也许是觉得自己话说的太重了，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让李木匠调查过了，一根椽子一块五，三间房得一百根椽子，这就是一百五十块钱。檩条是四十块钱一根，这又得四百多块钱。还有柱子、帛子、青瓦，乱七八糟还得一百多元。剩下一百多元是买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大队会计算过了，一共得八百元。至于垒墙的胡砌和和泥的麦秸，各队均摊。一个队三摞胡砌——一千五百块儿。要见棱见角，不能打的和豆腐渣一样。土壕里有得是土，派人去打就是了------盖这么三间房和买医疗器械、药品啥的，五个小队摊下来，每个队是一百六十元。我知道你们都有难处，但这次是为全村人做好事呢，谁都不能打退堂鼓！谁都不能消极对抗！肚子里的泄气话就不要往外说了，你说了不顶啥，我听了也不顶啥，医疗站还是要建的。有啥好的建议，不妨提出来共同商量，现在——大家畅所欲言。”
    和历次类似会议一样，干部们或是愁容满面不言不语、或是漠然蹲着抽旱烟装没听见。呛人的旱烟味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像凝聚在干部们心头的愁云。大队干部显然事先已经知晓了这件事，只是冷漠地等待结果。小队长们个个板着脸，上眼皮朝下，目光凝聚在烟袋锅上，长久地保持沉默。在座的十来个干部人人心知肚明，这是惯用的、态度消极时表示无奈的传统方法。
    “狼剩饭”是深知他们这一套的。他不能让他们一直沉默下去。他也用老办法。在挨个把这些小队长们看了一遍、在确认不会有人支持自己的建议也不会有人踊跃带头发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老办法，按次序来。马垛，你是一队队长，你先表个态。”
    马垛慢条斯理地把烟锅里的烟灰在鞋底上一磕，爱理不理地说：“我就知道你是这一套：按次序发言。老吃一味药你都不烦？你能不能换个方子？”
    “狼剩饭”勉强一笑，说：“换啥呢？我不点名？我不点名你们能坐到明天早上！我看这个方子对症。嫌烦？嫌烦就积极发言，说正事。”
    “说啥正事呢？一个好劳力两头不见太阳干上一天才挣十分工，也只值一毛八。社员乐观，把一毛八说成‘一麻包’，我当队长的听了都想哭！爷呀，羞了先人了，咱也是个队长；把社员都带成穷光蛋了！”感叹过后，马垛陡然瞪起双眼：“你倒耍了个轻松，张口就是一百六！你算过没？那是十个壮劳力辛苦一年的节余！十个家庭啊------你这不是割人肉呢？你这不是要人命呢？形式主义一刀切。要叫我看，建球个医疗站就没有用处。药王洞有吴道长，啥病看不了？外村外县都往咱这儿跑呢，何必搞这形式主义？社员把钱花了，整球个医疗站出来，安上两个闲人吃闲饭，好过了谁呢？你倒说了个轻松：‘一百六’！不要说一百六，十六块我一队也拿不出来！你把我队会计叫来问，三个月了，账上一直只有七毛钱。你要是能看上你连帐本拿走！”
    “狼剩饭”就住在一队，一队的家底他是知道的。面对反应激烈的马垛，只得缓和语气：“各队的情况都差不多，这我都知道。不要哭穷。哭穷不顶啥，事还要办呢。大家集思广益，都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麽。连这事都解决不了，社员选咱这些干部干啥呢？”
    “社员是瞎了眼窝了！把咱这几头歪嘴叫驴当了千里马。羞了先人了，让社员吃不饱饭还没钱花，干不动活还出不了门。都是些啥垂子干部吗！”大约是一百六十元的数额过于巨大，马垛越说越激动，神情激愤还有些哀伤。
    “这又不怪你，”“狼剩饭”说：“三年自然灾害麽。那个县不是这样？那个村子不是这样？全国一盘棋。城里人倒是月月开工资，能买下粮食不？还不是有饿死的？”
    “那也比咱强。人家是没吃的、有花的；咱是缺吃的、没花的。”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狼剩饭”做出一幅拉家常的姿态，语气温和的像体恤的兄长，他随手抓过马垛的烟袋锅，偎了一袋旱烟，侃侃而谈：“城里人一月就那四、五十块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人；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就更不容易了。眼下是困难时期，说到底还是粮食金贵。城里人月月是发工资，可有俩钱又能咋吗？现在还不是一批一批地往农村下放？为啥？为的是咱有粮食！”
    “有粮食？”马垛不服，想起了陈年往事，他埋怨说：“六零年办食堂你也说有粮食，结果大家解开腰带敞开肚皮吃，三个月就把半年的存粮吃光了。要不是我豁出去，坚持把公共食堂给解散了，咱马跑泉非饿死人不可。”
    “马垛，你这可是反党言论！”“狼剩饭”有些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说道：“大办公共食堂是**党中央定下的，是非办不可的事！办瞎办好，那只是个技术问题；办不办和支持还是破坏就成了立场问题！你一个非党员的小队长胆大包天，趁我不在，‘哗’地一下就解散了公共食堂，简单地就跟掀倒一堵土墙一样。你还私自把公共食堂的铁锅、蒸笼、鼓风、切菜刀、梨木案都卖给了豆马村，只换回来一百斤玉米。知道不？你让马跑泉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你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你这是拆人民公社的台！上头几次要求我严肃处理你，要不是我压着------”
    “狼剩饭”最忌讳人提吃食堂的事。
    六零年五月，公社根据省委发出的《关于办好公共食堂的十项规定》，要求各大队都要以小队为单位，开展食堂普遍化运动。“狼剩饭”当时跟风跟的太紧，他按照《十项规定》里“大办公共食堂”和“大抓养猪”这两项要求，以大队名义从信用社贷款五百元从河南买了上百头猪娃。说是优良品种，盖了一大溜猪圈还让两个社员专职饲养。公共食堂开伙前，偏偏保管员又把账算错了，把库存粮食的数字扩大了一倍，造成“狼剩饭”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出工下地，社员要排队唱歌。除过“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必唱之外，还要求社员大唱歌颂公共食堂的歌曲。吃饭实行**：大人小孩排队用餐，粮食青菜管饱管够；把个马跑泉整得人欢马叫、热气腾腾。那时节，人人脸上带笑，个个干劲冲天，村里村外一派蓬勃气象。一时间“狼剩饭”大名远扬，成了公社的先进，甚至市上都专门组织其他公社的干部前来参观学习。那时他红的不得了！又是介绍经验，又是出外宣讲。留给社员永恒的笑柄是他的两句名言。一句是“稀饭越熬越稠！只要你舍得添柴，稀饭就能熬成干饭！”另一句是“公共食堂好、馍大稀饭稠！”由于他好大喜功和缺乏精打细算的意识，结果差一点就把一队的社员送上了绝路。当发现粮食快吃完时，“碌碌已经曳到半坡”了，他没办法了，当时就急出一嘴的火泡。人常说祸不单行，就在这节骨眼上，两个专职饲养员向他汇报：买来的猪娃只吃料、不上膘，甚至连个子都不长，看样子还不如本地猪；“狼剩饭”顿时慌了。他私下请了个骟猪的来诊断，那骟猪匠一见这些猪娃就笑了，说：“和我猜的一样，这叫‘狗猪’，再喂也长不大，也就长个四五十斤；永远也长不到二百斤。”“狼剩饭”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害怕了。后来听说马垛正私下联络人要解散食堂，一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让社员饿死到家里总比饿死在公共食堂好——无奈之下，他假装有事走了几天亲戚。回来一见食堂果然散伙了，心里一宽，但却故做严肃地在干部会上上纲上线地狠狠批评了马垛一顿。最后假作无奈地说：“**的台你都拆了一半，剩下那一半留着也没用了。那一百来个猪娃是我买来准备给公共食堂作为改善伙食的永久肉猪基地的种猪，现在还留着干啥？干脆分了，从一队开始，每队二十头；分完为止、年底结算。”社员敢怒不敢言，没几天就把那批猪娃杀尽了------
    “‘狼剩饭’，你不要反咬一口！官把你当的都没有人性了！-----”
    马垛很清楚“狼剩饭”是为啥“走亲戚”的。“狼剩饭”前脚走，他老婆后脚就找到马垛，诉说了“狼剩饭”眼下的难处。她说：“他是个党员，不能出头。食堂再吃下去非饿死人不可。那批猪娃也让他睡不着觉。他离开这几天就是让你有时间解散食堂的。猪娃的事你不用管，他说他回来处理------”现在一听“狼剩饭”翻脸不认人，那抑制不住的火气就爆发了出来。
    “算了，算了。事情都过去了，还提那事干啥？都消消气。”。四队队长马家富合着稀泥——他外号就叫“合稀泥”——抓住时机行使起大队调解委员的职责。马家富不紧不慢地说：“咱今天说建医疗站的事咱就只说这个事，不要扯别的。建医疗站是公社的指示，也是个非干不可的事，这也不怪大队长。要说钱麽，一家伙拿出一百六，谁都没有。咱能不能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就把这事办了？”
    “狼剩饭”就坡下驴，接茬说：“对麽，这才是一个当干部的样子。遇事多提建议，少发牢骚。咱的目的是建医疗站，只要能把医疗站凑合弄起来，能给上边把差交了，我也巴不得一分钱不花！家富，你说，有啥好办法？”
    “也没啥好办法。我想都是看病麽，干脆就把医疗站安在药王洞算了。”
    马家富提出这个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四队在街道南边圈出了一亩多地，盖了一溜五间的大草房，给本队社员建了个娱乐室。男人们农闲时在里边下棋，青年人就打扑克；一些老汉老婆们就经常在里边掀花花、聊天。时间不长，四队人的业余活动就丰富和活跃了起来。队上有事时，马家富也利用这里开大会。“狼剩饭”觊觎这里的环境，一心想把大队部搬到这儿。他先是对马家富暗示，希望他能主动相让。但马家富装聋作哑的本事实在是炉火纯青。他哼哼哈哈地装听不懂；“狼剩饭”虽不高兴也没办法。二次见面就给马家富明说，让他把这几间房让出来。没料想马家富反而做起了他的工作，说自古官不修衙，你把你那门面整的那么漂亮，不但不符合**勤俭节约的精神，而且还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人去争你这个大队长的位子。“狼剩饭”悚然一惊，当时也是频频点头，但事后回过味来就暗骂马家富奸诈。马家富也知道大队长难缠，就躲着他。今天一听会议的内容，就知道大队长是有备而来的，甚至把所有大队干部的工作都做通了，目标就是四队那几间房，心里就愁的不得了。及到看见马垛和大队长闹撑了，觉得有机可乘，连忙抛出了这个自救方案。
    他不给大队长喘息机会，接着说：“让吴道长腾出一个窑来，省俩钱请一个没啥水平的大夫，再买几个药瓶瓶往哪儿一摆，把公社应付一下就算了。反正人们看病都是找吴道长。”
    “狼剩饭”刚要张口反对，没想到几个小队长都纷纷叫好，马垛的声音最大，还挑衅地看着他。甚至还有两个大队干部也表了态，说这个主意不错，“值得考虑”。“狼剩饭”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却一脸轻松。他急忙转舵，故作轻松地说：“看，我说啥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麽！这事不就解决了？遇事不动脑子，只是轴着脖子反对，咋能把工作做好？”
    谁都听的出来，后边的话是批评马垛的。
    马垛也不示弱，说：“我耳朵被驴叫声震聋了，听不见！”
    一直沉默不语只顾低头抽烟的三队队长王五升突然咳嗽了一声。这是个人人都熟悉的信号——他有话说。
    “半斗，你有话说？讲。”“狼剩饭”暗示亲近地叫着王五升的绰号。
    王五升翻着又红又烂的两只小眼睛，看了看马家富又瞅了瞅大队长，慢条斯理地说：“医疗站放在药王洞我举双手赞成。可你们安顿在医疗站吃闲饭的人我可养活不起！我就一句话：地方，我三队出了，人，你们养。”
    这又是一个让“狼剩饭”极为头疼的事。王五升无疑是给他出了个更大的难题。饥谨时期，摆脱养活人的条件显然要比腾几间房更为苛刻。
    “狗日的一个比一个滑、一个比一个狠！”“狼剩饭”深知继续争辩，建立合作医疗站的事就不得不推迟下去，他急中生智，故作大方地说：“医生和护士的费用分成五份，一个队一份；五升——他不再称呼王五升为半斗了，这是他不满的信号——你那一份由你和大队分摊；就这样定了。”
    王五升心中暗喜表面却在唉声叹气。
    处理了棘手的“养人”问题，“狼剩饭”接着说：“让吴道长腾窑的话我去说，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的钱还得五个队均摊，谁不出钱都不行！一个队二十五块，再不能讲价钱了。队上没钱，你当队长的就是把自家的猪卖了、窑当了也得垫上！”
    马垛觉得“狼剩饭”处处都在针对自己，心中不忿就反唇相讥：“好麽，我家只有一个猪娃，我也不要了，送给你！你把我队的那二十五块钱顶账给垫上。”
    “狼剩饭”不理马垛，说：“后天把钱凑齐，谁也不能缺。散会！”
    “狼剩饭”是马碎牛的本家伯伯。据说他年轻时在北塬上犁地时遇到了两只狼，一架打下来，狼丢了两条命，他大腿上就少了一蛋子肉。自那以后他走路就开始瘸。因为走动少了，就多动了心眼。刚解放时，他第一个欢迎**干部进村。土改时他又是积极份子。时间不长就入了党，随即就当上了马跑泉村的村干部。加上脑子好、人又活泛，在大队长的位子上一呆就是十年。
    散会后他立刻去找吴道长，告诉他大队的决定。满以为吴道长会一口回绝，那样，他就可以再次召开干部会，重议医疗站选址的事，杀马家富一个回马枪。没想到吴道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这让他有些意外。
    事情没法挽回了，“狼剩饭”也就死了心。很快地，村上就请到了一个姓李的西医大夫，条件是每见一个日头就给他记十分工。公社一个干部还给医疗站推荐了一名女护士，叫秀云。她以日薪七分工的标准欣然上任。
    医疗站建立后形同虚设，大多数患者依然是去找吴道长看病。大队长知道是村民观念陈旧，也怪李大夫手艺不精，就想劝吴道长传授些医术给他。他对吴道长说：“你得空也给他传授传授你的医术，这麽好的手艺总不能失传了吧？”
    “不行！”吴道士态度坚决地回答。
    “为啥？”大队长很是不解。吴道长平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能让出一口窑、能让冤家同行酣睡于卧榻之旁，咋就不能教别人点本事呢？
    “他是学西医的，脑子已经僵化了。对于中医那些君臣佐使、一病千方、玄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是万难达到了。他接受不了我的东西，他也学不会我的东西。再说他也四十多岁了，人就是再灵醒，现学也来不及。大队长你放心，我的医术失传不了。人，我已经瞅好了，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狼剩饭不无忧虑地说：“可他那儿的病人------”
    吴道长笑了，说：“原来你是为这事来的。早说麽。叫我看，这是人们还不了解西医。这不行。你们干部平时开会时多宣传一下，再开个宣讲会让李大夫把西医治病的原理给社员讲一讲，慢慢地人们理解了也就会有更多的人到医疗站看病了。另外，医疗站建立起来后就没人管了，这不行。我就知道李大夫想买个老鼠夹子都拿不出钱；你得给他一些流动资金。”吴道长很认真地提着建议。
    “狼剩饭”按方抓药。他给了李大夫十块钱的流动资金，并且也在大会小会上多次宣传动员，但除过李大夫购置的老鼠夹子迅速奏效以外，社员依然不买西医的帐。偏远之地的村民们还是惧怕那些冰冷的刀子、镊子和听诊器，尤其惧怕那红萝卜粗的针管和细长明亮、尖端还滴着水的针头。一些自认胆大的年轻人，在经历了第一次令人恐惧的注射后都心有余悸地传说着肌肉僵硬造成滞针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不习惯别人拿着冰凉的听诊器在前胸后背挪来挪去，尤其是女性患者每到此时就格外紧张，没病都能听出病来。一旦被听诊器触及到敏感处，不是扭动身体躲避就是干脆一跑了之。她们更接受不了打针时让人褪下裤子，露出半拉臀部时尴尬羞耻的场面。在她们的意识里，那里是只有丈夫才有资格看到的地方。对于药品的疗效人们也有所怀疑，许多人甚至不认为瓶瓶里装的那些不用熬制的白片片是能治病的药。
    李大夫为争取患者左右为难：既不想让吴道长误会他抢病人，得罪高邻，又不能把自己降格到卖大力丸的水平去满街幺喝。看着隔壁人来人往如同集市，自己却只能一天到晚如坐针毡地在医疗站枯坐，心里十分焦急。秀云倒能平静地对待这一切，她手快的很，三五天就能织出一件毛衣。倒是吴道长常常针对一些急症病人急于尽快结束痛苦的愿望，建议他们——甚至陪着他们——到隔壁医疗站去打针，医疗站这才慢慢有了些人气。李大夫为了还吴道长的情，托朋友代买一些内地稀缺的藏红花之类的中药送给他，吴道长也不拒绝，道一声谢也就坦然受了。双方到也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