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是孙中山建国实施步骤的第三个时期，按照蒋介石最初提出的“训政纲领”的设定，“训政”时期大体搞几年后，便进入“宪政”时期。可是，为了不妨碍其独裁统治，他迟迟不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对民主人士发起的真正的宪政运动予以压制与破坏。
    事例：
    国民党迁都武汉后，适应抗战动员各方面力量的需要，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申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在抗战时期，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在实施之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向政府提交建议案；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及向政府提出询问案的权利。按照国民党的定调，参政会议只是一个咨询性的民意机构，它的设立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这一举措有利于团结抗战，推进民主政治的民主进程。
    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参政员应到200名，他们是由各党各派和各团体按照国民党中央所分配名额，提出名单，由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确定。由于各种原因，实际出席会议的只有136人。在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提出了有利于抗战的提案和建议。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真正的采纳与实施，但这次会议，开创了民主商议大政方针的先河，对于团结全国人民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以后，历届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由于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内外方针的调整，国民参政会为国民党所垄断，日益成为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欺骗民众的工具。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广大中间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期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即希望尽快实施宪政，他们认为，“若是走上了宪政的道路，就是走上了发展整个政治和平的最积极的最正确的道路。”
    1939年9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参政员表达民意，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训政，实行民主宪政。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被迫表示，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他表白说，提早颁行宪法，是他“十年来所不断努力以求的一件大事”，自己“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如何使宪法早日实行”；同时，他还说，促成宪政和实施训政两者“是相需相成”的，甚至“将来虽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训政的工作”。从这一表白可以看出，他的“宪政”，与人们所期望的“宪政”有很大不同。即使如此，这也给人们以民主政治的希望。
    经过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并决定如果政府不接受，则各党派的参政员集体退出国民参政会。为了避免孤立，国民党授意其参政员抢先一步，也提出了一个不足百字的宪政提案。经过激烈争论，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根据这一议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
    这一决定极大地调动了中间势力的人们民主参与的热情。他们对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寄予很大期望，不少人以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就可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了。甚至认为，国民大会将完成划时代的民主改革，中国将进入民主宪政的新纪元。于是，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宪政的讨论，这一讨论最先在重庆开展，随后逐步扩展到成都、昆明、桂林，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纷纷成立。他们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说，或出版小册子，推动各地积极开展宪政运动，一个颇有声势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统区开展起来。
    当时，中间党派主张的宪政，是以资本主义宪政为蓝本，期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条件下，这已不合时宜。但就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促进抗战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这一运动从开始之日起，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中共中央号召全党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的各种宪政活动，指示各级党组织，“积极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借以克服当前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
    如此有影响的宪政运动，大大出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他力图遏止这一运动。提出，最好由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不要发表什么文章，搞什么运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公开发表文章说：“宪政不但不是党治之结束，相反，正是党治之开始”；中国只有一个国民党，“宪政时期的党治，自然是以国民党治国”。他这样一说，就把他们的遮羞布拿掉了，使人们看清，蒋介石的“促成宪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说：“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的一席话，一语中的。
    国民党极力破坏宪政运动。4月，围绕中间党派提出的宪章修正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五次大会上，展开讨论，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形成尖锐对立，双方陈词激昂，争论不休。蒋介石使了一个手腕，指示双方建议一起送政府，终止了会议。9月，国民政府宣布，因为交
    通不便，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另行决定召集国民大会的日期，这一拖又是六七年。就这样，热闹非凡的民主宪政运动被蒋介石所扼杀。
    接之而来的，便是独裁者对民主力量的大迫害。1940年10月，国民党特务，在新疆再次逮捕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马寅初因在讲演中批评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行为，被宪兵扣留。1941年初，何应钦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诬蔑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国民党还取消了第二届参政会主席团中的中共代表以及许多民主人士的参政员资格。在此期间，国民党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下子把中间派中的很多人士震醒了。
    此后，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以及顽固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在国民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官员腐败成风；对人民巧取豪夺，民不聊生；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种种劣迹激起民众的无比愤怒。
    1944年年初，沈钧儒、黄炎培、张澜等再次发动了民主宪政运动，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新的阶段，9月，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争取民主宪政的各党派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近期目标，在“联合政府”的旗帜指引下，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发展。
    在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频频许诺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企图抑制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影响，将民主运动纳入国民党专制的法统内。1945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献词中声称，不待抗战结束，一俟军事形势稳定，立即召开国民大会。3月，又许诺国民大会将于11月召开。他的这种许诺，并不是民主人士所期望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国民大会，正如周恩来当时所指出的：“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国民大会”，蒋介石也只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迟迟不召开。蒋介石的所谓促成宪政，“还政于民”，只不过是又一个骗人的鬼把戏。
    接踵而来的又是对民主人士施行暴力。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在群众集会中，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倒在血泊里。
    评析：
    在实施“训政”之初，蒋介石就表示在“训政”结束后，实行宪政。然而，迟迟不结束“训政”，使人们企盼的“宪政”成为“水中月”。之所以不敢实行“宪政”，是因为担心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政治格局。当呼声强烈时，他作出促成“宪政”的许诺，而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掀起民主宪政运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时，则加以压制、破坏，用暴力对付民主人士。
    就这样，民众在蒋介石一个又一个许愿中，燃起“民主”的希望；又因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食言中，破灭“希望”。然而，民主的潮流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民众在挫折中觉醒，认识到“民主”不能靠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恩赐”，他们将把争取民主的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到了1947年4月，蒋介石主持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时，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以爱国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是与人民解放军的战场第一条战线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了人民的包围之中，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