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了把握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严重恶化了政治生态。在这种争斗中，蒋介石逐步由劣势转为优势，掌控了中央大权。
    事例：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元老派。在蒋介石还在做儿时的打斗游戏时，汪精卫就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因暗杀满清朝廷大权在握的摄政王，被捕入狱，名噪一时。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同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的论战中，与胡汉民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璧”，深得孙中山的信任，那时，人们把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比喻性的描述：“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尽管孙中山对汪精卫的软弱、对改组国民党犹豫的表现时有批评，但总的讲是信任、重用的。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孙中山在北平临终前的政治遗嘱，就是由他记述整理、转达的。孙中山逝世后，他成了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来，在宁汉对峙时，汪精卫又是武汉反蒋的举旗人。
    蒋汪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存在着，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1．制造中山舰事件，外在排共，内在制汪。
    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的新右派，打内心里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孙中山病逝后，就决意分共，他后来曾自我表白说，从国民党“二大”起，他就“下了决心，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同共产党“奋斗抵抗到底”。1926年3月，他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排挤共产党，尤其排挤以黄埔军校学生兵为基础的新军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一个目的就是打击汪精卫。周恩来后来谈起中山舰事件时说：这是“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的严重政治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正抱病在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对蒋介石搞这样大的动作，不事先给他通气，非常气愤，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告我，这不是造反吗？”其实，蒋介石制造这一事变就包含着造汪精卫的反的用意。他的此举意欲一石三鸟，既要打击中共，又要削弱苏联顾问团的影响，同时动摇汪精卫的威信和地位。关于中山舰到黄埔去是谁下的命令，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汪精卫下达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下达的。蒋介石当时声称，说有阴谋，要绑架他，将他送往莫斯科。事实上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策划的，他说有人要绑架他，是暗示这人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国民党80位委员面前，否认曾分发任何命令，并怒斥蒋介石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一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只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
    汪精卫的一席话揭了蒋介石的短，刺到了痛处。但蒋介石此时羽毛未丰，感到初试锋芒，试探已见功效。所以并没有与汪精卫公开对峙，而是采取了适可而止的策略。他一方面表示这是一场误会，一方面请求处分，很快就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同时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还采用“苦肉计”，作出了打击右派的姿态，并把参与策划事件的亲信予以处理。这一招很见效，获得了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陈独秀的谅解与退让。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曾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长叫来，以军委主席的身份问他们敢不敢把蒋介石扣起来，几位军长没有吱声。随后，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解释“误会”，可是在这次会上，汪精卫已经处于下风了。周恩来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廷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虽然很不甘心，但又自己奈何不了蒋介石，只好称病去职。5月秘密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到法国去了，这一走就是几年。汪精卫留下的权力空缺，被蒋介石填补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已与汪精卫联手，把胡汉民排挤走了，这样，蒋介石以此为契机，逐步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
    2、从拉汪到汪举旗反蒋。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的纠纷，独揽大权，加上在北伐中壮大了自己军事实力。在国民党高层就有人提出“迎汪抑蒋”的主张。1927年，围绕“迁都”问题，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汉的中央对峙。武汉政府电请汪精卫销假回国。汪精卫于4月初到达上海，蒋介石力图拉汪一起反共，汪当时虽有应允，但他在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了汪陈《联合声明》后，稍稍离开上海来到武汉，成为武汉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在武汉举起了讨伐蒋介石的旗帜。
    蒋介石力图扭转局势，通过冯玉祥等人从中调停，并促使汪精卫最终作出“分共”的决定。汪虽然追随蒋介石“分共”、“反共”，但没有放弃反蒋的旗帜。蒋介石采取措施，打击汪精卫。蒋汪实际上一起走了反革命的道路上了。然而由于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领袖欲、权欲的驱使，他们为了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仍处在对峙状态。在这一回合的蒋汪斗争中，蒋介石暂处下风。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为代价，促成宁汉合流，在南京组成统一的中央政府。不过，汪精卫在这一回合的蒋汪争斗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蒋介石下野后的一个月，汪精卫也被迫下野。
    3、导演双簧，汪精卫替蒋介石受过。
    蒋介石在下台期间，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拉拢汪精卫，导演了一常韩簧。在他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在广州进行活动，企图拆散粤桂反蒋联盟。汪精卫在拆粤桂联盟的台的同时，率先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议案。1928年初蒋介石被请出复职。在这次蒋汪合作中，汪精卫实际上是被蒋介石当枪使。拆散粤桂联盟的阴谋败露后，桂系紧追汪精卫不放，他不得不听从蒋的劝告，逃避国外。汪精卫追随蒋介石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反而落得一个“落水狗”的下场。
    4、政治军事两手并用，再败汪精卫。
    汪精卫被迫出国后，蒋介石送给他的不是回报，而是打压。1928年8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会前吴雅晖等人提出反对汪精卫派系参加全会，并撰文指责汪精卫及其党羽陈公博等人。陈公博组织“改组派”，与蒋介石唱对台戏。1929年3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是由蒋介石等人圈定和指派的，把各反对派都排挤于蒋记中央之外。亲汪的“改组派”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汪精卫在法国与陈公博一起确定了反蒋方针。陈公博回国后，四处串联，着手组织“护党救国军”。
    10月，汪精卫回国，张发奎、李宗仁、唐生智等表示护汪反蒋。唐生智等75人联名签署反蒋通电，呼吁铲除全国公敌蒋介石。
    蒋介石采取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并用的策略，在政治上对汪派采取强硬手段。1929年10月，明令通缉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随后南京政府密令侦察封禁改组派上海总部；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武装袭击法国租界内的改组派的一个办事处，当场打死一名改组派中央负责人。在军事上对敌军进行瓦解。一方面争取閰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一方面采取收买、制造矛盾等办法，瓦解“护党救国军”。閰锡山、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后，唐生智所联络的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到了1930年初，护党救国军瓦解。
    此后，汪精卫在中原大战期间，被冯玉祥、閰锡山抬出来当旗帜，负责党务。随着冯、閰战败，汪精卫不得不承认失败的事实。
    评　析：
    为了掌握中央大权，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长达近20年。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就他们的资本而言，汪精卫是国民党中重量级人物，一度掌控着中央大权，而蒋介石则是没有多大声望的小人物。然而，蒋介石是大赢家。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他制造中山舰事件，一举多得，既排斥了共产党、打击了苏联顾问，又挤走了汪精卫；导演双簧，让汪精卫替他背黑锅；当汪精卫联合其他政治集团挑起争斗时，蒋介石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文武两手并用，逼迫汪精卫俯首称臣。尤其是在1930年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输得很惨，他发表宣言，表示今后愿做在野派，宣布解散改组派。在这一轮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丢了“改组派”，丢了“正统”牌子，把自己的政治资本几乎输光。此后，汪精卫也复出了，但这时的汪精卫只是政治权力角逐场里的一个配角，蒋介石是主，他只是从。使尽全身解数，也始终无法改变这种政治角逐格局。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搞什么“低调俱乐部”，与“主战派”唱对台戏，散布“亡国论”，没多久，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组织汪伪“中央政府”，堕落成大汉奸、大卖国贼，遗臭万年。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角逐中，不仅输在“小气”上，而且在“大节”上也输得一个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