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算账”，本意说的是，到了秋天收获了以后再结账。后来转义到讲处理人际关系上，比喻缺乏大度气量，在处于不利的局面下，即使遭反对或者吃亏暂时忍耐，到了事后再寻机对反对自己的一方进行清算处理。蒋介石心胸狭窄，极易记仇，若有人有负于他，或者他怀疑有负于他，事后必寻机报复，进行秋后算账。
    事例：
    “西安事变”后，他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就是典型一例。
    1936年，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全国。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全力贯彻其“安内”政策，着手调集大军，“围剿”陕北中央红军。10月，蒋介石亲临西安坐镇，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计划。
    国破家亡，身负骂名的张少帅，对于蒋介石打内战，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行为气愤至极。他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请求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听后大怒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11月27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缨援助绥远的抗日军队。力陈“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希望“调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他的情深深意切切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商定对策，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向蒋哭谏。蒋介石非但听不进张的忠言，反而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3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步。于是乎，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5时，按照张、杨的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一部包围了蒋介石在监潼华清池的行宫，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的卫队的武装，在华清池的骊山上的一个草丛石缝里，找到了穿着睡衣企图躲藏待机逃跑的蒋介石，将其捉拿，但仍以委员长尊称。与此同时，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一部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囚禁了蒋的随从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10余人。
    12月13日，张、杨及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全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在内的8条政治主张。
    张、杨从事变的兴奋中稍稍冷静后，感到此事很棘手，捉住蒋介石如同逮住一支刺猬，拿起扎手，放在地上又怕跑掉，不太好处置。于是，他们寄希望于已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于当日晨6时急电中共中央说：“吾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和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在此前，中共中央已收到在西安张学良处私人代表刘鼎的来电。
    中共中央在事变前并不知道张、杨有此义举，得悉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对策。随后，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面商西安事变处置事宜。几天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蒋介石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绝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接着提出了五条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对于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在南京方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却苦于无军权。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恃手中军力，乘机导演“戏中戏”。下令调集部队“讨伐张学良”，并电请在欧洲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以便替代蒋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反对“马上讨伐”。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
    12月17日，周恩来率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冒着风雪骑马由保安赴肤施（今延安），在肤施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学良会晤。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周恩来对张的看法表示同意。分析了对蒋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他说，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接着，周恩来与杨虎城进行会议，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对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表示钦佩，中共与张、杨取得了一致意见。
    12月20日，宋子文由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后，派人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告诉来者说，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厉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意见转告给宋子文后，宋对中共的态度十分钦佩。宋子文在与蒋介石密谈时，蒋授意一面和平谈判，一面不放松武力威胁，以达到他早日离开西安的目的。宋子文立即回南京磋商后，22日又偕宋美龄等到西安。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悲喜交加，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顿时间，“泪潸潸下”。他在听了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周恩来会晤的情况后，表示自己是领袖，不能出面与下级谈判，授权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他还说了3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政府、同意联俄联共等条件。
    23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杨、周3人出席。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诺转达给蒋。24日，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周恩来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表示除蒋介石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双方最后达成了包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国民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等内容在内的6项协议。
    当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蒋对周作了三点表示：（一）由、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二）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他还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抗日。”本应由他在协定上签字，但他在同宋子文、宋美龄商谈时，已表示：他以“领袖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经过三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张、杨两将军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
    蒋介石准备回南京，但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不相信蒋介石的诺言，于25日联名给宋子文写了五封信，说商定的条件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首先撤至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答应了，大家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这封信大惊失色，立即派宋子文去见张学良，宋恳求尽快放蒋离陕，宋子文要求蒋介石答应不对张、杨二位将军予以处罚，为了尽快回南京，蒋当着宋子文和张学良的面，承诺不给以处罚，还要给东北军军费8000万元。这天下午，张为防意外，决定立即放蒋，他还决定亲自陪蒋回南京。杨虎城虽不同意，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不便反对，和张一起去机常和蒋。蒋介石在西安机场见到有两千多人齐集在那里，急忙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接着他重申了一遍所答应的6项条件。他还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同行的宋子文一拍胸脯，说：“如果委员长不兑现，你就找我，我也做担保。”
    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在洛阳过了一个圣诞之夜后，于1月26日回到南京。他要陈布雷赶快杜撰了一篇《训词》，于27日发表，而假称是24日在西安对张、杨当面讲的。《训词》中竟然说：这次事变得以如此结局，是由于张、杨“勇于改过”，是张、杨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随后，他声称要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表示慰留，给假1个月。他返回奉化老家养伤，在回溪口时，把张学良同机押解到溪口，软禁起来。他还命陈布雷执笔为自己撰写了《西安半月记》。
    此时的蒋介石，已把“领袖人格保证”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将张学良软禁起来。蒋介石派人示意张应写请罪书，张无奈，写了一封给蒋的信，说“愿领受钧座之责罪”。蒋介石将此信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着组成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徒胁迫”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蒋介石为表示“宽大”，具呈国民政府请予“特赦”，并请责令张“戴罪图功，努力自赎”。结果，张学良被“交军事委员会予以管束”，从此失去了自由。
    东北军代表米春霖和西北军代表李志刚要求见蒋并释放张学良，蒋介石对这些人很客气，为他们鸣放鞭炮，设宴席为他们接风，但对释放张学良的要求，不做回答，只是勉强见了一面，对他们说：“汉卿是我的好朋友，像亲兄弟一样，我不能亏待他，只是他年轻，小事情聪明，大事情糊涂，只因读书太少的缘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书，你们回去吧。”这些代表扫兴而归。
    宋子文也出面劝说，请蒋介石放张学良。这主要是考虑到他的承诺。宋是基督教徒，对自己的信誉很看重，而且他与张学良的私交较深，如果不能将张释放，就不但对不起朋友，也将使自己因失信而影响威信。因此他到溪口，拜见蒋介石，报知蒋的侍卫，侍卫说“委员长身体欠佳，望改日再来”。几经周折，宋子文已经知道蒋介石准备赖账，但还不死心，决心等下去。蒋介石知道宋子文有不见自己不罢休的意思，就让俞济民到溪口，用最优厚的待遇和物品款待，另外又专门派人领着宋子文在溪口游历。宋子文也是无可奈何。
    评析：
    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以拯救民族危亡，进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从大局出发，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与周恩来、杨虎城一起同宋氏兄妹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从此结束了内战，走向全面抗战。张、杨“有功于抗日事业”，是“千古功臣”。蒋介石把以“以领袖人格担保”的承诺当作戏言，秋后算账，将张学良软禁，非君子之举，不仅有负于张学良，而且有负于整个民族，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蒋介石本来可以与西安事变一起作为有“领袖人格”的伟人，名传千古。然而，由于他违背自己的承诺，对张学良进行秋后算账，却使得他自己在史书上与“小人”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