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年少立志，给自己确定了奋斗目标。他的远大理想，可以用其写的“志向岂止在封侯”诗句作抽象的概括。这是一个既有革命理想的追求又蕴含着个人野心的双重笥的目标。
    事例：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在给表兄单维则寄的一张照片上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常言道诗言志，这首诗充分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抱负。
    平心而论，很难说这首诗是虚伪之词，它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蒋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蕴含着救国救民的民族意识。因为，他在旅日期间受到革命环境的影响。留学日本期间，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刚刚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当时同盟会聚集了诸如黄兴、蔡元培、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刘揆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蒋介石虽然还是个无名之辈，但是，受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深深的影响和熏染，激发了他的革命激情。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纵论天下大势，探讨革命真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载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文章，冲击荡漾着人们的革命情怀。
    1910年6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到达日本，由陈其美介绍，约见了蒋介石，孙中山虽对蒋没有特殊的印象，却认为“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还勉励道：“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蒋后来回忆此次会见时说：“我接受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蒋介石的这首诗是他接触革命志士后的心境写照。
    当他得知辛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立刻向部队请求退出，想回国参加革命。在告别酒会上他表示，此次回国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回到上海后，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家书，表示决心殉身革命。他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表达了对他的良好印象，称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不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是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东渡志岂在封侯”还蕴含着另一面，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以达到个人出人头地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长，在特殊环境显露，并随着权势的增大而急剧膨胀。
    1925年5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继承孙中山的位置，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大难题。就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和声望而言，并不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无力直接参与问鼎，但蒋介石权欲随之膨胀，窥测着时机，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为蒋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机。
    自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多在中下层，上层除中共交叉成员外，属于右派和中偏右的居多，廖仲恺在国共合作中起着关键作用，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在权力中枢的作用更加突出。胡汉民则是右派势力的核心人物，一开始就不大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慑于孙中山的权威，没有公开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他便开始积极反共。汪精卫在党内和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中的地位显赫，他一直是以左派面孔出现。支持他们继任的呼声都有。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杀，这给打着左派旗号的汪精卫带来了一次排斥胡汉民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给蒋介石带来了发达的良机。
    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由于许崇智手下的将领卷入了廖案，使许的处境难堪，所以，特委会实际上为汪蒋二人所把持。随着调查的进展，人们把暗杀与胡汉民联系起来，特委顾问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谋杀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他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汪精卫欲借此机会倒胡。蒋介石同胡的私交虽然不错，但眼下是个千载难逢的提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好机会，怎能轻易放过？他决定助汪倒胡。经他周密安排，到胡宅搜查嫌疑凶手，不仅给胡汉民一个恫吓，而且还制造对胡不利的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做出派胡汉民赴欧美和苏俄考察的决定，实际上将胡逐出国外。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胡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他还利用廖案，赶走了粤军首领许崇智，利用汪精卫授予的“全权处置粤军”的权力，解除了粤军的武装，并把粤军的两个并入了自己掌握的第一军，从此成为国民党中真正的实力派。在倒胡中，蒋介石接近了与汪精卫的关系，利用这层关系，他很快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的人物，国民党“二大”后，形成了汪蒋共同执政，一文一武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政治局面，然而汪蒋之间的矛盾因互相利用和互相排斥而逐渐尖锐起来，汪精卫不满足于只当挂名军政领袖，把手伸向军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蒋向汪索权时，汪非但不予，而且还“建议”蒋离开广州。
    权力是个人野心的催化剂，又是野心膨胀的助推器，权力增大野心更大。为了扫除阻碍，他下定了“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的决心，一步步地实施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排挤汪精卫的计划。
    1926年3月，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人并致函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听候差遣。到黄埔后，因获苏联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的消息，经电话请示蒋介石后，返回广州“预备参观”。尽管如此，蒋介石怀疑中山舰此行是要劫持他去海参崴。他的亲信也到处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擅自行动”，是“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还说什么“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3月20日凌晨，蒋介石令欧阳格派人闯进私寓，将李之龙逮捕。接着，调动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宣布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监视苏联顾问行动；占领中山舰，解除中山舰的武装；逮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同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数退出，对汪精卫的住宅也以“保护”名义派兵包围。
    蒋介石制造这一反共事件激起了公愤，“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尽管党内外反击呼声强烈，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采取了退让政策。蒋介石趁机表示是一场“误会”。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汪精卫感到形势无法挽回，难以行使这个“主席”的权力，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随即离开广州，经香港到法国，长期侨居国外，刚刚回国的胡汉民本来想进行活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不得不再度离粤。4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推举，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夺取军权初步得手，从而取得了夺取领导权的初步胜利。
    评析：
    俗话说，诗言志。蒋介石在日本写的“东来志岂在封侯”的七言诗，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抱负，其内涵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它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蒋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蕴含着救国救民的民族意识。当时一批革命党人云集在日本，讴歌革命新风，呼唤民族觉醒，探求革命真理，商议救国方略。蒋介石在同他们接触，受这些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影响和熏染，激发了革命激情。尤其是他有幸见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受到启迪与鼓励，对其确定革命志向的影响是重大的，他后来回忆此次会见时说：“我接受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当革命风暴到来时，他义无反顾地回国投身于革命。回到上海后，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家书，表示决心殉身革命。他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表达了对他的良好印象，称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不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是革命性的一种表现。
    “东来志岂在封侯”的诗句还蕴含着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以实现到个人出人头地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长，在特殊环境显露，并随着权势的增大而急剧膨胀。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就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和声望而言，并不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无力直接参与问鼎，但蒋介石权欲随之膨胀，窥测着时机，一系列事件
    的发生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为蒋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机。他利用廖仲恺被暗杀案，玩弄权术，借题发挥，逼走许崇智、驱逐胡汉民，使自己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领袖级人物。接着制造“中山舰事件”，既把共产党人排斥出一军和黄埔军校，又逼走了汪精卫，使自己走近最高权力的位置。
    权力是个人野心的催化剂，又是野心膨胀的助推器，权力增大野心更大。为了扫除阻碍，他下定了“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的决心，为了攫取最高权力，义无反顾，不择手段，堕落成卑劣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