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悄然消失在西山，林彪他们却没有放弃整垮他的企图。
    1967年2月14日，一个名叫晏章炎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说，1933年，贺龙曾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这是在歪曲历史，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1933年夏，由于蒋介石重兵“围剿”和“肃反”运动的自我摧残，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湘鄂边处境艰难。蒋介石看准时机，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到湘鄂边向贺龙游说。
    这个熊贡卿，贺龙是认识的。1926年，湖南督军赵恒惕在任命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的同时，让省参议员熊贡卿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次故人来访，游说劝降，贺龙毫不留情，将其逮捕。经中共湘鄂西分局批准，1934年l月23日，由贺龙主诗，在湖南龙山县灰岩塘进行了公审，立即枪决。贺龙在公审大会上说：
    “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干什么来了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好细。我们不可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碌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1934年3月17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这个晏章炎密报的就是这一件事。
    晏章炎又是何许人？他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的一个教员。他的老子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当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去湘鄂边，具体事宜皆由其父一手承办。熊贡卿被杀，其父亦受责备。晏章炎利欲熏心，看到林彪他们要打倒贺龙，便想借此附势，有所获益，于是，将他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一丁半点之事，编造了贺龙“乞降”的谣言，密报“中央文革”。
    林彪看见此信，真是如获至宝。他马上批转给了江青、康生请人，并派出心腹人员佯作“调查”。其实，这件事无须调查，因为，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北京郊区的中央档案馆里，拿出来一看便知。但是，他们却置历史档案于不顾，既不取物证，也不找人证，便将此事说成是贺龙“叛变投敌未遂”，并于7月12日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林彪此时心喜若狂。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十分严重，一定要立案审查。”参加所谓中央日常工作会议的，就是“中央文革”那帮人。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都在座。他们积极支持叶群的提议。到了9月13日，一个被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买其人头的元帅贺龙，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立案审查”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个专案组由康生、叶群亲自掌握。11月8日，康生、叶群主持讨论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康生对专案组的人说：“不要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要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请看，专案审查竟可以不要客观事实，而要服从于他们整垮别人的那种“倾向性”。在六七十年代，被扭曲了的中国，多的是这样的所谓“专案组’：、他们根据操纵者的意志，收集“材料”，网罗“证据”，合我者用，异我者弃，成为那个时代毛骨悚然的莫须有罪名的制造者。
    贺龙的专案组就是这样。他们不去查阅档案，却忙着从国民党的报刊上复印敌人诬蔑贺龙的消息和报导；他们不去作公正认真的调查，却派人会同各单位的“造反派”，将贺龙的亲友、部属乃至其子女非法关押起来，严刑逼供，强令他们按专案组的意愿提供“罪证”。这样，不知有多少贺龙的亲友、红二方面军和一二０师的老同志，在西南军区工作过的人，上至大将、上将、中将，下到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轻者被批斗，重者被关押刑讯，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成为当代中国一桩令人胆战心凉的大冤案。
    1968年，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拿到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就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写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信上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落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说得多么清楚。这个报告给诬陷贺龙“叛变投敌”之说是无情的否决。但是，专案组要按林彪、康生、江青的意图颠倒是非，竟不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把它隐匿起来，写了一份诬陷贺龙“投敌叛变未遂”的所谓调查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对于贺龙，专案组开始不闻不问，后来让他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写证明材料，到了1968年下半年，他们才加紧了对贺龙的“审查”。因为，Ic月份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他们必须就贺龙问题有个交待，阻止其重新出山。专案组计划了一个同贺龙“面对面的斗争”方案。但是，被康生、江青、陈伯达还有叶群参加的所谓“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了。他们害怕贺龙“脾气大，怕斗不过”，不跟贺龙面对面，改成“背靠背的斗争”，即由专案组提出问题，让贺龙书面回答。
    审查者害怕被审查者，你说，真理究竟在谁一边？
    9月18日，他们终于给贺龙送去了一份“要交待的问题”，其中有：“南昌起义你干了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读过本书上面各章的人，都会明白，这些所谓“问题”，完全是于虚乌有，是故意制造出来的。
    贺龙把这份东西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他说：“真是活见鬼！那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停了一会，似乎心情稍有所平静。他对薛明说：“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8、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想用毛主席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呀！”
    他愤怒，他痛苦，一连几天吸烟很多，不停地在室内踱着步。一个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被党所冤屈，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有时，他突然从踱步中坐下来，在笔记本上反反复复地写着两个大字：“冤枉！”
    但是，不回答问题是不行的，他们代表的是党组织。几天以后，贺龙坐了下来，针对林彪他们的造谣和诬蔑，对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就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不掩饰、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叙述，让薛明记录下来，作为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的反击。此时，他还想，我写的这些材料或许毛泽东能够看到。
    可惜，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想。
    他写的材料是通不过康生把持下的专案组的。他们看了贺龙写的历史回顾，十分害怕。这一点，从现存的贺龙专案组档案中看得非常清楚。这里，只要例举一下康生在专案组上进的有关贺龙问题的材料上的批示，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了。
    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1968年8月21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应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上送。他批示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1968年8月27日，专案组将贺龙写的有关材料作了摘要，并在上送报告上写道：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要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
    专案组的日子大概也不太好过．看起来，真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康生阅后，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日：“极不老实’”，“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看来，贺龙实事求是的不屈服态度，使他门很难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封锁，“不必传阅，以免干扰”。他们很怕毛泽东看到事情的真相。
    然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诬告。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他对贺龙不保了。
    从1968年6月3日起，林彪他们的手伸进了西山，周恩来也管不了了，于是，各种迫害接履而至。贺龙夫妇陷入了困境。
    “专案组”的人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不能被人发现，将整个居室蒙上了黑色窗帘，不许他们再拉开来，使他们整日见不到一缕阳光。
    床上的被褥、枕头不知为什么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只能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是盛不满的米饭，一格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者是老得似甘蔗皮的豆角。贺龙经常处于饥饿之中。薛明只得到允许他们活动的山边去挖些野菜，用饭盒煮煮给贺龙充饥。
    有一次，薛明看到山边长着一种形似豆角的野菜，高高兴兴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了回来。贺龙过来看了看，对薛明说：“这个不能吃，你白费劲了。”
    贺龙很懂得野菜。在长征途中，为了解决战士们的食粮，他曾带头尝过很多野菜。
    薛明拿着这把野菜自嘲地说：“唉，真是空欢喜一场。”
    水，也有了限制。“专案组”的人借口水源困难，弄水不方便，在大热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其他生活用水全靠老天下雨。只要一下雨，贺龙夫妇就忙着把大盆、小盆、茶杯、饭盒都拿出来去接雨水。整整四十五天只靠每天一小壶水生活。
    最残酷的是在医疗上大做手脚。
    贺龙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老人，离不开药物治疗。来西山以后，他们的医疗是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一名姓沈的医生负责的。这位青年医生很关心贺龙，经常来看望他们，还不时帮助他们下山去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贺龙夫妇很感激他。可是，到了1969年三月，姓沈的医生突然不见了，换来了另一名医生。后来，他们才弄明白，此人并非医生，而是一个根本不懂得糖尿病、高血压等内科疾病的神经科的男护士。据他自己说，是经过六次“政审”才挑选来的。此人一来，贺龙夫妇大遭其殃。
    大概是有什么人的授意，此人一来就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走了贺龙从家中带来的全部自备药品；在用药上，又借口药少，减少了一些常用的重要药品，这样，贺龙每天必需的降糖药便没有了保证。专案组还指示此人说：“尽量用现有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象对待好人那样。”
    一天，此人送来一些药，其胶囊皆已破裂，药末泄漏；胶囊上甚至还有黑色手印。薛明警惕性很高，非常生气地说：“这药我们不能吃。弄成这个样子，谁知里面装的是什么。”
    贺龙说：“把它退回去！要小心啊，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此人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不知什么药片。薛明发现了，提出了抗议和责问。
    此人无奈，解释说：“这是选错了。”
    贺龙生气地责问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是个医生呢！”
    此人白白眼说：“哼，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
    贺龙骂道：“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干什么的？”
    他怒气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此人无可奈何地走了。
    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一个蠢人，和他吵吵心里也痛快些。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面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
    贺龙说对了。这个人真的身负监视他们的责职。
    一天夜里，突然来人要贺龙夫妇从住在半山腰的平房里搬到山脚下的平房里去。这位“医生”就住在这里。贺龙夫妇搬下来以后，不论是在走廊里散步还是去上厕所，都要经过此人的房间。他们的一切都在此人的视线之内。
    薛明懂得了为什么要让他们搬下来的缘由，她指指房子周围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呢！我来找找。”
    贺龙阻止她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不能总让他们愚弄呀！其实，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就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无情折磨，使贺龙愈来愈清楚了林彪他们的险恶用心了。他对薛明说：
    “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啊！我不死，我要活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他用手杖敲着挂在墙上的一张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中的林彪，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授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好臣，这个奸臣就是你。”
    他转过身对着坐在那里补衣服的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上那一套，都是她搞的。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那老婆，也不是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揭发过她，她能饶得了你？”
    薛明听了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连了你。”
    贺龙摇着头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会妨碍他们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
    “九大”开完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贺龙戴着花镜，详细地看完了《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关于“九大”的报导、“九大”会上的报告，他沉默了好几天，只是抽烟，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一句。薛明望着他那怔怔的样子，心里着急。
    一天，贺龙用手杖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搭着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指着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多么憨厚的老帅呀！他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相信了林彪他们的诬告，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对他表过态了。元帅仍然相信他的“毛大帅”，这是在长期历史风浪中形成的，无可指责，况且，毛泽东后来还是真的纠正了他对贺龙问题的失误，只是，已经太晚了。
    贺龙虽然相信毛泽东会说句公道话，但是，他还是作了最坏的准备。
    一天，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啊！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的。”
    薛明说：“你不用耽心，我不会跟你分开。没有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贺龙从开着的屋门朝院子里望了望，一片乌云正笼罩在山头上，大概要下雨了。他说：“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你放心，我是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
    过了两天，薛明因为眼睛近视，被允许去医院配眼镜。等她从医院回来，十分惊奇地发现，屋里的地已经打扫过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窗口的竹科上，还晚看一件洗好了的衬衣。这是贺龙在告诉她，万一出现意外，把他们分开，他是可以独立生活的。
    薛明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贺龙又让薛明为他弄一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日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备用。薛明心想，我上哪里去给你弄这些东西呢？但她还是难过地点了点头。
    贺龙元帅作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在屋里走得好好的便会摔倒。请看那时“看守日志”上的几则记载：
    “5月2日4时20分，哨兵发现贺龙躺在屋门前地上，头朝西，脚朝东，拖鞋一只在台阶下二十厘米处，一只在近墙根处，人距离鞋一尺左右。十一时，贺龙又从坐椅上摔在地板上。”
    “5月10日零时45分，贺龙尿时摔倒，躺在地板上，头枕在沙发上。”
    从记载上看，5月上旬，他连续摔倒了七次。这样的连续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坏的征兆，可是，那个“医生”却视而不见。每次摔倒以后，他只是察看一下手、臂、头部等处，是否摔伤，不作其他任何检查。薛明多次要求他给贺龙检查血糖和尿糖，他却始终不予理睬。开始，他还把贺龙摔倒作为一个情况向他的上级报告，后来，便不当回事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案组也没有放过他，不断送信来让他写材料。据《看守日志》记载，贺龙连续摔倒后，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交待的提纲”；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此时的贺龙，薛明已不敢让他轻易在地下走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怎么给他们写材料？可是，他们根据康生“指示”，“要找漏洞”，那管你的病情？薛明急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有一次，贺龙起来解小便，又摔倒了。醒来之后，他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洪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滚，洪湖岸边，是啊么是家乡……”声音不大、唱得也不太难确，但它却震憾了贺龙的心。洪湖，在他的生命历程里有着特殊意义。在那里，他和国民党军队作过殊死的斗争；在那里，他和善良而穷困的人民同生死共甘苦；在那里，他和两次“左”倾路线作过艰难的斗争；在那里，埋葬着他的多少战友；在那里，他有欢乐，有痛苦，是他终生忘怀不了的地方。这只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被“革”掉了，禁止唱了，说是在为贺龙树碑立传。当初，他听到这种说法，曾轻蔑地嗤之以鼻。现在，在这种时候，能听到这只歌，真使他心似潮涌，百感交集。
    他喊道：“薛明，是谁在唱歌呀？”
    薛明掀开窗帘看了看，外面正下着雨，一个哨兵站在窗下避雨，嘴里哼着歌。便回答说：“一个哨兵。”
    “你问问他是哪里人。”
    薛明又掀开窗帘小声问站在窗外的战士说：“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湖北，……阳。”声音很小，又夹着雨声，薛明没能听清。
    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管。”
    薛明走过来，深情地望着他。她知道丈夫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就说：“好地方啊！”
    “是啊！”贺龙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谈起了他难以忘怀的洪湖，最后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他。”
    6月8日，听完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贺龙吐了，连续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
    薛明不懂医学，但她长期照顾丈夫，对他身患的糖尿病是知道一些的。她曾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也听保健医生详细讲述过注意事项，因此，她已感到可能出现了保健医生说过的，糖尿病的严重症状——酸中毒。她非常着急，跑去找那个“医生”，但是，此人外出了。中午十二时，“医生”回来，薛明马上跑去向他讲述了贺龙的病情。下午三时，这位“医生”才珊珊来迟。正好，贺龙又吐了。吐的都是胃液和黄绿色的胆汁。二小时后，血压下降，上腹剧烈疼痛。“医生”这才决定向他的上级报告。这个上级，不是医务部门，而是专案组。四个小时以后，专案组才派来两名医生。
    这时，距贺龙早晨呕吐发病，已过了十三个小时了！这不足无视人的生命吗？
    更令人生疑的是，派来的两名医生听了薛明的诉说，不作必须做的血糖、尿糖检查，反而极不正常地将贺龙的尿样派人送往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他们想干什么？原来，专案组在怀疑贺龙是“服毒自杀”。这种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的反科学的判断。毫无疑问会被科学所粉碎。他们这才确认贺龙是糖尿病酸中毒……
    可是，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挂起了两个瓶子，给贺龙大量输入高渗葡萄糖。
    内科学上说：糖尿病“基本病理生理为绝对或相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所引起的醣、脂肪及蛋白质等代谢紊乱。”对于糖尿病酸中毒的治疗，内科学上明确指出：“在治疗开始初数小时内应给予足量短效胰岛素，以便迅速控制高血醣和血酮。”
    然而，这两个医生却使用了相反的措施，这到底为什么？在一旁的薛明极为愤怒，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杀人。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贺龙的病情在输入葡萄糖后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急剧恶化了。这两个人害怕了，怕贺龙死在他们手中，承担责任，不得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此时，已经是9日凌晨零点四十分钟了。
    贺龙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看见两个医生出去了，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含着泪安慰他说：“他们不敢，你放心。”
    贺龙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一会儿，两个医生和警卫连长来了。他们宣布：立即送贺龙去三０一医院。
    贺龙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医生正色道：“你必须去。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元帅。他仰起睑，望着薛明，问道：“我去住院，你呢？”
    我们的元帅怎能离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伴侣呢？他离不开她呀！
    薛明大声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
    她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周围几个人。谁知，她看到的是一张张木然的脸、冷酷的脸。他们不肯同意一个病危者的亲人的最起码的要求。他们的人性哪里去了？
    薛明失望了。她含着泪对丈夫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
    她忘情地拉着贺龙已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也紧紧拉着她的手。他们这对患难夫妻此时此刻有多少诗要说啊！薛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握手，竟成了她与贺龙的最后诙别！
    贺龙被送进了三０一医院。原三０一医院院长斯莱在1974年9月23目承认，早在贺龙入院之前，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邱会作曾对他指示说：“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不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所以，他并没有事先把贺龙的病情通知病房，病房也没有针对糖尿病酸中毒做好抢救工作，当然也不会通知有经验的专家来作紧急处理，因此，当贺龙被抬来以后，病房只得匆匆忙忙临时组织抢救。
    8点55分，送到病房，10点25分才开始抢救，贻误了一小时三十分。到10点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了70/40，生命垂危。主治医生着急了。他向院方提出，必须组织有经验的专家来会诊和抢救。院方同意会诊，但却不让专家们直接接触病人，使他们知道患者是贺龙，要“背靠背”会诊，让他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X光片讨论”。
    看病而不准接触病人，这真是千古奇谈，这种古今医疗史上的“独创”，是中国医疗史上的耻辱！
    而且，不知为什么，到了13时3O分，也就是说，拖了两个小时以后，才对贺龙进行“背靠背”的会诊。参加会诊的只有心肾科、放射科、呼吸科的专家，却没有代谢科的内外专家。要知道，糖尿病酸中毒属于新陈代谢的疾病，他们这是干什么？
    “背靠背”的会诊之后一个半小时，我们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此时，时钟正指在15时零4分。一个令人落泪的时光。
    从贺龙被抬入三０一医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在这个过程中，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昏迷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有人听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
    薛明在西山等待着贺龙的归来。
    她是那么焦虑，那么痛苦，整日站在房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条无人的小路，翘首盼望着她那不幸丈夫的归来。然而，来的却是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此人告诉他，上级让她去“核实材料”。薛明纳闷了，到哪里去核实材料？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带着满肚疑惑、无可奈何地跟着那个一言不发的参谋来到了医院。
    贺龙的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陆续得到了同样的通知。这些孩子如堕五里雾中，有什么材料要他们去核实？一路上，他们一个个满腹疑狐不解。
    到了医院，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他们到了第十四病室。他们看到了贺龙的遗体、一张倔犟坚毅的脸上，留着去世前的愤怨，伤心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不敢大声哭喊，以抒发内心的悲哀和愤懑。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妻子、儿女只能在受伤的心灵里流淌着无尽的泪水。这不是泪水，这是血啊！
    薛明在《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叙述了这悲惨的一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贡迎面
    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
    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
    了？明明六小时以前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
    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
    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
    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
    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大洋买他的
    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
    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
    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
    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
    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
    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
    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
    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
    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
    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我还在想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
    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
    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
    只有一条床单盖着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
    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
    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
    敌人？眼角里眼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
    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迸
    发过多少琅琅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在
    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
    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穿上。我多想
    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后上的胡敦，把那
    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
    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直到1978年，薛明将自己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送给邓颖超看的时候，她才知道，能见到贺龙的遗体还多亏了周恩来。那天，在李井泉家里，邓颖超拿着这份材料，对薛明、贺鹏飞和在座的李井泉、谭震林、叶飞说：“如果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周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０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和遗体告别以后，他们又分别被送走了。遗体问时火化，火化后放在何处，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无权过问，一切都要由“专案组”来处理。直到贺龙平反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贺龙的骨灰放在何处，怎么找也找不到，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八宝山火葬场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连贺龙的名字也没有，只有一个专案组给取的化名——王玉。堂堂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死了之后，竟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权写在骨灰盒上，公理何在？难道这不是一桩千古奇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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