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我妈的几个闺蜜里，青青算是混得比较差的。我读中学的时候，青青阿姨就曾哭哭啼啼来借过钱，说是为了房子装修，而她从厂里下岗了每月只有几百块。直到几年前，她办理了退休手续。走运的是，原来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她也分到了一笔钱。女儿大学毕业进了外资企业，没过几年就结婚嫁人了。虽然，女婿也没太大出息，但总比别人家有个令父母操碎心的剩女强吧。
    停顿片刻，青青阿姨又说：“今晚，索性就不回家了，反正我家老公也不会等我的。这大雨下得啊，让我这嘴巴，也像水龙头，再也关不住啦。让我再说个秘密，你们都不晓得吧——我女儿小青，读高中的时候，跟抗美的儿子学文谈过恋爱。”
    “还有这种事？你肯定反对的吧。”小东阿姨冷冷地问。
    “咳，他们两个啊……对了，骏骏你不记得了吗？以前，我们三家人，一块儿去西郊公园看动物，你、小青、学文，三个孩子都去玩了。”
    这话说得我害羞，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是读小学五年级还是预备班？记不清了。总之，我的年纪最大，他们比我小两三岁。那时动物园是小孩最愿意去玩的地方，看熊猫，看大象，看北极熊，最有趣的是猴山。对了，学文好像很安静，看起来乖乖的样子，特别怕他的妈妈。而小青呢，是个爱哭的女孩，被打扮得挺漂亮的，要不是比我小几岁，大概会特别注意她的吧。
    青青阿姨接着说：“小青和学文，是同一年的。学文的功课特别好，小青这孩子读书不灵，特别是数学差到了一定地步。所以，我经常请学文到家里来，帮着小青补习数学。那时候，抗美已经离婚回了市区，一个人带着孩子，租了套小房子，住得离我家很近。小青和学文读不同的高中，但只隔了几条马路。他们经常一起放学回家，在街心花园写作业。渐渐的，我有些不放心了。我发现女儿越来越爱打扮，每天早上出门要反复照镜子。半夜听电台的流行歌，居然还会默默流泪。虽说女孩子青春期都这样，但她这一切似乎只是为了学文。有两次，我悄悄跟着小青，才发现她跟学文一块儿去看电影了，好像是那个……就是那个……一男一女抱着在船头的……”
    “《泰坦尼克号》。”小东阿姨冷冷地补充道。
    “对，就是那个号，我这脑子啊，快要老糊涂了！当我发现小青和学文谈恋爱，刚开始自然是反对，强迫他们两个分开。我又是要面子的人，只跟抗美一个人说了，都没跟你们两个说过。可是，孩子大了，管不住啊，那年小青在读高二，十七岁，最讨厌听妈妈的话。后来，我想通了，也就不再约束女儿了。看看我自己吧，当年为了早点离开农场，嫁给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仅仅因为他给我的闺蜜亲手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最惨的是我自己还没有份！我为什么不去找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呢？就像小青这样，那么单纯，只是喜欢一个男孩，多好啊！对不起，骏骏，这些话实在不该对你说。但要是能重来一一遍啊，我也想找个斯斯文文的、读书好的男孩子，就像学文！”
    “后来怎么样了？”小东阿姨和我妈都被挑起了听下去的兴趣。
    女人，果然都是天生八卦，无论十六岁还是六十岁，尤其是对于谁跟谁好上了这件事。
    “后来……我女儿——你们知道的——终归是个听话的孩子，虽说大哭了一场，还是跟学文断了。其实，我给小青留了个后门，答应等她和学文考进大学以后，就不再干涉了，随便他俩怎么谈恋爱。谁又能想到呢？学文刚高考完就走上了绝路。”
    原本针锋相对的小东阿姨，倒也同情地搂着青青阿姨的胳膊，安慰说：“小青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
    “好什么啊？你们才不知道我的苦呢，学文死后的那个暑期，小青像变了个人似的，木木的，也不出去玩，就算大学考上了第一志愿，也没见得有任何高兴。但她也不哭，整天在床上挺尸，那些天啊，我和她爸都担心死了，怕她也会跟学文一样。再后来呢，小青似乎对什么都没兴趣，大学毕业以后谈了两个男朋友，都是草草了事。直到遇上我现在这个女婿，虽说也没见他们有多要好。只是对方家里有房子，父母都是公务员，结婚条件嘛也只是中等。我原本以为，小青心里还一直念着死去的学文，没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了求婚。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女儿嫁出去了。这就是命呢。”
    看着青青阿姨的颓丧，我完全想起了她女儿小青，有双乌黑乌黑的眼睛，头发在阳光底下宛如墨色。眼前昏暗的世界，狂风暴雨，天花板下霎时明亮鲜澄起来，回到十多年前的清晨。还有学文，我想起打红白机的情景，虽然他是优等生，但玩游戏也是高手，我俩一起用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调出《魂斗罗》的三十条命，如此一路打到通关为止。他不太说话，嘴上有圈绒毛，留着刘德华式的中分发型，嘴里偶尔会哼起“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
    最后，等三个女人都不出声了，我把目光对准了我妈。
    根本不用说话，疑问已呼之欲出——妈妈，你有什么秘密？
    天潼路799弄59号——“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我给今晚发现的秘密所起的代号）的案发地，也是我外公外婆的家，我从出生到十岁，差不多有一大半的童年时光，是在这栋过街楼上度过的。
    我记忆中的第一天，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某个下午，天潼路799弄59号过街楼上，我看到窗外刺眼的亮光，还看到墙上挂着的相框，好像是妈妈抱着婴儿的我，背景好像是在苏州的天平山上。那个瞬间，我就有一个疑问——我是谁？这不是在装逼，而是我的记忆里，真的存有这么一段，因为是人生的第一段，反倒记得格外清晰。
    从那天开始，我的记忆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小家与外公外婆的老宅之间切换。大概在我两岁那年，妈妈搬出了天潼路的老房子。单位给她分配了一套房子，在黄浦区的江西中路。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就连电梯都是那时的旧物。一家三口住很小，但有个突出在楼房外立面的阳台，雕花的铁栏杆两边，还有真正的巴洛克风格的罗马柱，就像站在古城堡的塔楼上——只有三楼，我却已感到在很高的地方，抬头眺望对面大楼的屋顶之上，隐约可见外滩海关大厦的钟楼。那时我想到一个说法，这里是“外滩的屁股”。杂乱无章的天际线一上，我经常看着那里发呆，依稀记得某个凌晨，我就这么趴在阳台上，看着天
    空从黑变紫直到泛出鱼肚白。
    但是，我爸我妈都要上班，像我们这种双职工的孩子，通常都交给老人来带。因此，我的大多数童年时光，都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恰好我也是他们唯一的外孙。许多个傍晚，爸爸将我放在自行车午后座上，骑过苏州河边，穿过老闸桥，从一条小巷子进入天潼路799弄。那条弄堂地下铺着石板，小时候丝毫不觉得狭窄逼仄，因为小孩眼里一切都是大的。外公外婆就住在59号的过街楼上，穿过一道陡峭狭窄的木头楼梯，就到了时常散发着白兰花香气的房间。透过地板下的缝隙，可以看到底下的门洞。我特别喜欢爬上小阁楼，趴在屋顶突出的“老虎窗”边，原来那块狭窄的长方形的蓝色天空，一下子变得如此辽阔。眼底是大片的黑色瓦楞，偶尔长着青色野草，再远望仍是层层叠叠的瓦片，头顶不时飞过邻家养的大队鸽子……那时最爱看《聪明的一休》，那个挂在屋檐下布扎的小白人，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了。我常在黄梅天的雨季，趴在阁楼的老虎窗边，看着密集的雨点落在窗上，看着阴
    沉的天空乌云密布，幻想屋檐下也有个小白人随风飘舞，全世界都在风雨中寒冷发抖——后来特别喜欢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不仅因为大师与我同名，更因为电影里那个城堡式的亭台楼阁的世界，那些高悬于墙面的窗户都像极了我的小阁楼。
    而我就读过的第一个小学，也在天潼路799弄的尽头，几乎紧挨着苏州河，是闸北区北苏州路小学。那个校舍可是个老洋房，我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也在这所小学，叫菲菲艺术学校，可惜我不能再把我的学校和我的阁楼画出来了。
    我一直在想，那栋老房子里，究竟还发生过哪些秘密？一定会有的吧，就算不是在我家，隔壁邻居的楼上楼下，总有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今晚，这个秘密就在眼前，就像一只被加热的瓶子，再调大些火候，就会彻底爆裂。
    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我妈，她们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在说谎。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们三个全都说谎了。
    但，我又不可能指望她们自己说出来。
    忽然，我清了清嗓子，第一次高声说：“我去档案局调高考的考卷——一九七七年你们的考卷，好吗？”
    沉默。比打在屋顶上的暴风雨更沉默，沉默得震耳欲聋。
    子夜，零点。
    不知是谁要脱口而出之际，身后的精神病院却响起刺耳的声音。警报声！
    听得撕心裂肺的，我忍不住打开窗户，风雨小了些，荒野里亮起几束光，从精神病院方向，变成几个人影，推开这间餐馆的门。
    几个不速之客，分别穿着白色外套，两个强壮的男护工，还有个人似是医生模样，却并非刚才那个男人。
    “对不起，你们是什么人？”这些家伙就像审问似的，仿佛我们是逃跑的病人。
    “我们是今天来探望病人的。”
    “哦，我记得。”医生眼里布满血丝。
    “前面的公路被水淹了，我们在这里躲雨。”我这样跟他解释。
    “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
    说话同时，两个护工在小餐馆里转悠，包括厨房和厕所也没放过。
    “是有精神病人脱逃了吗？”说话的是小东阿姨，看到对方点头，她已猜到几分，回头问：“是他吗？”
    “你们看到他了？”
    “是不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医生说着拿出一张精神病院的表格，写着病人的名字，还有张大头照，赫然就是几小时前，出现在这里的神秘男人。
    “他是病人？”青青阿姨快要晕过去了，我妈扶了她一把。
    我保持镇定道：“他说是精神病院的医生。”
    “嗯，这就是他最显著的症状，妄想自己是资深的精神学科医生，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何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了。”
    说话的才是真正的医生，为了让我们确信他不是精神病人，他掏出医生胸牌给我们看了一遍。
    “你们才发现？”
    “晚上点名时发现人不见了，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下午他就逃出去了。”
    “嗯，我们是见到他了，在这儿吃了碗葱油拌面，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将近十点钟离开的。”
    “册那，这疯子够胆大的，明明逃出了精神病院，还在门口坐了那么久！”一个护工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现在雨小了，路应该通了，你们有车就快回去吧，留在这里很危险，两年前，有个性变态的病人逃跑，躲在附近一间农合，杀了那全家。虽然今晚逃走的病人没有暴力倾向，但还是要小心点。”
    其实，早知道那个王八蛋是精神病，就算外面下冰雹，也得快点回去了。
    我重新发动车子，妈妈坐在我身边，小东阿姨和青青阿姨坐在后排。
    午夜，雨刷刮开风挡玻璃上的雨点，瀑布般流淌下来，远光灯前的郊外小道，不知哪里潜伏着精神病人。今晚，犹如蒲松龄的世界，妖异而模糊。
    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到她们的出气声，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仿佛各自庆幸——精神病人的鬼话，谁信啊！
    小心地开了不到十分钟，道路上的积水果然退了，车速加快。
    忽然，灯光中蹿过一道黑影，几乎紧贴地面飞过。
    我无法躲闪，急刹车也来不及，若是猛打方向盘，很可能冲进路边水沟，只能闭上眼睛碾压过去。
    再停车。
    刚才微微一颠，车轮下好像碾过了什么。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小东阿姨回头看着，青青阿姨却催促我快点往前开。
    我手心里都是汗珠，窗外的雨越来越小，车里却仿佛暴雨一场。
    但我犹豫片刻，还是选择踩下了油门。
    不知道轧着了什么。
    命运吧，我想。
    继续往前开去，很快摆脱了乡间公路，上了回市区的高速。车里的三个女人，依然寂静一片。虽然她们都很疲倦，但我想一个都不会睡着。我重新打开电台，深夜的古典音乐频道，响起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那一晚，在送我妈和她的闺蜜们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何，我的脑中去口浮现起那个穿着海魂衫的男子。他叫志南，死的时候，应当比我年轻，死在车轮底下，死在一座孤岛上。
    一个月后。
    我托了许多层关系，包括档案局的领导，依旧无法调出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试卷。
    但我查出了抗美的高考成绩单。
    结果却让人惊诧，她的总分不高，远远低于最低分数线，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一门课考了零分——语文。
    语文零分？
    这怎么可能？若说数学零分，倒也情有可原，语文从来没有零分的，就算作文打了零分，其他也不可能全错，除非交白卷。
    但我没有看错。
    档案馆的灯光下，明亮却不刺眼。我看着这份成绩单，眼前成排的台子宛如课桌，紧闭的大门有管理员守着，宛如三十多年前的监考老师。而我就是小东，或者青青，或者抗美，坐在决定命运的椅子上，看着想象中的试卷……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闻到白兰花的香味，外公外婆的小阁楼里的气味啊。
    离开档案馆，我直接开车去了精神病院，独自一人。
    回到那栋灰暗的建筑前。门口的小餐馆已经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送盒饭的快递员，大概还是有医生和护士不满意伙食。
    但我没有看到抗美阿姨。医生说一个月前，我们去探望过抗美以后，她的情绪就极不稳定，现在必须隔离，什么人都不能见。
    那个医生，就是子夜时分带着护工出来追捕逃跑的精神病人的习位。
    他说，那个把自己想象成精神病医生的病人，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因为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公安局没有下达通缉令或协查通告之类的。好在那个人没什么家属，从小就父母双亡，否则家属们要被烦死了。不过，院长还是为此写了好几页检查。
    “逃跑的精神病人，跟抗美阿姨的关系好吗？”
    “他们几乎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事实上，抗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常管他叫学文。”
    “学文早就死了十多年了。”
    “我知道。”
    “医生，这么说来，抗美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都倾诉给了那个病友？而那个人，就在抗美的面前伪装成医生？”
    “嗯，他最喜欢给人做逻辑分析，除了假装给人看病，还经常给人分析各种疑问，许多秘密真的被他说准了——说实话，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或是推理小说家。”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排日本与欧美的推理小说。
    我问不到更多的答案了，也不想再去打扰抗美阿姨，更没告诉妈妈在内的任何人，关于我的第二次精神病院之行。
    返回市区的路上，我开车格外小心，以免再轧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车载音响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八交响曲》，缓慢碾过荒野泥泞的道路，也许还包括某些尸体残骸。
    我已经有了答案，或许也是我的妄想——抗美在精神病院的十年来，她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别人的错误，而所有的错误的起点，在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自己未能住在天潼路799弄59号——最要好的闺蜜家里，导致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别人冒领或藏匿或销毁。
    正好有个冒充医生的精神病人，被抗美误认作早已死去的儿子学文，便把一腔的愤懑都倾诉给他听。
    至于他的越狱，或者说飞越疯人院，并非是什么巧合，而是早有预谋的——事实上，这所精神病院的管理漏洞百出，只要他想逃跑，任何时间都可以，甚至大摇大摆装作医生从大门出去。但他之所以不愿意走，完全是为了把他当作儿子的抗美——因为他从小是个孤儿，在他眼里抗美就是最亲密的人，就像妈妈，亦同病相怜。
    他决定为抗美复仇。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三个老闺蜜又来探望病人，唯一出现在意料外的，是我。
    趁着探视的空当，他伪装成医生逃出精神病院，等候在门外的小餐馆里。如果按照原定计划，他或许会在我们出来以后，上前搭讪再说起抗美的病情，最终诱导我们陷入当年的往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狂风暴雨之中，前头道路必然中断，我们暂时无法离开。这倒给了他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当然风险也相应增加——精神病院随时会发现他不见了。
    于是，他吃了一碗葱油拌面，果然等到了我们。
    接下来，就是他酝酿了多年的报复，代替抗美的复仇——也可以说就是抗美本人的复仇，是她的儿子死后灵魂附体的复仇，对自己当年的情敌小东，对学文生前怨恨过的小青的妈妈。还有对于我和我妈，如果不是出于最原始的嫉妒与恶意，那么就是我妈深埋的某个秘密吧？
    心底想着想着，车子已开进市区。傍晚时分，我妈让我回家吃饭，我说等一等。我从延安路高架转南北高架，从北京东路匝道下来右拐，一路往东开去。
    到北京东路福建中路路口，车子停在旁边的科技京城前。眼前是座跨越苏州河的桥，小时候叫老闸桥，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总觉得这座桥好长好大，桥下的苏州河水面宽阔，河边泊着许多船只，不少竖起高高的桅杆。那时我最爱的，就是趴在桥栏杆上，看一艘拖船带着后面十几条船，一节节列车似的从桥洞下穿过。船上载着煤炭与沙石。发动机的轰鸣声，丝毫不觉得是噪音。船头雪白的浪花，煞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