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打一个电话！”我们来到南边最东头的，好像是唯一一个开着门的房间门前时，母亲双手撑着门框，几乎遮住了整个门洞，她身子向前倾，喘着声说；我拉着母亲的衣摆，贴着她的右胯，伸头在缝隙中往里看：
    房间不大，南墙放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蓝色土布床单，厚厚地蓝花土布被子叠放在床西头，床东头放一个长形的老式三八台，台上放着一个黑乎乎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孩子模样的年青人，略显紧张地从紧挨着三八台的老式椅子上站起来。也许我们的突然到来、母亲着急求援的模样都给了他一种未明的恐慌或压力吧。
    没等年青人开口或表示出让进的姿态，母亲就带着我跨进了与我们堂屋差不多大的房间；几乎同进，年青人甩掉了一切的疑虑，挺胸迎向母亲：
    “不能随便打电话！”话语很有力量。
    “我有急事！”母亲向前闯。
    “我们有纪律的！”年青人的口气坚决起来。
    “我说李通信员啊，我来打一个电话也不行吗？”母亲站住，提高嗓门，语气不重，带着点儿的不解和不满。
    “杨会计！您还是去和张文书说一声吧，不然我会受批评的。”
    “好好好！”母亲的语气有点不耐烦了：
    “我去说！我去说！”头一偏，身子一侧，我手还抓着母亲的衣襟角，随着母亲的侧身呼呼啦啦般地往旁边让。
    “张文书！”母亲愣一般地喊出声来时，我看见一个矮礅，国字脸的中年男子就站在门外，脸上绽开着刚开始露出的、平和的微笑。
    “打吧！打吧！”他微微地点着头，笑着说。说话的语气和稳重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官，至少比粮店的站长和我们学校的陈校长显得权威，可能还大得多吧？
    当我随母亲折转过身来时，李通信员急忙拖着椅子让到床边，脸上泛起的红润好象还在逐步地加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