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北伐关键时期，挑起争端，失去了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支持，受到空前孤立。宋靄龄在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当时的困境，她说：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然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促以推动你的工作。“解放并重建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也没有。”他想要成就大业，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支持力，寻求靠山。
    事例：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把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引向新高氵朝，引起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首先是帝国主义对待革命阵营的态度和策略的变化。革命浪潮的高涨，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帝国主义本来是想利用北洋军阀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可是谁知这个奴才势力太不经打，北洋军阀濒临破产，他们力图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维护其在华利益。他们也感到仅仅凭武力威胁，已不可能阻挠中国革命的发展，必须改变策略。于是，他们开始变换干涉中国革命的手法，从分化革命阵营入手，引诱革命阵营中的所谓“稳健派”走上镇压群众运动，背叛革命的道路。英国政府“于通盘局势慎加熟计后”，建议列强发表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他悬而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美国政府发表宣言，“希望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承认美国在华人民享有生命财产”等权利，表示必要时愿与中国政府谈判，否则要诉诸武力。日本外相也在议会宣布“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期望增加两国共存共荣之关系及经济上之提携”；同时也不放弃武力干涉的可能。他们为了能实施新的策略，需要寻找新的代理人，而拥有相当实力且已显现出反革命意向的蒋介石，就是他们所需要物色的对象。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反对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而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支持革命的，但由于这个阶级具有妥协性、软弱性又与封建买办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在革命高氵朝中的一些过激行动，他们也因惧怕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这些政治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为蒋介石寻求新的靠山提供了可能。
    蒋介石在与武汉政府对抗的同时，为了最后摊牌，实行反共反革命，寻找依靠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在挑起迁都之争的同时，把自己的心腹人物集结起来包括在南方政府中任要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邀集到南昌，在南昌形成一个右派核心。蒋介石还急切地延揽在北方任职或隐居的密友和盟兄弟来南昌与自己共事。把他的留日同学张群从河南请到南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致函在天津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共谋大计。他对黄郛如此器重，不仅因为他俩曾于1911年冬在上海与陈其美结为把兄弟，还因为黄郛任过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在北洋政府在历任外交总长，又在1924年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任过摄政内阁总理。黄郛与美英和日本的外交人员有较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与上海金融界都有较为深厚的关系。
    黄郛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与黄郛一起密谋策划，确定了一个背离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要点包括，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放弃日本这条路”；力争早日克复京沪，联络绅商，谋求东南底定；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閰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
    其次，通过种种途径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首先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蒋介石多次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等，明确表示他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要尽可能地尊重现在条约。蒋还表白：“我们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考虑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甚至对他们作出不损害日本在华的特权的承诺，他说，我理解“满洲”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中流过的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蒋介石还派戴季陶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访日本，与日本外务次官、亚洲司长会谈，向日本政府进一步阐明蒋的立场，“结果甚为美满”。从而促使日本当局确定了以“怂蒋反共”为主的方针，对中国革命进行破坏。在英美关系方面，蒋介石派宋子文、王正廷等与英美有关人士接触，打通关节，美国还派代表到南昌同蒋介石会谈。
    在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挑衅，使我军民数百人伤亡，财产受到重大损失，酿成了“南京惨案”。随后，英美、日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形势紧张。蒋介石不积极组织还击，不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反而向它们道歉，并嫁祸于人。指使人与日本驻南京领事接触，说，这次事件“非党军领导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制造的”，声称已解散共产党支部，表示愿与英美等国谈判善后问题。接着，蒋派人到上海前往上海访英、美、日、法、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蒋介石到上海后，亲自接见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他还公开宣布：“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这表明蒋介石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已改变国民革命反帝的纲领，力求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蒋介石在开完反共秘密会议的当晚，就派黄郛向日本总领事矢田通报政变计划的细节，告知蒋介石将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取代武汉派，南京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具体措施“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装”。在矢田的转达和周旋下，英、美、法、日、意5国的态度渐趋向一致。决定向武汉政府提交抗议“南京暴行”的照会，并派军舰陆续向汉口集结，只向蒋介石送交一个副本，同时又向蒋表示驻沪的外国武力愿意与他协同行动。
    第三，争取江浙财团的支持。这一举措，一举两得，江浙集团是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大银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统称，是旧中国最大的财团。掌握着中国主要经济命脉。银行资本掌握着金融实力，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其主要特点是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有的工业资本家参与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与江浙集团联手，就就等于有了财神爷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他们与英美有关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通过经济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与江浙财团联手，更易于成事。宋子文家族本是江浙财团主要成员，而蒋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有过密切交往，有着一种特殊关系。
    就江浙财团的构成而言，江浙财团的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它的投资人和主持人，有的是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有的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而多数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既带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一些特性，也具有民族资本的某些特性。其中某些代表人物，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政府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也有人对广东革命政府有过某些联系和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而对蒋介石表示赏识和支持，这也使得蒋介石有机可乘。
    1927年1月，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同时还含蓄地透露，蒋介石正在策划的阴谋。虞洽卿、钱永铭等江浙集团头面人物，亲自到南昌同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反共清党，镇压工人运动诸问题。这些人回上海后，在上海总商会之外，组织了一个上海商业联合会，旨在配合蒋介石的行动，为其筹措军事经费。正如该会自己声称，是为“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而成立的。这个商会拉拢了不少资本家入会，包括了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
    评析：
    蒋介石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并非即席之作。宋蔼龄对他的游说与其说是开导，倒不如说是，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点明，实为一拍即合。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只是迟早的事情。随着自己势力的扩大，权力扩张，自恃羽毛已丰，决意背叛革命，而寻求靠山则是反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精心策划、有组织地实施的：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通过这个班子四处活动，打通关节；其次，明确重点，以点带面。在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方面，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寻求政治代理人上表现更为迫切；另一方面，蒋介石等人大都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政界有些熟人，联系起来比较便捷。再次，主动出击，以内促外。在寻求国内力量的支持方面，蒋介石重点放在争取江浙集团的支持上，他派人主动与江浙集团联系，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甚至向他们透露政治底牌。而江浙集团与英美帝国主义在经济利益上有着密切联系，与江浙集团结成联盟，势必促进同英美关系的发展。
    由于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有了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蒋介石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叛变活动。就其个人和其所代表的阶级而言，蒋介石改弦更张，寻求新的靠山之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他所依靠的人们称为“大英雄”。然而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全国人民而言，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他的叛变而被葬送，蒋介石有负于国家，有负于民族，有负于全国人民，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人。
    ╭═══千═秋═网═勘═校═══╮
    ╰—— .haxw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