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清蒋士铨《临川梦-隐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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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越给苏轼的感觉，此时可以用“深不可测”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对于李敦敏提到的《论语正义》，他表现出了一种相当的尊重，完全是用平等的态度听石越等人介绍着《论语正义》的内容，并且不时的提出一些质疑，众人把酒论文，直到天色全晚才依依惜别。
    熙宁三年正月初三在土市子陈州酒楼与石越的偶遇，由此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欧阳修的信中说道：“……江山代有才人出，此子一出，学生亦当避其锋芒，给他出人头地的机会。然则学生虽有意在皇上面前举荐此子，唯恐受阻于执政矣。”苏轼中进士那年是欧阳修任主考官，因此他在欧阳修面前自称为学生，算是变相的执弟子礼，因为宋朝严禁自称为“门生”。而这个执政，自然是指王安石。他自知自己几次上书，政见与王安石不合，这时候石越仅以词名著称，如果冒然举荐，倘若王安石心怀芥蒂，反而对石越不利了。
    在石越这一方面，由于石越是第一次见到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未免多了几分兴奋之意。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路手舞足蹈，兴奋不已，便是话也格外多起来。
    桑充国对他刚刚提到的“议会”显得颇有兴趣，不断的向他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唐棣等人也是颇有兴趣，石越免不得又要一一解释。
    “子明，以小弟看来，这个议会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议会成员全部是地方乡绅，他们未必便不会和官府一起上下其手，鱼肉乡里呢。”桑充国了解得越详细，疑惑就越多了。
    柴贵谊也忍不住插嘴道：“我也觉得这个议会虽然看起来有种种好处，但要靠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心中总觉得有很大的漏洞。”
    “不错，士绅和官府狼狈为奸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若有议会，他们反倒可以用民意的借口来对抗官长了。”唐棣也有疑虑的地方。
    石越本来觉得自己从三代之治说到民主议会制度，完全是个天才的猜想，心里自有几分洋洋得意。却不料就是这些个最好的朋友间，尚且不能完全说服他们。借了几分酒意，石越不以为然的说道：“你们的疑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可以用三级会议的形式嘛……况且，还有报纸的舆论监督呢。”
    “三级会议？是什么？”桑充国奇道。
    “什么是报纸？”
    石越一下子冷汗就出来了，酒意全无。瞧瞧自己说了些什么呀？但话已经说出来了，如果不说清楚，在这些好友面前，肯定不能过关。只好斟酢着说道：“这个三级会议，就是议会的组成由普通的农户、地方士绅名流、各行业代表等等，各按一定的比例组成，这样就可以避免劣绅和官府一手遮天了。”
    “这个办法好是好，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农者虽是国家之本，但是一般小民大字不识，在议会上无论说理还是什么，肯定说不过读过书的乡绅，而且乡绅大部分是族长族老，谁又敢和族长冲撞？”柴贵谊的见识倒让石越吃了一惊。
    本来所谓的民主议会制如果不是教育普及率达到一定水准、人们又拥有自由的传统，要实行起来就相当的困难。宋代的家族制度虽然较唐代之前已大有不如，但是地方上依然是一种家族的传统，民主议会岂是说行就行的？让一个农民和他的族长族老在议会上对立，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石越本来以为法国的三级会议可以成为一个参考，虽然心里也知道执行起来千难万难，可是万万想不到连柴贵谊这样对自己颇为服气的人也很难说服。
    不过还没等到石越回答，李敦敏先开口了：“景中兄所言不差，但那是往坏的一面去想了。我们在《论语正义》中说过，孔圣所谓的礼，其要义便是一个‘和’字，依我看，这议会的要义，仍然应当在一个‘和’字上。如子明兄所言，则议会之作用，是监督地方官横行不法，欺下瞒上；督促地方官在政绩上有所作为，防止庸庸碌碌之辈窃居高位。其实质不过是一扩大了的监察院，就算仅仅是士绅组成议会，只要能保证议会不被打击报复，终不成一县之士绅，个个良心丧尽，就没有人敢说真话的。便是那坏人居多，这几个好人亦可以向上一级议会和官府申诉嘛……”
    众人听李敦敏说的也不无道理，也就都点头称是。其实苏轼之所以没有问难到这一层，也就是因为苏轼挺相信士绅们的良知，倒不似桑充国等人对士绅们的良心颇有怀疑——但无论如何，从小学习着“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是不可能相信一个县中的士绅都可能是坏蛋的。所以李敦敏一说，他们马上就信服了。石越心里虽然大喊“未必，未必”，却不愿意继续深论下去了。毕竟民主议会制度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西，不是说单独拿出来放在任何地方可以行得通的，说得越多，只怕毛病越多。这些事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想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啊？
    当下只浅浅的说道：“修文说得不错，何况还有报纸呢，就算有人坏了良心，他们毕竟还不敢无视这天下的公理，只要有报纸敢说真话，那些贪官终难逃王法。”于是细细的把报纸的作用说了一遍，众人无不拍手称赞。
    桑充国是众人中间兴趣最大的一个，“依子明兄所言，我倒觉得这报纸比议会更有用处。如此看来，子明买下这印书坊，竟是另有深意的。”
    石越决然想不到自己因为偶然的灵感，借三代之治大发民主议会制的议论，又引出了和桑充国等人的一番对话，在后来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回到家里之后，他就把这件事给淡忘掉了，毕竟谈论什么民主议会，现在都是纸上谈兵的事情。这清谈高议，在石越看来，远远比不上做实事。成功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所以第二天他就把精力全部投入了木活字印刷技术的研发当中去了。让他有点意外的，是桑充国竟然挺主动的来帮他的忙。
    从泥活字到木活字，其中的技术难度并不大，何况石越还能给出许多的参考意见。而转轮排字架的设计更是能够大大提高排版的效率，让那些活字印刷坊的工人赞赏不已。仅仅二十天左右的功夫，木活字印刷机等设备很快就捣鼓出来了。桑充国第一次参预到一件新技术的发明之中，显得非常的热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印书坊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少东家能干、和气，这些设备能够这么快制造出来，和桑充国调动起来的劳动积极性，也是分不开的。
    但是石越在意的并不是这些，在他看来，木活字印刷仍然是一种简陋的技术。既然技术上暂时无法有飞跃式的提高，那就应当通过更先进的管理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在石越的设想中，应当是一个几百人规模的大型印书坊，有些人专门制造活字，有些人专门排版，有些人专门较字，有些人专门印刷，有些人专门装订成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资，完全按流水线作业。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二十万字的书二十天内就可以印刷出品。考虑到当时的书籍市场并未完全开发，许多人出书都是自己出钱雕版印刷，这样一座印书坊的利润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上，也不在于桑家是否会赞成，且不说桑充国的影响力，单单是这件事上的利润，石越就觉得自己有把握说服桑俞楚。在石越整个大的计划中，印刷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他是势在必行。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现实，几百个工人集中在一起，专门为一个商人做事，这种事情官府会不会许可就是一个未知之数了。
    把这件事拿去和桑俞楚说时，桑俞楚笑道：“贤侄多虑了，官府虽有顾忌，但是那些工人毕竟不是我桑家的奴仆，几百人也算不得什么。生意做得大，自然要使唤的人也多。到时候各处官府送点孝敬钱就是了。这个不是问题。本来我担心的倒是熟练的师傅的问题，如你这么说，却是我过虑了，每人做一件事，便是生手，很快就熟练起来了。我也省得和印刷坊行会打交道了，那些人规矩多得很。”
    石越并不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既然事情说妥，他便不再多问，而是放心的交给桑俞楚去办。以桑俞楚的精明，自然知道找一个够精明的掌柜来帮他管理印书坊。其实木活字印刷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刻活字，按石越的建议，则是由桑氏印书坊定下一个标准尺寸，然后分发到各个雕版印书坊那里，向他们订货，每家各订数百字若干，他们自己则只须要请几个师傅以备不虞。这种方法让整个印书坊的成本大幅下降，被桑俞楚称赞不已。
    但是石越在古代的第一本著述《论语正义》是没有办法交由这个全新的印书坊出品了，因为雕版工人的努力，在二月上旬，也就是抢在春闱之前，《论语正义》正式出版，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书店之中。在石越的坚持下，唐棣等五人的名字也排在石越之后，作为作者印在了封面上。这个封面是桑梓儿亲自设计的，一页纸上，说不尽的淡雅古朴。这套书从内容到质量，都可以说是上乘之作。想起之前的约定，为了表示尊重，石越亲自把书送到了苏轼府上。
    尽管此时已是春闱之前，苏轼已经接到任命，他和吕惠卿等人同为此次省试的考官，开封府又事务烦忙。但是苏轼还是忍不住要抢先看一看这本《论语正义》……
    齐集在开封准备参加省试的贡生们，抱着不同的心情，或自己掏钱独买，或者几个人合买，都想要看看石越等人的《论语正义》究竟是怎么个样子……
    垂垂老矣的欧阳修因为苏轼的推荐，早就等着这《论语正义》的出版，书店刚一上架，他家的书僮便买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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