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利的父亲是早年的一位抗日联军战士，在东北长白山一带打日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位有血性的中国男儿，为了叙述方便，我暂且把赵维力的父亲称作老赵。
    在抗日那活儿，老赵不知怎么认识了了一位白俄罗斯贵族后裔的女儿，就恋爱并结了婚。但是那位老赵情场上虽然如了意，但在政治上却从此失了意，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全国解放后，他在西安市某个部门当一个什么处长，但这个处长却当得不怎么顺心。中俄友好那会儿，因老赵娶的是白俄流亡贵族后裔的女儿，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对头，一个革命老战士，竟然娶了中国人民的对头为妻，放着那么多红色布尔什维克的女儿你不去爱，非要爱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老赵因此而得不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
    等中俄恶化了，组织上又有了新的说道，白俄也好，红俄也罢，都是苏联人，家里藏着一个中国人民的敌人，还当作宝贝般的娇藏，这种人很不可靠，怎么能够得到组织的信任？
    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老赵又成了苏联修正主义的特务，批斗、脖子上挂着用细铁丝吊起来的大牌子，游街示众，一趟街游完了，那细铁丝了进脖子里有一厘米深，血乎乎的。老赵革命意志本来就不怎么坚强才爱上了白俄女子，经革命战士们这么一折腾，他的意志就更不坚强了，在游街结束的那天夜里，老赵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了一根粗一点的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吊在了一间有房梁的悬梁上。这才让红卫兵革命战士们彻底消停下来。
    但是人死了，老赵家的遗孀及子女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善待或同情，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这就是结论。那个人性让无产阶级左派革命割掉了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让白俄女子对中国彻底地失望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宁肯回国接受布尔什维克们的凌辱也不愿继续留在中国。先是白俄女子打前站回国，再后来，我的同学赵维利也跟着母亲回到了那个不是他的祖国的国家。
    没想到这个小子竟然混到了州立师范学院副校长的位子上，真是不容易。也难为他还能记得起我这个当年的同学。当年，我的家庭出身也因父亲的问题受过牵连，也属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雷的家庭背景，所以与赵维力有些同病相怜，互相照应，也因此结下了友谊，我想他邀请我到他的学校去讲授中文，大概也就是念及此情。
    不管怎么说，在国外讲学，工资待遇会高一些，而且能挣一点‘刀了儿’（俄语中的美元的称谓）我是奔着‘刀了儿’去的，这一点我毫不掩饰。孔子还说“富贵若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可见老夫子对富贵也是不讨厌的。老夫子所说的鞭是马鞭，能富贵，让他那样的大学问家执马鞭，他都干，我为‘到了儿’执一执教鞭又何妨。再说我也很想借机躲避一下妻子对我的家庭压迫，于是我就满口应允下来，再和本学校的头儿们交涉，他们也同意，尤其是我们的系主任，早就看我不舒服，又没缘由拔掉它他眼里的这根刺，一听说我要出国讲学，立即欢欣鼓舞地道：“好事儿-----好事，去吧，同意，同意。”
    于是，我就有了这趟行程，也就随之有了这篇。不过，我为这篇和这趟行程付出的代价也真是有点过大，丢了教职，老婆离婚，外加有了一个异国的儿子阿廖莎。这是后话。让我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