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石问路，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情况不明，用一种试探的方式，探明情况，然后决断。这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常被人使用。其好处是不轻易暴露自己的企图，以免使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在政治权力角逐中，有时也有人运用这种手法。向对手发生一种试探性的信号，观其反应，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使自己处在有利的位置。蒋介石在处理与美国人史迪威将军的矛盾时，就采用类似的策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事例：
    蒋史矛盾的缘起。继中国在联合国家会议上被列为“四大国”之一后，1942年1月，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盟国单独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在越南、泰国、缅甸北部的军队也归蒋指挥。他对设立中国战区，以及由他出任战区最高统帅，显得非常得意，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慌受虚名之客，能不戒乎哉。”
    罗斯福投之以李，蒋介石以桃相报。蒋介石立即给罗斯福复电，他说：“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祈效命。”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同时提出建议，他接着说：“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对于蒋介石回敬的礼物，罗斯福愉快地收下，于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将军是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的人选，他是马歇尔的老部下、好朋友，偑陆军中将衔，1937年至1939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陆军武官，对中国有相当地了解。1941年3月，史迪威经缅甸北部要冲腊戍到重庆，在腊戍碰上了前来腊戍视察的蒋介石夫妇。他到专门拜会了蒋介石夫妇。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在美国驻华使馆任武官期间，曾于1938年12月，在重庆拜会蒋介石，同蒋介石夫妇只会晤了15分钟，但比较愉快，他在日记中记载说：“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蒋介石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在中緬边境与蒋介石会面时，对蒋印象有微妙变化，他记述到，他外表显得还是那样严肃而圆滑，活像一尊圆滑的石像，丝毫看不到经受患难或怀有忧虑的痕迹。
    此次会晤后，史迪威在写给美国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概述了他自己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指出，“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质，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他对蒋介石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史迪威是一个长期在中国的中国通。他自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游历17天起，就常常到中国来，后来两次在美国在华军营任军官，再加上抗战初期在美驻华使馆任武官，前后在华长达10年，又粗略懂些中文，在美国人中被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他可以直接用汉语会话，这样在任武官和参赞期间，为给美国参谋部情报部收集情报，他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接触过国共两党的许多军政要员，就更能了解到国民党的实际情况。同时，在美国国内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负面方面有不少议论，他通过各种渠道，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问题也略有所闻。
    1942年3月，史迪威在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在说明自己来华的任职时，竟有六项之多，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质监理官、滇緬路监理官；中国战区参谋长。一口气讲了这么多的头衔，却就是没有讲作为蒋介石统帅部参谋长这一头衔。加上史迪威傲慢的神气，使蒋闷闷不乐。可以这样说，史迪威与蒋的这次会见，已开始潜伏着矛盾。
    蒋史矛盾的实质。史迪威自正式向蒋介石报到至史迪威离开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前后近3年，两个人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不少，但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揭短与护短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国民党，对于蒋介石的为政、治军、为人，史迪威和他身边的助手有很深刻的认识。史迪威对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蒋“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国民党“已沦为一群互相倾轧的落伍派系，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力量，既无强有力的原则，也无民众的基础。”他的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也说国民政府“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时，史迪威当着国民党的随从人员的面，揭国民党军队的短。
    威尔基是在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落败的候选人。罗斯福接连不断地接到美国在华人员反映国民党负面的情况，罗斯福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情况，便决定安排特使，于是，便派威尔基来华。这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总统特使。用蒋介石的话说：“威尔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别’的美国人士”，蒋介石想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对威尔基予以总统规格的接待，在重庆制造虚假繁荣，编造刚刚缴获日军战利品事实，给威尔基提供一些错误信息。对于蒋介石指使下属作的掩人耳目之事，史迪威气愤至极，当何应钦提议威尔基到西安附近的黄河边，视察那里的抗日前线时，史迪威当着满厅中国高级将领大声讲，那里是应该去，因为那里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买卖各自需要的各种物质的最大市场。史迪威这样做，蒋介石怎么能容。其实，史迪威也没有想想，蒋介石是多么诡的人，他早就安排，使那里成为战果最辉煌的地方。蒋介石是绝对不容许人揭他的党国、党军的短，因为那实际上是在揭他蒋某人的短。
    史迪威对蒋的批评是用更为的直接方式表达出来。他时常斥责和谩骂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他指出，中国军队每天发布的战报，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他觉得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和德国都是“由盖世太保支持的一党制政府”。他经常称蒋介石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史威敢于冒犯他这位在党国、党军说一不二的领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蒋介石也用攻击性的口吻，讲评史迪威。
    二是联共与抑共、反共的矛盾与冲突。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鉴于中国的抗战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吸引着绝大部分的侵华日军，而所谓“国军”主要还是在战略后方。加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抵抗和吸引日军方面，没有太大的作为。就美国的根本立场和长期利益讲，美国是不愿意共产党武装发展壮大；但当前美国需要中国在抗战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阻止日军南下，保证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的决战中掌握战略主动权，需要国民党联共抗日。
    此时，传出蒋介石要掀起一个新的反共高氵朝，使得美国方面感到担忧。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官员和记者的一致意见是，国民党无能、腐败、没有代表性、内部弱点很多，不大可能持久。美国外交官员递呈白宫的大量报告中，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国内内战已重新爆发，美国对国民党这一个党的大量援助，显然在其中起了作用。谢伟思断言：“国民党的军事策略是全力消灭共产党人。”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说蒋介石已经变为“他所操纵的腐败体系的政治俘虏而不能自赎”，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甚至直截了当地建议华盛顿政府应当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指在抗日上的合作）。
    史迪威的观点与这些人大体相同。1943年8月，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电询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之事究竟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9月，史迪威为了阻止胡宗南部向陕北的军事行动，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史迪威想要让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这是蒋介石绝对不会干的。蒋介石气愤地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威胁”。
    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与冲突。蒋介石要罗斯福派高参到他的战区最高统帅部来，是为了装饰门面，以获得美国更多的支持与援助。而罗斯福派史迪威来，是要协助蒋介石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更主要的是，美国担心他们依靠中国作战拖住日军的计划落空，委派史迪威监督蒋介石落实美国与中国的抗战协议。从史迪威向蒋介石通报的诸多头衔中，大多的名称就带有监督的含义。史迪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履行这种监督权利，这不仅表现在对援助物质和借款用途上的监督，而且直接插手对国民党在缅甸作战的军队的指挥，他实际上是秉承罗斯福的旨意，想全面控制蒋介石和中国的全部军队。他直接插手指挥在缅甸作战的孙立人和杜聿明的远征军，这两人是听从蒋介石的，后者是亲信，不断不听指挥，反而向蒋介石报告史迪威对他们的恶劣作风。史迪威也感到蒋介石在遥控远征军，他也难以容忍。而且他可以“通天”，他向罗斯福建议用给予自己直接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罗斯福采纳了他的建议，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他说，我决定给史迪威将军晋升为上将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将军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
    这样，实际上是在架空蒋介石，枪夺蒋介石的指挥大权。这无疑是与虎谋皮。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容忍，他要向罗斯福摊牌了。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恩恩怨怨，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这些矛盾所反映的是美国对日战略与蒋介石的对日策略的矛盾与冲突。美国援助中国抗战，把蒋介石抬到“大国领袖”的地位，是要他率领中国军队更积极地对日作战，以减轻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并保证美国用很小的代价，取得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此时的蒋介石所奉行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与冲突所反映的是美国战略利益与蒋介石集团的当前和战后战略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蒋史矛盾与冲突问题的实质。
    当然，蒋史矛盾也有他们的个人因素，主要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两个人有诸多的不同，但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却在惊人的相同之处。都以性格刚烈而著名。蒋介石的专断、暴躁是他的近臣、亲信谈之色变的。而史迪威在美国人中也是以倔强出名，他以醋性子乔（尖酸的家伙之意）这一诨名著称。两个刚性男人而且都有很强的权欲的军人碰到一起，那不是火花四溅才怪哩！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罗斯福要一个美国人来控制与指挥中国的军队，这是有损于中国主权之举。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难以想像的事情。我们作上述分析，绝不是对罗斯福这种殖民主义者的行为辩护。问题在于，蒋介石所争的并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所争的是他自己的权力，是保存国民党军队的实力以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投石问路，罗斯福走马换将。蒋介石很想把这个令他头痛的美国人挤走。但又不能做得太露骨，太离谱，如果把罗斯福得罪了，那后果就严重了。于是，作了一些试探性的招示。在威尔基访华时，蒋介石就想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施加影响。他如此隆重地欢迎威尔基，就是要给他一个让罗斯福放心的好印象，以便把史迪威换掉。蒋介石还向刚刚到达重庆的美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将军透露，他决心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蒋介石在美国也加强了对史迪威的攻势。当罗斯福要求蒋把权交给史迪威时，他讲了许多理由矛盾搪塞，另一方面，转守为攻，向罗斯福提出委托一位总统代表在他与史迪威之间协调，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个代表去左右史迪威。他指使在美国的孔祥熙向罗斯福转达他的意思，中国军队离不开他的指挥。要求罗斯福“从长考虑”，派一个“有政治头脑与经验”的适当代表来华。这一试探灵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华，扮演这一重要角色。
    蒋介石投一小石，所溅起的浪花虽然不大，却使得他在与史的争斗中，逐步由不利转向比较地有利的境地。
    赫尔利是一个政客，在交际中，好出风头，权力欲强，而且具有明显的反共倾向。他也对国民党的不良表现不满，但他比较注意克制，因此蒋介石对赫尔利是欢迎的。
    赫尔利于1944年9月来华。在他临行前，罗斯福嘱咐说，我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作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你的具体任务是“促进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指挥的中国军队。”蒋介石对来华的赫尔利态度热情，他邀请赫尔利到他的别墅去共度周末，赫氏到重庆只有十来天，就与蒋介石相处十分融洽。因为，赫氏来向蒋介石传递的信息与史迪威大不一样，他向蒋表示是“维护国民政府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而且赫尔利是一个有心计的政客，他在讲到“领袖”二字时，提高了声音，并把右手举起，表示对蒋的尊敬。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坚决要求换掉史迪威。赫尔利致电罗斯福要求换掉史迪威。并用若支持史迪威会导致的严重后果，提醒罗斯福，他说，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日力量亦将随之消失，“美国人民将不会赞同总统这样处理问题”。
    罗斯福权衡利弊，尽管他十分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把史迪威换掉，1944年10月，将史迪威调离回国。换来的是魏德迈将军，这是一个对蒋介石比较尊重、且有强烈的反共倾向的人。蒋介石投石问路，如愿以偿。
    评析：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的形成与恶化，固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个人的性格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结果。史迪威揭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短，批评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固然有正义感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从中国的抗战配合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本的军事斗争着想的。而蒋介石则在于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维护其政治集团的利益。史迪威秉承罗斯的旨意，极力想控制和指挥中国军队有损于中国主权，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在史蒋矛盾中，蒋介石用投石问路的小术，挤走了史迪威，似乎是“小术”很灵。其实不然。罗斯福之所以要将史迪威换掉，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后的格局考虑；同时也考虑到，赫尔利以“美国的民意”警告他的话语的分量，因为新一轮的大选的擂鼓已经敲响。他虽然讨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内心的同意与支持史迪威，因为史迪威忠诚地执行了总统交给他的使命。但他不能因小失大，所以，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选择中，他还是抛弃了史迪威，而拉了蒋介石一把。这样的处理，不仅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是得福潜祸，而且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因祸得祸。这是后话，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