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贤微微一笑，还是英俊而且俊雅，他说：“从票房来看它很成功。商业电影目的只是娱乐观众、娱乐大众。观众爱看，就是好片子，观众不爱看，就是差片子。哪有什么低级不低级、表面不表面，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市场就是大众喜好，影评人太高高在上了。”
    约定好的时间到了。谢兰生被女主持人带到一楼的小采访室里。兰生穿着一件衬衫，显得十分清爽。
    女主持人说：“首先恭喜《一见钟情》四天票房已经6000万了。谢导认为《一见钟情》最终票房会是多少？”
    “我不知道。”谢兰生笑，“现在已经超出预期了。每多一分都是惊喜。我也非常期待看看最终票房会是多少。”这其实是隐晦呼吁大家都去贡献票房，因为“每多一分都是惊喜。”
    几个常规问题以后，女主持人突然“引战”，寻求话题甚至是噱头：“谢导，您执导的《一见钟情》跟《葡萄美酒夜光杯》在五一档激烈打擂，这一直是电影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您认为，两部片子孰优孰劣、孰上孰下？不可以说各有千秋哦！”
    “嗯。”谢兰生平静地道，“上映几天太多事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葡萄美酒夜光杯》。”
    他其实看过，但他此时太真诚了，主持人也无法验证，而谢兰生若没看过自然无法做到回答，于是，主持人只有说：“好吧……”
    不过，到下个问题，主持人便卷入重来了：“前天中午，就在这个直播间，对《葡萄美酒夜光杯》种种争议、种种评论，李贤导演曾回答说，‘商业电影目的就是娱乐观众、娱乐大众。观众爱看，就是好片子，观众不爱看，就是差片子。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市场就是大众喜好，影评人太高高在上了。’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澎湃关总也曾说过‘赚钱越多、片子越好’。”不止这个，她还准备了好几条李贤曾经说过的话，让谢兰生做出评价。
    “……”谢兰生的理性知道他该继续糊弄过去，可，他想了想，又想了想，双唇一张，对对方道，“我不同意。”
    “哦？！”主持人明显兴奋了，“为什么呢？！”
    谢兰生说：“的确，有的电影可以改变世界电影，甚至改变世界本身，而有的电影可以让人感到快乐、感到幸福，两种电影都有价值。不是所有电影都要改变世界电影或者改变世界本身。当然，很多很多电影大师可以做到两者兼顾。”
    “嗯。”
    “但，”谢兰生话锋一转，“我认为，商业电影也好，文艺电影也好，一个导演不能否认它本身的文化功能，或者说，不能否认它本身的价值承载功能。何况，中国电影并未分级，未成人年也在观看，他们会受这些电影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嗯，我因为是文艺导演，思想可能有些守旧。”
    主持人只静静听着。
    谢兰生说：“迎合观众什么心理，不迎合观众什么心理，导演心里该有思考、该有取舍。我们做文化、拍电影，是为了这世界更快乐、更美好，是长远的更快乐、更美好，而不是虚妄的、临时的更快乐更美好。我举一个无关痛痒的例子吧，比较微小，省着被人对号入座——我看近年的电视剧男主个个呼风唤雨，霸道总裁走进/走出自己公司的办公室，秘书/助理齐刷刷地起身鞠躬恭迎恭送，观众看了是非常爽，可我就是忍不住想，他们为什么要鞠躬？哪里来的如此重的等级观念、上下尊卑？那么，到现实里，若真有CEO有样学样……现实世界是变差的。好莱坞有分级制度，也讲‘政治正确’，这个标准有待商榷，但商业化电影公司的思路却差不多。而且，我们国家电影产业刚刚起步还不成熟，电影市场主要观众还集中在15到22岁。这些人的电影审美成熟到了指导行业吗？我对此还抱有疑问，没办法立即回答。再说，大众审美是能引导的，你天天放暴力、色情，电影观众也不知道他们可以喜欢别的。”
    顿顿，又说：“所以，我不同意‘赚钱越多、片子越好’。钱不能是一个导演拍电影的唯一追求，他自己的人文情怀、他自己的价值表达很重要。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电影导演应有情怀，不能放弃他的本心。我不是说电影要‘正’，我意思是，要有一些人文情怀，黑道电影可以有情怀，犯罪电影也可以有。《出租车司机》很暴力，可是电影展现的是纽约城的浮华空虚，而非以暴力为噱头，一味迎合负面心理。”
    女主持人点点头。
    兰生又道：“我也不同意‘观众爱看，就是好片子，观众不爱看，就是差片子’，我只同意‘观众爱看，它一定有重大优点。’我们没有必要否认类型/题材的区别。而且，商业电影的艺术性、商业小说的文学性，这些东西创作者们也有各自的观点，有人比较重视这些，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差不差……这怎么看？至少我没觉得差了，比如去年那个《xx》。”末了，兰生又说：“我支持创作的自由，但，我希望导演的表达不以‘钱’为唯一准绳，而有他的其他想法，有他的个人烙印，不千篇一律。”
    很多导演都喜欢说“赚钱就行”“快乐就好”，谢兰生却始终认为真的导演需要情怀，他十分古板。虽然，他也理解一些导演把票房当从业目的，换作平时也不会说什么。
    “嗯，”主持人问谢兰生，“谢导，您没放弃您的本心过，是吗？”
    兰生安静了一会儿，说：“其实有半次……我大二时。”
    “哦？半次？”主持人又挖到料了，“具体说说？”
    谢兰生答：“大二那年，学校有个短片经费，我们导演系本科生每人提交一个计划，看过以后负责老师会决定把经费给谁，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同学能拿到钱、能拍个片。我……我当时太想拍片了，写了一个我知道会很有竞争力的故事，而不是我真正想拍的故事，最后果然拿到经费。但是，学生名单公布那天我放弃了这个名额，我察觉到这违背了我当导演的意图，我意识到我太蠢了。顺便说句，当时一个同班同学跟我一样换了计划，而负责的那位老师支持我们当时的做法。那个同学突然发现，这个行业不仅缺导演，还缺陪伴导演的人，他现在是一个制片，是我《星河》时的制片。”
    “哇……”
    “从此，我每部片子都是给我自己的一首情诗。”
    “哇……”主持人也被感染了。
    时间很快过去，谢兰生结束了采访。
    …………
    到晚上6点，这个采访被发出来。兰生还是没有审稿，也许天真，但他想给人些自由。
    刊发内容跟采访差不多，只不过，“打擂”意味更重一些，硝烟味儿更重一些。
    谢兰生没想到的是，在看过了兰生、李贤对“商业片”的定义后，绝大多数电影观众兰生、骂李贤。他们道：
    【支持谢兰生……】
    【支持谢兰生+1。】
    【二人格局高下立判啊。】
    【啊，我真是根墙头草呢。昨天觉得李贤说的很有道理非常正确，今天看完谢兰生的又站到了另一队里，[哈哈]。】
    【我也是……】
    【不是，李贤能把“毫无灵魂”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吗？】
    【两个导演一个有追求，一个没有追求，作品是会有区别的，观众不是傻子呀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